出差，很多时候是件苦事--不仅有"任务在身"的折磨，而且舟车劳顿亦让人心烦。幸好，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开放，可以稍稍缓解一些奔波的苦处。据说，二十年前，普通人要坐飞机出行的话，须有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介绍信才行。相形之下，如今外出办事则要方便得多、舒服得多。

　　我出差的机会不多，留下印象的更少，多半事情办完，便少有留恋或回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这要归罪于一些地方"长"得太像，城市新则新矣，但千篇一律，实在难以勾起人的兴趣。所以，在我的经验中，碰到有意思的人，往往是出差当中最有意思的事儿。

　　一般来说，诗人身上总须笼罩一点浪漫的气息，方符合人们对于他们的想象。可当你跟他们呆上一段时间后，你会知道原先的想象是多大的误解。2007年6月，查干湖之行，是我第一次遇到那么多诗人。

　　查干湖位于吉林省前郭县境内，去那边是因为诗刊杂志社举办了一届诗歌大赛，要在那里颁奖。在车站候车时，见到大赛评委谢冕先生和《诗刊》主编叶延滨先生。谢先生头发稀疏花白，身体微微发福，可精神矍铄，风趣幽默。虽不时以"老头"自嘲，但到行走腾挪之际，他又不服老，自己力所能及，绝不让旁人代劳。叶先生身材高大，文质彬彬，爱逗乐，时常灵光一闪，便有笑话出来，尤其与"谢老头"互相揶揄，一唱一和，当真令旅途趣味倍增。

　　特等奖的获得者是一位贵州人，姓徐，四十来岁，瘦瘦的，矮矮的，说话透着乡音露着笑容，亲切而又可爱。不过，在说到家乡的不平事时，他会变成一个激进的"愤青"，语带讥讽，骂人不留情面。他原在煤矿上做技术员，单位让他作假，他不肯就范，于是到办公室做起舞文弄墨的工作。另有一位获奖诗人，号称"中原马车"，寸头圆脸，看上去有些放浪形骸，酒量很好，喜称兄道弟，隐隐有江湖之气。还有一位年轻诗人，姓耿，胖乎乎的，为人和气热情，有主见，也很健谈。对于诗歌，他的梦似乎已经残破，时而伤感哀叹，时而愤世嫉俗。但他也有很好的生活态度--平时上班，要穿过大半个北京城，他倒是一笑了之。

　　与诗人同行，不觉得离"诗"近了，而是离"人"近了。看着他们的人，捧着他们的诗，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还有一次"大面积"接触"文人"的机会是去洛阳，参加那里举办的一个辞赋创作论坛。与会者除了一些大学教授和学者之外，大多是辞赋写作的爱好者，他们之中有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等，职业之多样，实在出人意料。人员既多且杂，而组织者又无恰当的统筹安排，于是发言讨论不免自说自话，漫无边际，甚至自吹自擂，徒逞口舌之能。比如，有的人称自己的作品如何如何了得，被许多地方刻石为碑，矗立于风景胜地。此言一出，有人便不甘示弱，夸耀自己的一支生花妙笔如何惊动政界，得到非同一般的赏识和抬举。有了这些"较劲"，会议常常偏了主题，显出几分滑稽可笑的色彩来。

　　这些乐于操弄诗词歌赋的文学爱好者，热情有余，但理性不足。他们似乎喜欢沉溺在自己的圈子里，自我膨胀，自我标榜；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好像为自己的无名感到沮丧，极需要别人的认可和褒扬。如果外界无动于衷，他们会在一些"形式"上做夸张的标识（比如在名片上列出一排排不伦不类的头衔），又或者拉虎皮做大旗，以跟名人搭上关系为荣。当你在一次会议中碰到太多这样的人，你会觉得那真像一出讽刺剧。

　　出差多半平淡。那些可爱的或可笑的人，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我遇到了，所以拉杂记之。

　　（作者为光明日报评论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