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汀　笔名杜若，1954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3年10月—1986年底在光明日报甘肃记者站任记者。现任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一级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委员。

　　在光明日报期间采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报道和通讯，如通讯《老农李本常和他的四个儿子》等。80年代后期从事影视剧创作与策划，1991年调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创作的影视剧本主要有《华都街口》、《走出雨季》和《北平和平解放》等。并为40多部电影电视剧创作主题歌词。先后担任《水浒》、《人间正道》、《壮志凌云》、《刘老根》、《香港姊妹》、《越王勾践》、《戈壁母亲》等70多部电视剧的策划或监制，其中多部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

　　著有诗集：《活的石头》、《心湖》；影视剧作选一本：《彼岸芳草》。

一

　　1986年11月的一天，我去光明日报人事部办理调离手续，走在永安路106号报社大楼长长的楼廊，经过一个一个熟悉的办公室，我的脚步有些迟疑，心里充满了眷恋。

　　在张小秋同志办公室，我办完了手续。但是“326”号记者证被我留下作为纪念。在记者部专放记者发稿的柜子里，我取走了自己发表的稿件，数了数，重点稿加上“小豆腐块”3年总共140多篇。翻看这些稿件，我甚至觉得墨香未褪，过去的新闻似乎还晃在眼前，许多曾经的感受又跃上心头。

　　离开光明日报已经21年过去了，但那天的细节依然异常清晰地保留在记忆里，我的记者证、发表的稿件连同采访用过的所有笔记本无一缺损地珍藏至今。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忆在光明日报当记者的经历，想起许多采访对象，想起报社各级领导和同仁。虽然和许多人多年不联系了，但现在仍然觉得很熟悉、很亲近。

　　我是1983年10月选调进光明日报甘肃记者站的，负责推选我进报社的是当时的甘肃记者站站长顾永高同志，为此他付出很多努力。记者部闫百琨副主任和人事部杨竞雄副主任专门从北京来兰州进行考察。我记得老闫住在兰州饭店约我面谈，看到我有些腼腆说话也较少，他用温和又很坚定的语气提示我说“当记者不能发怵，要培养自己在各种情况下开展工作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他还把一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会议材料递给我，让我看看能不能编发一则消息。那天我用心记住了老闫的话，并写了一篇稿件给他。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也许就是报社对我的一次正式面试。

二

　　80年代中期，光明日报特别有活力，成为引领和反映思想界发展方向、科教文领域新鲜事物在全国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媒体，尤其是在推动思想解放和体现知识分子作用方面，光明日报显示了极大的锐气。作为地方记者站的年轻记者，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肩头的使命，对自己的职业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感和热忱。报社当时的总编辑杜导正是一位富有激情、思想深刻、谙熟新闻业务的领导，记者都很喜欢听他讲话，从大宏观讲析国际国内形势到具体推敲一篇稿件，他都会激情满怀，讲得生动透彻，让听者深受启发和感染。当时报社无论年龄大小，不分职务高低，一律不称职务和官衔，我们这些20多岁的记者对杜导正总编辑也直呼“老杜”，起初觉得颇为失礼，但时间一长却体会到格外亲切。老杜对地方记者很重视，常常亲自指挥抓报道，谁写了好稿他都会给予热情鼓励，对一版的重点稿件，也会亲自上手修改，看到报样空白处他那一手流畅、大气的铅笔字，我们觉得特别来劲。

　　虽然在地方记者站工作，但我们思想和工作上同报社总部的联系非常密切。每年报社至少召开一到两次全国地方记者会议，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评估，交流心得，结合问题扎扎实实地分析报道业务，同时部署下一步的报道计划，使记者们对全国的形势、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报社的宣传计划都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也对自己的工作情况、业务水平与努力方向一清二楚。这样的会每开一次都使我感到收获颇丰，受到激励。平时我们随时可与报社通过电话和传真进行联系，上报新闻线索，征询报社的意见，有了重点和特殊稿件，还可以直接赶到北京写稿，改稿，直到文章见报。报社对地方记者的重视与支持，使我们感到有坚强的后盾，方向明确，心情舒畅，因此以高度的主动性投入工作，为抓新闻、写好稿而拼搏。

