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电一　辽宁省新民市人，高级记者。自幼喜欢写作，在当记者之前就在多种报刊上发表过各类作品。在光明日报社招聘记者的考试中考取第一名后，调入宁夏记者站。２３年来，采访的足迹遍及全国近２０个省市自治区，近年来，参加了中宣部组织的４次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和三次重大典型报道。已发表各类作品３０００多篇、３００多万字，已出书4本。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铺张？》、《该控制一下“行会”、“片会”了！》、《“中枢”在变革——国务院精简机构和转变职能纪事》、《没有苗圃的园丁》、《曹氏兄弟的大学梦能圆吗？》、《“塞上红烛”无悔人生》、《“马铃薯博士”的马铃薯“情结”》等。作品获奖百余项，个人获奖３０多项。曾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报刊之星”、宁夏先进工作者（劳模）、宁夏首届名记者、“宁夏十佳记者”（连续三届）、宁夏优秀新闻工作者（连续四次）、２０００年获得“地球奖”和由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２００８年当选为宁夏政协委员。光明日报社、宁夏记协、宁夏新闻学会等单位先后三次举办庄电一新闻作品研讨会。

　　提起笔来，感慨万千。在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工作２３年的经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曾经有过的激动、欣喜、烦恼、愤怒、焦虑、尴尬、忧愁，是那样铭心刻骨，但如今都已成为往事，我的心情也归于平静。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定风波》中的两句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基本可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前些天，偶然翻看１９８９年出版的、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光明日报四十年》，看见那书上列出的１９８８年以前在光明日报各地记者站工作过的人员名单，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岗位：或退休，或高就，或转行，或回社，或出国，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仍然留在记者站的，仅剩下七八个人了，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西部地区驻站、且一直“没挪窝”的，只有我一人。

　　２０年世事沧桑，２０年人生变迁！令人生出无限感慨。

　　毫无疑问，成为光明日报记者，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动选择。这次选择，竟成了我的终身选择！所以，虽然过去了２０多年，但当年的往事还记忆犹新。

　　１９８４年，我在银川一所师范学校已经当了几年教师了。教学相长的工作，让我十分喜欢；学生背后的评价，让我自豪陶醉；业余写作的收获，让我其乐融融。我几乎是“毫无去意”了。如果没有光明日报社的招考启事和同事们的一再鼓动，我可能就要当一辈子“教书匠”了。不过，我那时心里有个理想，就是想当一名专业作家，但我不敢有那样高的奢望，只想当一个广种薄收的“业余作者”。所以，我从没有向人透露过我的“远大理想”。

　　只要一名记者，竟有百余人报名应考！我当时面对的，是一次竞争激烈的招聘考试。“光明日报记者”，这个“头衔”最终会落在谁的头上？社会各界都很关注。而我，哪有“力拔头筹”的实力啊？当我拿着准考证走进考场，看见一个个精明、帅气、相貌不俗的参考者时，不禁哑然失笑了：随便答答题，就算了。因为这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次转瞬即忘的人生经历，我哪里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考一考也好，我并没有因此失去什么。当然，我是偷偷报名、悄悄考试的，我还不敢让学校知道我有“异心”。如果事先请示，学校根本就不会让我考。现在好了，考不上也没有人知道。虽然我对以写作为职业的生活充满向往，但教学生涯同样让我眷恋。站讲台讲课，在我看来，非但不是苦差事，反而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从没有厌倦过。

　　孰料，就是这一天半的笔试，竟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我１９７７参加的、十年动乱后的首次高考。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次，我竟考出了总分第一的成绩。三门课，我的总分超过了２４０分，比第二名竟高出了几十分。主办者挑选出前三名供报社选择，报社从中确定了我。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这头敲定了，那头却遇到了麻烦。“爱才心切”的老校长，坚决不同意放人。老站长王广华委托人出面去做工作，无功而返。就是光明日报社向宁夏党委宣传部发函、多位领导签字、多位负责人为我的调动亲自出面协调，也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还是人事部门下了调令，才结束了这次堪称“马拉松”的调动。从１９８４年年底参加考试，直到１９８５年７月我才迈出学校大门。不料，办好了手续，老校长又提出“无理要求”：让我抽空再带一学期的课，老站长王广华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所面对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我即使百分之百地投入也未必就能胜任工作。况且，报社也不会同意。

