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圣　１９９１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

　　１９９８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

　　注册会计师，从事过企业三项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造、企业报编辑和银行理财工作。

　　１９９８年进入新华社，曾获内参调研先进个人、总编辑嘉奖，两次获新华社社级好稿奖。２００３年调入光明日报，现为光明日报社重庆记者站副站长。

　　过去的4年，好象忙得不可开交，回忆起来，又好象什么也没忙过。日子一天接一天地来，又一天接一天地走，像风干的萝卜一般，完全褪出了曾经青翠的颜色，一串串一串串，越挂越远。经历过的一些仿佛能记一辈子的事情，再从记忆深处翻出来，却发现它们竟然是如此平常。只有像牛一般独自慢慢反刍时，才能品出一些特别的滋味来。

　　正是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忆，让我越来越相信巧合因缘。

　　到重庆两年后，有过一次调动工作的想法和行动。调令在包里揣了整整一年，最终还是没有走成。此后的两三年中，为单位所驱，东奔西走。资源枯绝型城市、矿难频发地、困难群体聚居区，任务从年头排到年尾，回重庆反倒成了“路过”。

　　5年前的八九月间，参加全国老工业基地下岗失业人员社会保障调查。整个行程约两个月，重庆是最后一站，然后要回北京汇报所见所闻及调查报告的构思。买好当天下午一点四十到北京的机票后，匆匆赶往一家处于半停产状态的轴承厂了解情况。正忙着，手机响了：“请问你是张国圣吗？”

　　“我是。请问你是哪位？”

　　电话那头，是时任光明日报重庆记者站站长夏桂廉。他告诉我，有一位朋友给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听说你两年前准备调动，结果没有走成。愿意到光明日报来吗？”

　　离开轴承厂时，我找了个借口让同行的人先回单位帮我借去北京的差旅费，把行李直接带到机场，然后找了辆摩的飞奔约定的地点。夏公和他的重庆朋友点了几样菜等着。可是我来不及吃，听他谈完对驻站记者的要求后，讲了一下自己的情况，表明了态度，就急匆匆拦了辆出租车赶往机场。

　　到重庆后，夏公一直住在我原来所在单位的招待所，已经快一年时间了，并且和我的许多同事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但由于我基本上都在外地跑，我们连一面也没有见过。我们第一次通电话，第一次见面，几分钟的谈话，竟然就可能改变我今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去机场的路上，我一直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又过了7个月，原单位终于在强行收回住房后同意放人。夏公带我见重庆一位领导时，提醒我多说说客气话，因为这位领导向他力荐过一个人，但他觉得不适合光明日报驻站记者的要求，婉言谢绝了。在我办调动手续的过程中，几位要好的同事在私下聚会时还告诉我，夏公住在招待所时，和几位同事很谈得来。他们也提出过希望调入光明日报，都没有成功。几杯酒下肚后，有朋友问我，一年到头没在重庆呆几天，怎么就瞅准了这个机会？我如实相告。刚开始他们死活不信，后来信了，就给我灌酒：“看来你小子还是有点狗屎运的。”

　　在我第一次准备调入的单位，我也没有特别熟悉的人。但这家单位有几个人和夏公相识多年，又看过我的材料，正是他们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夏公。两年时间，绕了一大圈，我曾经反复努力最后也无法实现的东西，就这样自己又送到了我的面前。真可谓人生无常，由来因缘。

　　在重庆驻站这几年，报社编委会领导来得很少，其他同事来得也不多。正因为屈指可数，所以印象深刻。李景瑞副总编辑来过两次，一次是为发行，一次是参加由本报和中共重庆市委联合主办的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薛昌词编委来过一次，参加由本报和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全国学习型城区论坛。不管是谁，不管是否熟悉我的情况，也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与重庆市相关领导见面，他们都会找机会把我夸一番，然后请他们对记者站予以关照。记者站在采访、发行等方面遇到任何难题，向报社编委会、总编室、记者部、发行部、广告部、财务中心汇报，都会得到全力帮助。这样的协调“直通车”给重庆许多不了解报社文化的人和单位造成了一种假像，似乎我在报社“很说得起话”。这种印象给记者站在地方开展工作带来了许多的方便。

　　去年参加中宣部新农村建设采访，去西藏昌都时，因为海拔四千多米的邦达机场气流变化无常，在成都每天五点往机场赶，然后一直等消息，折腾了整整五天。没想到出昌都时更难。邦达机场离昌都城一百二十多公里，我们每天大清早从海拔3千多米的昌都城出发，走两个多小时到一个有十来家住户的“小镇”上给机场打电话问能不能起飞，如此又折腾了六七天。想改道拉萨出藏，昌都地委宣传部的人说，昌都到拉萨必经之路上，有一座桥被冲垮了。如果一定要走这条路，只能在那儿坐渡船过河，然后再看在对岸能不能找到车。但桥的两岸都很偏僻，很难遇上一辆能容下这么多人的车。没办法，只好每天在昌都城和邦达机场之间往返。五六月间，西藏已进入雨季，沿途塌方、滑坡、泥石流随处可见。昌都地委秘书长反复要求，采访组的人不能坐副驾位置，只能由当地送行的人员坐，因为他们有观察山体变化的经验，在这方面的反应要比我们快得多。

