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冬元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日出生，１９６６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８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５年在新疆日报党委办公室任秘书；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报刊处干事；１９７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５年任光明日报新疆记者站副站长；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任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副站长、光明日报上海办事处主任；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１年３月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上海新闻学会副会长。２００１年３月退休。在新疆工作期间，写了不少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新闻报道以及介绍新疆风土人情、资源的文章，在当地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曾被评为光明日报社先进工作者、首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在边疆近１０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到过牧区，草原、戈壁、沙漠，却一直没有机会去帕米尔高原。我不想给自己留下终生的遗憾，１９８４年夏，也就是在调离新疆之前，同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坤，一起到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采访了一个月。在边疆民族地区当一名记者的艰辛和乐趣，也许在这次帕米尔之行中可见一斑了。

　　７月上旬，我们到达祖国最西部的边城——喀什市。一家部队医院为我们作了体检，确认我们符合上山条件后，我们便驱车沿着被塔吉克群众称为“登天之路”的喀（什）塔（什库尔干）公路，向帕米尔高原进发。据说，这条长达２９０多公里的公路，就是沿着当年西去的“丝绸之路”修筑的。

　　当汽车快到公路的最高峰——海拔４０００米的苏巴什大坂时，我感到头晕、气短、恶心。汽车也随之出现“高山反应”，温度表上明明标着水温不到８０度，可水箱已经沸腾了，尽管汽车大声哼哧着，可也只能缓缓爬行，盘旋了两大圈才翻过这座大坂。

　　在新疆采访，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气候多变，交通不便。“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新疆大陆气候的特点。记得一年夏天，我乘车翻越天山，上山时，我穿着短袖衬衣，随着高度的增加，添上了夹衣、毛衣，到汽车攀登上最高峰的胜利大坂时，四周银峰连绵，天空飘下鹅毛大雪。我不得不把皮大衣着上。仅仅二三个小时，就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新疆地广人稀，早晨出去，第二餐饭在那里用，就很难说了。偶而在路边遇上一些个体饭摊，算是最大的幸运。

　　下午，我们到达了海拔３５００米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所在地，在一个解放军团部落了脚。我们顾不上休息，就到县委拜访了县领导。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是当地干部，我马上意识到，采访中遇到另一个困难：语言不通。对维吾尔语，连听带猜，有时还可解个大概；对塔吉克语则一窍不通。我们把这次来帕米尔的想法，向他们作了汇报，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派一个水平较高的翻译，有些地方最好请县领导陪同。他们欣然同意。

　　第二天，我们到一个在戈壁上建立起来的县牧林场采访。阿不都力米提县长带着一个年轻的汉族翻译陪同我们前往。

　　纯朴好客的塔吉克牧民，听说有记者来采访可高兴了，又是宰羊，又是烤馕（当地群众的主食）。牧林场领导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可是经过翻译的口，我们只听到干巴巴的几条：“这里原来寸草不长，生活很苦，现在种树种草，群众生活就改善了，”“大家都拥护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显然。这些经过“浓缩”、“过滤”过的话，是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只得厚着脸皮对阿副县长说：“请您帮助翻译一下怎么样？”我知道，新疆县一级干部都经过专门培训，一般都会讲汉话。阿副县长很爽快，当了我们的翻译。他把这个牧林场怎样从植树种草着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经历，详细地给我们作了介绍，还领着我们到现场参观。我觉得，在戈壁上植树种草，发展牧业，对于类似地区有推广意义，写就了“一个有远见的措施”，介绍这个县牧林场利用洪水植树种草的经验。

　　在民族地区采访。懂得各种民族语言固然好，但事实上不大可能做到，所以“捕捉”一个好翻译，是采访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抓住边疆特点、民族特点，是搞好边疆地区宣传报道工作的重要一环。那么这个人口仅２万多、面积却达２．５万平方公里的塔吉克自治县的特点是什么呢？写一些风土人情的游记、散文之类，那可以说一时也写不完。这里有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有号称“冰山之仑”的慕士塔格峰，周围还有几十座五六千米高的经年积雪的高山，真是冰川高悬，银峰峦嶂，陡峻奇拔，仪态万千。当地人民为每一座山峰都编织了美丽的神话。