　　果然，我很快就知道了：光明日报记者，确实不是那么好当的、更不是谁都能当好的；在宁夏当记者，不利因素较多，更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虽然我不是宁夏人，但我对宁夏很有感情，宁夏也真是个好地方。因此，我不愿说宁夏的坏话，更不愿听别人说宁夏的坏话。当然，在宁夏当记者，有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困难，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我是１９８５年８月正式到记者站上班的，但直到第二年到北京开会时才见到报社的大门。刚到记者站，老站长王广华就出差去了新疆。这也不熟悉，那也不摸门！我远离编辑部，一个人在记者站，像一只无头的苍蝇东奔西撞，忙忙碌碌。我热情很高，干劲十足，什么活动都想参加，什么稿件都想写。结果，发回报社的稿件大都是泥牛入海。年末一盘点，５个月共发稿１２篇，其中有两篇还是与王广华合写的。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几篇稿，也是乏善可陈。这样的“战绩”，令我感到失望，也让我丧失信心：我，是当记者的“料”吗？新闻工作，是我的最佳选择吗？虽然报社没有批评过我一句，但我自己却在反问自己：我该不该避位让贤？我还有资格占据这个重要的岗位吗？可是，临阵脱逃，缴械投降，又不是我的品格。重操旧业，轻车熟路，我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精神压力了。但那样岂不是公开宣告自己是个没有战斗力的弱者吗？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岂能当缩头乌龟？我就不信：别人能做到的，我就做不到？抱怨现实，不解决任何问题；羡慕他人，徒增无限烦恼；盲目蛮干，只能是无效劳动！在冷静分析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我为自己拟定了新的工作思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自己最拿手的！我不能跟风、不能模仿、不能比拼，我只能抓别的地区、别的记者不抓的、不屑于抓的、抓不到的、抓不了的、搞不透的东西！

　　思路一变天地宽！１９８６年，我就打了个翻身仗，以后每年都有一点小小的进步。对我工作的肯定，也因此逐步“升级”：先是记者部副主任张慕勋在１９８６年年底写信给我：“部里对你的工作很满意。看来，抓本地特点，抓问题报道的路子是对的。”第二年年初，《光明日报通讯》编辑葛增福就向我约稿，请我介绍工作经验了。我应邀撰写的那篇工作体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曾引起广泛关注，我也因此走上大学的讲台。到了１９９２年４月，报社竟然为我这样一个资历很浅、能力很低且常驻落后地区的小记者，举行了个人作品研讨会。说我“走出了一条扎扎实实的路、成功的路。”又过了几年，我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和“报刊之星”。再后来，宁夏有关部门又为我两次举办个人作品研讨会。１９９９年修订的高等院校新闻专业教材《新闻采访学》中，对我的工作又有五六百字的评述。２００７年，经过层层推荐，我竟成为宁夏的３５位“十七大党代表”候选人之一。虽然最终在差额选举中被“差”掉了，但还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意外的收获了。

　　２３年！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东西不少，有点“色彩”的稿件也可以点出几篇。限于篇幅，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从顶上“光明日报记者”这个“头衔”起，我好像就没有轻松过。我的生活，几乎被寻找线索、筛选素材、深入采访、谋篇构思、精心写作、反复修改稿件所填满。“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起好一个标题、拟好一句导语、推敲一个提法，我常常把自己搞得坐卧不宁。即使闲逛、闲谈，我也注意发现新闻线索；即使休闲、旅行，我也常想写作问题。为了这份神圣的工作，我不好烟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也放弃了许多个人爱好。有人发出疑问：何必那么投入？我说：因为我喜爱这份工作，尝到了其中的乐趣；有人表示不解：如此投入是否必要？我道：不如此投入，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常听人说，记者苦，记者苦不堪言；记者累，记者累得没有人希望子承父业。诚如人言：采访苦，写作苦，“然则何时而乐耶？”我言：乐在其中！苦与乐，从来就难分难解，相伴而生，相互转化。吃够了苦之后，就可以尝到甜了。当千辛万苦写出来的稿件激起社会反响的时候，当深思熟虑的问题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时候，当一篇篇稿件被广泛转载、引起热烈的议论的时候，当读者从我的稿件中获得新知识和有价值的信息的时候，当一个个身处困境的弱者借助我的报道改变了命运的时候，当正义通过我手中的笔得以伸张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为此吃过的任何苦都不值一提。吃到了苦，也尝到了甜，人生才变得丰富多彩，这也是我矢志不渝的原因之一。