　　报社具体分管全国各地记者站的部门是记者部，这是我们地方记者最熟悉的部门。在报社3年期间，我体会到记者部既是一个高效、得力、指挥有方、善于团结全国记者的指挥部，也是一个高水平的编辑部，各地的稿件都要首先通过记者部编辑后分送至各个版面，这些稿件占到光明日报见报稿件的50%以上。我很钦佩记者部的所有领导，他们运筹帷幄为光明日报抓报道，同时为支持、培养地方记者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刚到报社的半年期间，记者部主任是卢云，他精明、干练，电话中总是用最简洁、准确的字句和斩钉截铁的语气指导工作，回答问题。接着是汪波清担任记者部主任，老汪是新华社资深时政记者，温厚而睿智，善于组织和指挥报道计划，讲话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语速虽慢但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还喜欢夹带着幽默风趣。当时记者部有几位副主任，一位是殷毅，苏州人，处理问题和稿件爽快利索；闫百琨副主任分管西北片的稿件，我们甘肃记者站的稿件有一年多时间都由他处理，老闫工作细致耐心，也很关心地方记者的思想和生活情况，还兼任着记者部的党支部书记；宋明玉副主任当时年富力强，常常值班处理晚上10点以前记者发来的急稿，他动作麻利，提炼主题和删冗就简是拿手好戏；还有一位副主任是张慕勋，广东潮州人，文化底蕴很厚，越是有深度的稿件他越是字斟句酌，帮记者修改、润色，有时甚至改写一段新闻导语，我有几篇重点稿件都得益于他的斧正，大为增色。

三

　　在光明日报记者站当记者，活动舞台非常广阔，每个省只有一、两个记者，都要独当一面，真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这个舞台首先培养我具备了一种眼光，即如何从全国视野看待局部，又怎样从局部的特殊发现反映全局。甘肃地处祖国西北边远地区，经济和科教文的发展相对较为落后，抢赶潮头性的新闻似乎不占优势，但是甘肃具有非常丰富和独具特色的新闻资源，只要抓到好报道,往往是全国独一份,新颖而份量十足。“如果一个记者只发表可有可无的稿件,他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记者”我始终记着老记者对我的教诲,不怕吃苦,做到腿勤、手勤,更为重要的是勤动脑子,深入思考,以“众里寻她千百度”的精神去发现新闻线索，深入采访。我曾有过爬12小时的山路到陇南自然保护区深处采访的经历,路途中还淋了一场大雨,脚底磨起了五六个大血泡。我的这些努力在报纸上得到了体现,那几年甘肃的稿件数量不算少,同时特色鲜明,许多稿件引起了反响和好评。我采写的通讯《老农李本常和他的四个儿子考上大学》、《写在太空的壮志——记酒泉卫星发射场副总工程师胡世祥》、《送金钥匙的人》、《综合性大学应发挥的一个优势》等和消息《甘肃大地湾新石器文化遗址经科学发掘显露于世》、《李白是西汉李陵之后》、《敦煌藏经洞是何时封闭的》、《敦煌万幅建筑画再现古代建筑艺术》、《90%的敦煌壁画内容大体考察清楚》、《戴胜鸟有奇特的冬眠现象》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播出,有的被国外媒体转载,有的被报社领导拿到全国记者会上表扬。

　　发现了好的新闻线索深入采访之后,能不能写成优秀的稿件,是对记者才华与功夫的考验。光明日报的采编队伍是一流的团队,作为一个新记者我十分注意学习诸位老师和同仁的经验与方法,每天的报纸必读,悉心研究各地记者的稿件,分析新闻价值的判断、视点到写作技巧,每每感到受益匪浅并由此倍感激励。当时记者队伍的业务空气很浓,谁写了好稿,大家都会由衷地表扬,凑在一起时常常讨论交流采访写作心得。地方记者站的稿子最是我关注的重点,梁衡、樊云芳、王茂修、李蔚……的稿件我常常喜欢研读,从中所获颇多。记得当时报社倡导新闻改革,鼓励写作创新,改变一以贯之的新闻体，让所谓5个“W”表现得更为生动、可读。我对新闻写作创新有很高热情,为了写好一段导语有时要比较六、七种思路写许多遍,真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和我前后脚调入报社的地方记者有安徽的薛昌词、山西的张小弟、浙江的叶辉、吉林的殷学敏、陕西的白建纲等人，我们既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也是相互砥砺、竞争的伙伴,为了光明日报的事业,我们在不同的地区拼搏奋斗,又经常在“光明”的版面上见面,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与快乐!现在时隔20多年想起来仍然觉得怦然心动，我真的体会到了团队的力量,感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幸福！