　　我想，抓民族、边疆特点，还必须要有时代特征，这样才能有新意。我们迈开双脚，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听取他们的介绍，终于发现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

　　一件是从来不经商的塔吉克人，开始经商了。塔吉克群众鄙视商人，这是因为过去他们受过英帝国主义的敲榨勒索。牧民用一只羊才能换上一小盒火柴、一张羊皮只能换１００克茶叶。所以在塔吉克族人民心目中，商人没有一个是好的。１９５８年，县里想发展一下商业，搞了一个“巴扎”（贸易市场），不到一个月就散了伙。县工商局的同志介绍说，陌生人要向牧民买一只羊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如果你作为客人进了他们家，那么他们却会心甘情愿地为你宰羊，送上一碗清香的奶茶。

　　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变了，县城里出现了塔吉克族的个体户，虽然才２０多户，但不能不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一些好心的塔吉克族老人开始很不理解，悄悄地对这些个体户说：“小伙子，生活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何必干这玩意？”

　　另一件事是塔吉克县的监狱，大部分时间是空的。那天我们去参观了一下监狱。监狱很简陋，仅一间牢房，墙上黑乎乎的，尘土很厚，墙角上挂满了蜘蛛网，里面关押着一个犯人，据说经济上有些问题。县监狱只有３个人：监狱长、看守和炊事员。这个犯人也够“阔气”的，有３个人“侍候”他。

　　县公安局的同志告诉说，这里犯人少，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塔吉克族本身比较纯朴、忠厚、老实，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诱发犯罪的因素减少了。

　　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既有民族特点，也有时代气息，说明了三中全会精神已深入到边疆，改革之风吹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立即进行深入采访，写成的稿件很快被采用。

　　那几年在边疆地区采访，我有这样的体会，作为中央新闻单位驻地方的记者，一定要有一个全局的观念，就象站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样，高瞻才能远瞩。我采写的一些边疆地区的稿件，比如新疆荒地资源考察，有关罗布泊的考察，维吾尔农民踊跃赶“科技集市”等，既有边疆民族特色，同时也反映了这些有待开发地区的丰富资源，而这些稿件，只能在边疆才能写得出，这就是我在边疆采访的“优势”，其他地区恐怕很难相比的，所以我采写的这方面的稿件，大部分刊登在比较显著的位置。

　　我们的住所，地处海拔３７００米，高山反应把我们折腾得整天昏昏沉沉。但我们坚持白天采访，晚上在烛光下写稿。经过半个月的生活，对高原生活稍为适应了，就决定去海拔５０００米的中巴边境——红其拉甫哨卡。汽车在雪峰间行驶了将近５个小时，我们到了红其拉甫导航站，这是我国西部最高的导航站，海拔４０００米，这里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交界，地形、气候十分复杂，而通往巴基斯坦的“空中走廊”只有６０公里宽，这对于超音速喷气客机来说，稍不注意，就会偏离航向，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帕米尔高源上的红其拉甫导航站，就担负着这条通往西非、欧洲的“空中丝绸之路”的导航任务。２０多年来，导航站的解放军指战员忠于职守，始终让帕米尔高原上空的导航灯长明，准确无误地为几万架次飞机安全导航，保证了这条“空中丝绸之路”的畅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路经帕米尔上空时，都给导航站发来了慰问电。

　　为此，我们的战士付出了多少代价呢？导航站的负责同志向我们作了介绍，长年的高原生活，使大部分指战员不同程度地患有高原病：慢性胃炎、神经衰弱、记忆衰退、指甲凹陷出血等。但他们从不叫苦，从不叫累，默默无闻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们被指战员金子般的心感染了，写了“空中丝绸之路的明灯”，赞扬了他们的崇高精神。

　　一个月的帕米尔之行，我们采写了２０多篇报道。且不说报道的质量如何，但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所到之处，大多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是记者第一次涉足的。能为常年在那里生活、工作的群众、战士献上一块“豆腐干”，乃至在一篇本来不长的报道中点上一笔，让他们在报纸的一角也亮一亮相，使广大读者了解他们，这对于我这个多年在边疆工作的记者来说，是最大的欣慰了。