　　当我有了一点“资本”之后，很多人都对我仍留在记者的岗位上、仍留在宁夏表示不解。是的，不论是离开宁夏，还是脱离记者岗位，我都曾有过多次机会。各种诱惑，也多次向我招手，然而，我却“不可救药”地“固步自封”。依然留在这个在有的人看起来十分清苦的地区、没有“发展前途”的岗位。

　　没有当成作家，没有谋到高位，没有变成富翁，没有骄人业绩……人生遗憾的事不少，但我始终没有为２３年前的选择而遗憾过、没有为失去许多良机而后悔过。因为人生总会有得有失，就看自己看重的是什么“得”，看轻的是什么“失”。

　　我不敢说：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光明日报，因为光明日报没有我，照样“光明”，照样光芒四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只能说，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是伴随光明日报度过的，在光明日报近６０年的办报历史中，有２０多年的报纸上印有我的名字，报社的发展史中有一些记录也与我有关：这足以让我“光明”、令我自豪。

　　对事业，我依然激情似火；对名利，我已然淡泊无求。

　　在被称为“全国贫困之冠”的宁夏南部山区，昔日仅供农民充饥的土豆，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金豆”，引来滚滚财源。这里面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马铃薯博士”的马铃薯“情结”

——记三位心系宁夏山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

　　８月２３日，在美国爱达荷州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马铃薯大会上，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屈冬玉获得了世界马铃薯产业杰出贡献奖。该奖自设立以来，共有１６人获奖，屈冬玉是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第一个中国人。

　　消息传到宁夏，许多宁夏人都说，得这个大奖，他当之无愧！

中央领导人牵红线

　　宁夏南部山区，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至今尚有部分群众没有脱贫。那里贫困群众的生活状况，曾牵动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脱贫致富的突破口在哪里？宁夏各级党委、政府做出了不懈的探索。

　　马铃薯在当地有很长的种植历史了，但一直规模不大，没有形成产业，更没有形成经济优势。许多农民只是把它当作度过灾年的口粮。几年前，自治区党委、政府审时度势，决定大力实施马铃薯开发战略，迅速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而要发展马铃薯事业，又有许多制约因素。宁夏的马铃薯产业，渴望智力支持。

　　２００３年国庆节，曾庆红副主席等领导同志看望了不同时期回国的优秀留学生代表：钱学森、金怡濂、屈冬玉。在屈冬玉家中，曾到宁夏视察过的曾庆红副主席介绍了宁夏南部山区马铃薯生产及渴求科技支持的状况，希望屈冬玉所在的中国农科院给予支持。

　　带着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屈冬玉不久就带领金黎平、谢开云等专家到宁夏考察，并代表中国农科院与宁夏签订了农业科技合作协议。宁夏南部山区的马铃薯新品种引进与产业化开发，从此驶入快车道。

　　第二年“两会”期间，曾庆红副主席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又关切地问起此事。陈建国高兴地说，他们不仅来了，而且一头扎了下去，干得很出色！

　　屈冬玉他们的智力支边活动，不仅得到农业部的支持，而且受到宁夏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政府主席马启智和分管农业的副主席赵廷杰等领导都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听说他们来了，自治区领导总要抽出时间与他们见个面。屈冬玉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就要赶往机场离开宁夏了，陈建国闻讯后立即到宾馆看他，利用那有限的时间听取他的意见。还有一次，陈建国要到北京开会，当听说屈冬玉他们正在银川时，就利用登机之前的短暂时间前去会面。

　　由于得到了领导的重视、群众的支持，屈冬玉他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分不清谁是农民、谁是博士

　　长期配合“马铃薯博士”工作的宁夏农技推广站马铃薯专家温敏研究员说：“他们的脸晒得比马铃薯还黑。在和农民一起劳动时，很难分清谁是农民、谁是博士。”

　　固原农科所所长郭志乾与他们接触较多，对他们的称颂也较多：“他们生活简朴、作风深入，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一起劳动的农民对他们更是钦佩有加：“他们不像是北京来的人，更不像博士！”

　　在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记者见到三位博士时，深感所言不虚：他们的面孔确实要比普通人黑得多。其中，金黎平尤其黑出了“水平”：日晒雨淋的印记特别明显，一看就知道那是风里来雨里走的“成果”。她笑着对记者说：“你现在看我脸上很黑吗？其实，我这几天还算白了很多呢，因为我最近没有出去。”