四

　　在光明日报地方记者站工作，我有一条很深的体会是报社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1985年记者部把我抽调到广东记者站近半年,对我的锻炼很大。实行异地交流和采访,使长期处在一个地方的记者去其他地区采访、工作,以扩大视野,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这是报社对地方记者培养锻炼的一种举措,既强化了当地报道的力度,又有利于调动各地记者的积极性。我在广东记者站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不小。当时广东记者站站长胡羊同志同时还担任安徽记者站站长,这位资深的记者老大哥给我业务上很多关心指导,他开朗和幽默的性格,让我觉得非常亲切和快乐,干工作充满了信心。广东记者站副站长彭周贤是当地人,讲着浓重的广东话,他也给了我许多关照支持,使我在广东的日子十分快活。从西北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从温凉干燥的气候环境到潮热异常的南方,这段记者经历使我难以忘怀。我先后发表了30多篇稿件,其中通讯《容志仁与童心》、《访新发现的苏曼殊故居》、《这里在探索毒蛇王国的奥秘》和报道《小学老师丁有宽摸索出语文读写结合教学法》等都获得了很大反响。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浑身湿透,伏案写稿到深夜,骑着自行车顶着大太阳在广州大街小巷串游,坐没有空调的大巴到潮州汕头采访……这些情景一幕幕都留在我的脑海,正是在这样的考验中，我增加了才干，锻炼了意志，取得了成果。至今回味起来仍然心潮涌动。

　　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时间不久,出国访问是很难得的幸事。光明日报每年可能有一两次组团出国访问,一个团最多也就三、五人,但我记得几乎每次组团都有一名地方记者参加，这也是报社关心重视一线地方记者的体现。虽然当年我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但为此深受触动。我觉得报社的关心是动力，是情感，是尊重。许多地方记者都有同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底，报社就为地方记者配备了日本松下传真机，并陆续配备了汽车，使我们的装备处于领先地位。

五

　　时间可以流逝，但是感情却未淡漠；

　　工作可以变动，但事业追求不会中断。

　　我深深怀念在光明日报的记者生涯，虽然只有3年，却是一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深深感谢光明日报对我的培养，给我的人生赋予的份量和意义，还有美丽、丰富的色彩。

　　离开光明日报20多年，我一直订阅着这份熟悉又新鲜的报纸，常常从内心深处祝愿她永远年轻，具有魅力，永远光明！

　　李本常，一个大字不识的普通老农，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感到，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要使国家富强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他下定决心，宁愿节衣缩食，克服一切困难，也要供儿子念书，好让他们学到知识，将来报效国家。现在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个普通农民，能有这样一种境界，真是难能可贵！希望那些迄今仍然只计较眼前利益，连孩子上小学、中学都不肯花钱的人们，从李本常的行动中得到启发。

老农李本常和他的4个儿子 　　

　　同一道门槛，同一个院落，前后50多年的朝朝暮暮，迎送的是目不识丁、泥巴糊满脚、嘴里咂着旱烟锅的庄稼汉李本常，还有和他同甘共苦的老伴牛有香。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短短的5年里，“奇迹”接踵发生——他的4个儿子脱颖而出，3个考入大学，一个考进中专。老二李积宪大学刚毕业又展翅高飞，赴日留学，正在钻研世界先进的电子技术。

　　消息不胫而走，虽说这里是远离乡下的偏远乡下，不但没人再用“先世修福”“风水宝地”来为李氏院落作注脚，相反纷纷称赞党的政策好，颂扬“黄金无种爱生勤俭之家，尊重知识引来人才辈出”。