一颗闪光的铺路石（节选）

——记共产党员彭加木为新疆科研事业献身的精神

　　３辆汽车就象３艘汽艇，劈开层层沙浪，在戈壁上急速前进。

　　在最前面一辆北京牌越野汽车上，坐着一位５０开外的人。他身穿深蓝色劳动布工作服，双手紧握着扶杆。宽阔的前额下面。一双深邃有神的眼睛凝视着前方。

　　他就是热心边疆科学事业的著名植物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他率领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第一次来到罗布泊，进行多学科考察。时间是１９８０年５月上旬。

　　２０年来，彭加木梦寐以求考察罗布泊，但过去先是被恶性肿瘤缠着，后来又遇到了１０年内乱，这个夙愿未曾实现，而今天终于变成了现实。

　　考察工作的第一仗是纵穿罗布泊。

　　罗布泊中午的气温高达摄氏４８度，为了加快前进的速度，考察队利用晚上行车。辽阔的戈壁，在夜幕降临以后，只能看到车灯开辟的有限空间。彭加木在前面的车上，用手电筒照着地图和罗盘，领着车队前进。

　　第３天晚上，汽车在罗布泊里行走了７５公里以后开始剧烈地颠簸起来，停车一看，锋利的盐峭把轮胎刻划得伤痕斑斑，车下的拉杆也碰坏了。汽车被盐峭组成的“刀丛”包围了。当晚，他们只好在湖底宿营。

　　清晨，考察队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分两个组步行到南面和西面去探路，如盐峭不多，就闯过去。他们约定：各自向前走一个半小时，就原路返回；沿路每５０米插一条红绸作为标记。

　　上午九点半，彭加木同一个队员向西出发了。他们绕过耸立的一座座盐峭，在坷坎不平的盐碱地上走着。

　　整整走了一个半小时，前面还是一片灰茫茫石林般的盐峭地。回来的路上，彭加木的一只脚扭伤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一步接着一步，终于在下午一点多钟，回到了原地。往南的同志在一小时前就回来了，那里的情况同西部差不多，到处都是无涯的盐峭。这样，继续前进是不行了。傍晚，他们返回宿营地。

　　经过休整、总结，５月底，彭加木又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绕过盐峭地带，取得了大量盐壳和盐晶体样品，终于顺利地纵贯了干涸的罗布泊湖底，把一根写着“科８０——００１”红绸带标杆插在那里。

　　彭加木在写给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的信中说：“这次胜利穿越盐壳地带，自北向南纵贯湖底，沿西南古河道，安全来到米兰（农场），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地带也有所了解，初步揭开了罗布泊神秘的面纱，敲开了罗布泊考察的大门，为以后工作打下了基础。”

　　５月下旬，考察队在连绵迭嶂的沙丘群山中辗转了８天，打开了从吐鲁番到罗布泊地区的通道。

　　如果说纵贯罗布泊是“上刀山”的话，那么吐鲁番之行称得上是“下火海”了。

　　这里气温高达摄氏５０度。火焰山上赭石砂赤，云烟缭绕，整个盆地象一座烈焰腾腾的大铁笼。

　　考察队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高昌故城，准备返回大本营时，发现彭加木坐在卡车上。

　　这次考察共来了８人，小车和卡车驾驶室里只能坐７个人，还有一人必须坐在敝篷的卡车上。

　　大家请彭加木下来，他执意不肯，说；“总得有人坐在上面嘛！”

　　汽车启动了。晒得冒油的路面，粘得汽车轮子吱吱作响。坐在小车里的队员们感到迎面扑来的热风，简直象一团团火，吹得皮肤火燎燎地发痛。处在热浪的包围之中的彭加木，安然地坐在敝篷车上。

　　汽车在奔驰，队员们实在不忍心，提出彭加木不下来就不走，彭加木才从敞篷车上下来。

　　汽车在崎岖的山丘沙地上行走了３天。当汽车翻越一个山丘时，在一座高耸的铁塔下，发现了一支地质队。地质队的同志热情地接他们进帐篷休息，为他们准备了水和午饭。

　　经过长途跋涉，队员们精疲力尽，迫切需要休息。可是，在这不大的帐篷里，只有１０张床位：３个地质队员加８个考察队员，又得有一人不能在帐篷里休息。彭加木说：“我不习惯中午休息，我到外面守车。你们快休息。”说罢，独自走出了帐篷。