　　温敏告诉记者，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在固原山区时常常带着干粮下田，中午在田边简单吃一点，铺个蛇皮袋席地休息一会就接着干，这一干就干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到住处。回到住地，他们顾不上休息，更没有时间看电视，而是连夜整理资料。

　　就这样，他们一颗一颗地采收、分装，一份一份地登记、评估，一个一个地整理、归类，培育出１万多个基因型，采集３０００多份技术资料，筛选出适合当地栽种的优良品种。

　　作为学科带头人，屈冬玉更是处处起带头作用。这位１５岁上大学、２２岁拿到硕士学位、３３岁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专家，当年谢绝导师的挽留和高薪聘请，毅然回到祖国，继续研究他的马铃薯课题。就是这位喝过洋墨水的专家，下到农田就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农民：农民的土屋住过，路边的小餐馆进过，过路的拖拉机搭过。金黎平告诉记者，有一次，他们在基地收马铃薯，当时天色已晚，农民都回去了。看见还有一袋马铃薯留在田里，屈冬玉二话不说，扛起几十斤重的马铃薯就走，一口气背了几百米。

　　如今，已经担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屈冬玉，依然保持原来的本色。他说：“我是靠技术吃饭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官。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与农民、与农村有着血肉的联系。因此，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四海为家家为店

　　马铃薯生产的季节性很强，科研更不能错过时间。而他们的试验田又分布在全国各地，于是，风雨兼程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金黎平和谢开云向记者谈了他们２００４年的一次出差经历：那次，他们从北京出发先到甘肃，在田里干了半天就赶往宁夏固原。四五个小时后赶到固原，匆匆吃了一点饭就下田。干到半夜才收工。第二天凌晨６点，他们又驱车奔赴陕西省榆林，直到晚上７点钟才赶到。紧接着，他们又去山西省五寨、大同，内蒙古集宁、呼和浩特，河北省张北，然后才回到北京。屈指一算，７天跑了６个省市自治区。

　　“不找领导，不愿给人添麻烦，更不愿参加宴请、应酬、娱乐活动。”这是宁夏农牧厅副厅长郭秉晨等人对他们的一致评价。他们每次到银川，只要时间够用，就驱车数小时直奔固原，尽量不在银川停留。有一次，农牧厅本来安排他们取道银川回京。但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决定不去银川了，硬是让人退掉了订好的房间和晚餐。

　　为了安排行程，双方没少发生“争执”。每次“争执”，都以他们的“胜利”而告终；每次“争执”，都让宁夏人为他们的敬业精神而感动。

　　有一次，在固原市农科所挂职担任副所长的谢开云乘火车到银川。一坐上接他的汽车，他就直奔固原而去。在车里，他就迫不及待地布置工作。在车里，他摊开了随身携带的所有资料。他要充分利用这几个小时的行程，一点时间都不肯浪费。车还没到固原，他已换好了下地劳动的鞋。汽车没进固原城，直接开进了试验田。

　　“农业科研一定要到基层。不下农田，怎么搞马铃薯研究？”屈冬玉常常这样说。他告诉记者，他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面跑，每年都要跑２０多个省。而金黎平、谢开云每年则有一半的时间在基层。

　　过家门而不入的情况，在他们身上多次发生。有时，从外地回京，他们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家都不顾不上回，就穿着脏衣服到单位上班了。有时，他们没出机场，就转机去了外地。

　　固原试验基地附近，有许多诱人的景点。景点虽然近在咫尺，但他们也无暇去看。

　　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０６年４月，屈冬玉在三峡挂职，但他仍然挂念宁夏的马铃薯事业，几次利用假日前去察看。金黎平告诉记者，那次，屈院长打电话说他星期五回京。结果，他回京当晚就去了宁夏。星期天他返回北京，只回家看了一眼，就在下午赶赴三峡了。

　　他们以四海为家，竟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客栈。有时，家倒显得有点陌生了。

金黎平的婆婆咋成了“候鸟”

　　屈冬玉常年在外地忙，既顾不了家，也管不了孩子的学习。每次回家时，他都要亲自上街买菜、亲自下厨，以此作为对家庭的一点补偿。

　　金黎平的爱人在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工作。夫妻二人，一个经常在国外忙碌，一个常年在国内奔波，家里常常唱起空城计，一个星期不开灶是常有的事。

　　金黎平１６岁的女儿很懂事。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学的好习惯。有时，父母都不在家，她就到同学家去住（爸爸的同事家）。上初中时，她自己选择了住校。