　　生不逢时，李本常出身于甘肃皋兰县黑石川一个五辈扛活的文盲之家。村里虽有私塾但就读者寥寥。解放了，李本常当了土地的主人，翻身的自豪喜悦并没有抹去没有文化的苦楚：他当过20多年队长，做思想工作，说不出个道道，靠呵斥树立“权威”，能引起群众畏惧，却不能使大伙儿产生由衷的敬意;年终决算，当会计拨拉算盘时，他只能背着人羞怯地在地上划道道。

　　李本常苦了一辈子，悟出了一个道理：知识是了不起的财富。因此他尊重有知识的人。“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遭了秧，连黑石川小学也难幸免。大儿子的一位老师因讲过《西游记》故事要挨批，李本常斩钉截铁给儿子下令：别跟着瞎起哄！老三调皮，曾受过老师的处罚，回家嘟囔着要算帐，庄稼汉神情严肃地说：“调皮的孩子就该管……”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这位大老粗的儿子们幼小的心田里却萌发着热爱文化知识的嫩芽。

　　春天来了——包产到户，多种经营，憋足了劲的铧犁划破了贫瘠的土地，成箩的汗珠儿变成了颗粒饱满的麦穗、谷穗，黑石川刚结束了长期吃返销粮的历史，家家又开始筹划发家致富的大计。李本常这时却正儿八经地对正在中小学读书的儿子倒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日后国家需要人才，你们应当刻苦读书，我累死累活也要供！”

　　青石板上钉上了钉，李本常一句话化作了5个年头的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和节衣缩食的生活。别人家里增添了新家具、电视机、录音机，他不眼红、不羡慕，自己把一叠一叠的人民币全投在孩子读书上。为增加收入，1982年他尝试着栽了几亩烟叶——长得多好啊，那墨绿色、肥厚硕大的叶子！不料收成季节突然降了一场冰雹，一幅美丽的图画被涂得不象样子。地头上，庄稼汉和老伴都红了眼圈。

　　“李本常呀李本常，养个放羊娃，每年少说也能给你挣个八、九百，难道你就真不想发家?”好心的亲戚、邻居问道。

　　“现在要搞现代化了，即便当了农民，没文化知识也不行喽”李本常这样回答。

　　李本常的形象刀刻斧镂般地留在了孩子们的心坎上——那夜幕低垂时炕头上的长吁短叹，那举起笨重农具时脖颈上鼓暴的青筋，那皮肤粗糙的大手，那充满悔恨又闪烁希望的眼睛。儿子们体验到的不只是深厚的父子情，而且是一个梦寐以求摆脱愚昧、无知，向往未来的中国农民的心！他们回答父亲的不是口若悬河的宣言，而是脚步坚实的行动——1977年高考制度刚恢复，长子李积尧就首开纪录，考入了开封黄河水利学校。他没有忘却自己是庄稼汉之子，3年中他给父母和兄弟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倾诉着学习中知难而进“滴水穿石”的体味、与同学相处的乐趣和对家乡亲人的眷恋，等等，唯独没有告诉生活中的困难。老二李积宪后来居上，1979年考入甘肃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1983年考取哈工大研究生，一年之后又赴日本筑波大学留学。远离祖国、远离故土了，一度他家信写得少了，担心、揣测，在庄稼汉、在兄弟们心中萦绕。不久他来信了，这样写道：“总忙于学习，有时连自己的存在也忘了”，“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和亲人的恩情”。老三、老四当然不甘落后，相继也考入大学，现在一个学畜牧，一个学冶金。

　　孩子们都远离家门去了。李本常和牛有香的小院变得空空荡荡。可是乡亲们看到，每当朝曦初升，这位年近六旬的庄稼汉扛着锹出门时，腰板挺得直绷绷的，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精神。一年一度的假期一到，院落顿时红火起来，儿子们——有时互用英语对话，有时出题彼此测试，有时谈笑风生地交流着各自的体会;不，他们还是“庄稼汉”，你瞧，麦收时，一个个穿起汗褡儿，头戴草帽，手执镰刀，和父母一起收割，汗珠儿成串滚落……

　　于是，李本常和他四个儿子的故事在黑石川传扬，传到更远的地方，许多农村学校的老师都把它将给孩子们听，听故事的孩子们眼睛都在熠熠发光。

　　(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4月20日一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