　　到了第５天黄昏，汽车陷进了沼泽地，无法再前进了。队员们埋锅做饭，草草吃完晚饭，连帐篷也不搭，就躺下休息了。

　　戈壁的夜空，万籁俱静。繁星闪烁着光芒。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一阵阵“嗡嗡”的蚊子叫声，把彭加木吵醒。他坐了起来，见到老沈在捡芦苇、红柳枝条，彭加木同他一起干了起来。他们在营地东北角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浓烟缭绕，蚊子被熏走了。队员们安静地睡着了。

　　翌日清晨，考察队员起来，见到烧过火的痕迹，感动地说：“彭先生心中有团火，专为别人散发光和热。”

　　６月１６日下午，彭加木率领的科学考察队到达库木库都克（维吾尔语，沙井的意思）以西８公里处，这时汽油和水只能维持两天了，按照考察计划，还有４１００公里路程。

　　怎么办呢？经过讨论，决定就地找水。当天下午没有找到。晚上，他们开会决定，向当地驻军发电求援，并决定第二天继续找水。彭加木亲自起草了电报稿：“……我们缺油和水，请求紧急援油、水各５００公斤。现有的水只能维持至１８日。

　　拟完电稿，彭加木又仔细看了一遍，交给了发报人员。他沉思了一会说：“明天再去找一下水。用直升飞机运水，真比油还贵。彭加木指望能就地解决水的问题。根据地名所示和他的判断，这个地区应该是有水井的。

　　１７日上午９时，部队回电，同意援助物资，并要求提供营地座标。这样，队员们有的回帐篷休息，有的在看书。

　　彭加木在帐篷外徘徊，他考虑到飞机运送一次物资要上万元。一公斤水要２０—３０元，而且数量有限，他希望能自力更生解决用水，以减轻部队运水的负担，为国家节约经费，并为以后到这里的考察提供便利条件。

　　下午一点，司机王万轩到小车拿衣服，在车座的一本地图集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我向东面去找水井。彭６月１７日１０点３０分”

　　彭加木为了就地解决用水问题，不顾疲劳，冒着摄氏５０多度的高温，毅然一人出外找水去了。

　　这下可把大家急坏了。他们乘车四处寻找。

　　罗布泊的夏天，晚上１０点以后夜幕才渐渐降临。可是，今天为什么黑得这么早？

　　考察队员在沙丘上点起一堆篝火。足有一米多高的火舌在不停地跳动。人们急切地希望彭加木见到火光，辩明方向，赶快回来。

　　３辆汽车爬上山坡，向不同方向打开车灯，６条灯柱一直通向黑暗的深处，为彭加木回来照亮道路。

　　每隔一小时，一颗信号弹飞上夜空，划出一道红色的弧线。它在告诉彭加木宿营地的方向。

　　整整一个晚上，考察队员都没有合眼，仍不见彭加木回来。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新疆党政军部门迅速采取了寻找措施，终因那里地形太复杂，一直没有发现我国这位优秀科学家的下落。

　　对于彭加木一人外出找水的行动，许多熟悉他的人，是能够理解的。为了边疆的科学事业，他早已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了。

　　那是５月２日傍晚，彭加木赴罗布泊前夕。新疆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维琪轻轻推门进来，向彭加木告别：“彭先生，明天不送您了，请您对植物病毒研究工作再说些意见吧！”

　　“许多实验，你们已能做了，工作不要等我。”彭加木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这次考察很艰苦，骆驼在那里也会渴死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是的，从１９５６年起，彭加木先后１５次来新疆，走遍天山南北为边疆的科学事业“铺路”，总是没日没夜、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同大家一起，筹建了新疆第一所化学研究所。他毫无保留地向科研人员讲授植物病毒研究的经验。短短３年时间，这个研究所在研究小麦、玉米、哈密瓜病毒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有两项获得了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奖励。

　　彭加木生前说过：“我要象铁道兵专为别人筑路、建筑工人专为别人造房子那样，在科学研究中做一颗铺路石子，让同志们踏在我的背上走过，迅速攀登科学的顶峰。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幸福。”

　　作为一颗“铺路石”，彭加木把自己全部的光和热，都献给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事业。

　　彭加木的“铺路石”精神，永放光芒。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１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