　　每到工作最繁忙的时候，金黎平不得不请远在浙江老家的婆婆前来帮忙。尽管婆婆患有帕金森病、老家也有很多家务事，但她每次接到金黎平的求援电话，都是急急忙忙赶来。等金黎平忙过了，她再返回老家。

　　每年春、秋两季，是金黎平他们最忙的时候，也是她的婆婆离家到北京替她看家的时候。这样，她的婆婆就像候鸟一样，每年两次定时来北京，住上两三个月再回南方。

　　有一次，金黎平问女儿：“你想不想我们？”女儿说：“想有什么用？你们还不是一样离开？”这句话，刺痛了金黎平，也牢牢地记在了她的心里。为了弥补亲情，金黎平在家时总是尽量多陪陪女儿，跟她谈心。在外面出差，只要有时间，她也总是尽量争取赶回家来。

　　这位学术成果丰硕的女博士，对“家”有着特殊理解：１９９３年，她去美国做了６个月的访问学者。当时，导师诚心留她并希望她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但她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那里的一切都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坚持回国效力。

　　金黎平对婆婆充满着感激。她说，正是婆婆像候鸟一样赶来，我才能腾出时间搞科研。

不可缺少的“催化剂”

　　“马铃薯博士”在宁夏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计报酬的。他们为各地提供技术服务常常不收费或只是象征性地收费。

　　记者在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金黎平的办公室采访时，正碰上甘肃省张掖市金芋公司总经理傅登明前来求援。傅登明激动地对记者说：“没想到，不用花多少钱、也没费多大劲就把这事谈成了！”

　　“马铃薯博士”以自己的无私奉献赢得了人民的尊重。２０多年来，屈冬玉他们主持或参加了２０多项国家、部委和国际合作项目，取得了１０余项科研成果，育成并推广的中薯系列新品种就有１２个，累计推广已有１０００多万亩，每亩平均增产达到１５％以上，创经济效益３０亿元。

　　说起他们对宁夏的帮助，许多宁夏人都如数家珍：他们协助当地编写了宁夏西海固贫困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规划和宁夏种薯生产技术规程、质量控制规程；他们请来专家分析宁夏马铃薯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们帮助当地提高了马铃薯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的科技含量，实现种薯质量标准化，生产区域化、销售一体化；他们引进了１００多个马铃薯品种，选择出多个适合当地栽植、增产增收的优良品种；他们指导宁夏建成西吉、原州、泾源、永宁四个马铃薯脱毒繁育中心；他们在宁夏举办５次培训班，培养数百名技术人员，还免费请宁夏的科技人员到北京进修……

　　固原农科所所长郭志乾告诉记者，他们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给了当地科技人员，完全把基层科技人员当成自己人，精心培养，严格要求。屈冬玉说，你们才是永远不走的科研队伍！

　　宁夏西吉县早就想申报“中国马铃薯之乡”，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在固原市农科所挂职的谢开云两头穿梭联络，不但帮助他们整理申报材料，而且陪同北京的专家前往考察、座谈，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西吉县也一跃成为全国马铃薯第一大县。由于谢开云的加盟，固原市农科所研究课题迅速增多，课题经费大幅度增加。

　　如今，宁夏的马铃薯由２００４年的１０７万亩发展到３００万亩，每市斤的价格也由几分钱涨到几毛钱，昔日供人充饥的土豆变成了在市场上俏销的“金豆”，土豆被套袋、装箱，甚至卖出了苹果价。马铃薯一跃成为宁夏固原地区脱贫致富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就连肯德基、麦当劳也到宁夏建设专用马铃薯基地。固原地区马铃薯的外销，由几年前的不足３万吨，增加到３０万吨。８０％的马铃薯都成为商品，留作自食的只有１０％。鲜薯外销、淀粉加工、种薯开发，撑鼓了农民的钱袋子。在“马铃薯之乡”西吉县，农民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来源于马铃薯。

　　当欣喜的农民因从事马铃薯种植、加工、销售而大把数着钞票、盖起新房时，更加感谢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感念“马铃薯博士”的辛劳。

　　“马铃薯博士”的贡献，得到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的充分肯定。他称赞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为宁夏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屈冬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规划是宁夏的领导做的，事业是当地的干部群众干的。我们只是起了一点催化剂的作用！”

　　好一个“催化剂作用”！采访结束时，记者感叹：我国的农业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催化剂”，西部地区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智力扶持！

　　（原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７日一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