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所读的新旧书中,有两本引起了我更多的思考。

　　一本是我国已故著名史学家阎宗临（1904－1978）的《欧洲文化史论》。阎宗临1925年赴法留学，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赴难，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解放后复任山西大学教授。他在国学、西学两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堪称中西会通，许多学术作品至今仍然是第一流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欧洲文化史论》，于史实中现深刻思想，而又不乏文笔优美。例如他的《近代欧洲思想之悲剧》，可谓字字珠玑，充满了对人性的关照。在对欧洲历史和现实做了充分了解和思考后，即饶宗颐所言的"知彼"后，对欧洲的思想和文化做了如下简要的说明："（一）近代欧洲的几种思想，为人憧憬，它给人带来许多福利，亦带来许多痛苦，两相比较，恐怕苦痛超过福利。（二）我们想说明欧洲思想的错误，在失掉'人'的正确的观念，从此演化出另一个错误，即价值颠倒，人为物役，心为形役。（三）从国家的立场上，我们非常需要机械文明，但它不能替代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次抗战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这些论述无疑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对科技与文化关系的看法。

　　另一本书是胡绳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读此书的缘由是今年参加的两次青年哲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李景源研究员的讲话。他在勉励青年学者关注社会现实、踏实做学问时均提到胡绳的学问人生，希望大家看看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这本书。于是我特意从报社图书馆借了，仔细看了里面收的每一篇文章，感到获益匪浅。

　　联想起李伯重教授在2007年第12期《书摘》上撰文《谈谈读外国书》，其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国学术著作的质量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学术垃圾充斥，读书就成了一件冒险之事，不免戒心重重，生怕有被害命之感。

　　学术著作被称为垃圾，不能不说是学者的悲哀、学术的悲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实践和问题，它们催生着思想的变革和学术的创新。问题既是思想的源泉，也是创新的动力。当全球化和现代化带给我们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时，如生存困境、文明冲突、道德滑坡，我们只能在全球化的转向和现代化的征程中求解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我想，现在一些学术著作之所以被称为垃圾，缺乏的可能就是对现实的中国和现实中国人的关照与问题的思考、解答。借用丹尼尔·贝尔所言："关于美国的许多社会理论之所以是不适当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来自欧洲社会学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观念不加批判地应用于极其不同的美国生活经验的缘故。"

　　我们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当代中国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使之能深刻地反映并把握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变革，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正如《2006--2007社会科学蓝皮书》所言："深刻把握现实中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并以中国的方式来表达，进而通过中国的伟大复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才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该站立的高度。"

　　于是不由得又想起了胡绳。胡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自己的学问深深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上，20世纪90年代特意写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再评价》等文章，鞭辟入里、深刻透彻，澄清了一些人的迷惑。尤其是他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责任感，值得我们每一位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学习。胡绳八十自寿时曾说自己"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并且在一首诗中说 "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今天的学者应该具有这种敢于探索、勇于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疑难问题的求真精神，如此才能"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

　　（作者为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