　　后来改走川藏线回成都。很长一段在雅鲁藏布江切割出的峡谷边辗转前行。路遇两辆云南自驾游的车被陷在路中间，我们都下车去帮着推。正推着，我们的藏族司机忽然叫了一声，撒腿就往刚才停车的地方跑。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山上传来异响，抬头看时，一串巨石已开始滑动，越滚越快。司机冲上车，飞快地往后倒，刚倒出十多米远，第一块石头就滚落到刚刚停车的地方，又弹出路面，过了好几秒钟，才从峡谷深处传来一声闷响。等我们回过神来，才发现藏族司机停车时不但没有熄火，而且连驾驶室的车门也没关，看得出应对这种情况确实经验丰富。出昌都后，采访组中的两位摄影发烧友为了取景，曾多次“违规”坐副驾位置。经此一吓，再也不敢簪越了。

　　在海拔4千多米的折多山区，汽车一头扎入浓云。雨流成幕，开着大灯也完全看不清路面的情况。沿途都停着不敢再往前开的大大小小的车辆。藏族司机开着大灯，一边小心地挂着一档走，一边不停地念佛，我们也紧张得站起来躬起身子帮着看路。原定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从下午4点多一直走到了晚上11点。正是在一个悬崖边的回头急弯处，记者部宋言荣主任打来了电话：“路上还顺利吗？天林总编和编委会其他几位领导都让我提醒你，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太急着赶路，首先要保障人身安全。”这一路出来，宋言荣主任多次给我来电话，都是提醒注意安全。这个电话，恰好在我们心正悬着的时候打来，一时之间，车内的几个人都没有说话。过了一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行说：“老张，你们领导真够意思！”

　　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去贵州采访身残志坚的山村教师陆永康、在重庆采访山村教师刘念友、到云南参加西南省市记者站座谈会，尤其是每次回到报社，都能感到这种无处不在的关心和温暖。

　　今年的报社工作大会结束后，返回重庆的飞机上，我随意地翻阅着２００６年的《光明家书》。里面没有我的文章，大多数的作者也只是熟悉名字，没有打过交道。但不知怎么回事，文章中记录的许多细节，总是让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这样的形象让我觉得在陌生的同行者中十分尴尬。于是合上书，使劲忍住了，翻到另一篇，看着看着，泪水又下来了。我对自己感到奇怪，一个接近四十岁、也算是有着一些经历的大男人，怎么会让这么简单琐碎的细节弄得情不自禁呢？

　　这几天老想报社的事，想记者站的事，又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慢慢地明白了，那些泪水里，有远行者的愁绪，有漂泊者的依恋，也有将忘未忘的诸多细枝末节的酸甜苦辣。她们像落在老家屋檐下的碎瓦片，平日里灰头灰脑，悄无声息地堆挤在一起，等到大雨如注，水线一根根从身上立起来，便会在叮叮咚咚的节拍里，慢慢被浸泡出青蓝青蓝的底色。

龙骨坡能不能改写人类起源学说

震惊世界的发现

　　世界考古界极为关注的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遗址，第三次发掘又有了重大突破。黄万波教授带队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简称“双古所”）考古队，分别在第三和第五水平层发现了堆积的动物化石，以及有可能是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化石。

　　在一位乡村医生的指点下，黄万波教授带领的考古队于１９８４年发现了龙骨坡，并在此采集到了１２０余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包括剑齿虎、桑氏鬣狗、大灵猫、乳齿象、爪蹄兽、巨羊和小种大熊猫等２０余种绝灭动物的化石。这表明此地曾经生活着一个非常古老的动物群，年代至少超过１００万年。龙骨坡也因此成为目前中国第四纪化石种类最多的地点。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３日１３时许，一段古人类下颌骨化石在此出土。这段化石包括一段左侧下牙床和一个上内侧门齿，牙床上带有两颗臼齿。研究显示，化石的时代超出了周口店北京人和印度尼西亚桑吉根标本下限而接近东非上新世——更新世人的下限，同东非早更新世能人处在同一进化水平上。

　　１９９７年，考古队在第二次发掘中又发现了距今２００万年的“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不仅证明三峡地区曾经经历了连续２０００年的火山爆发，而且发现了１４０万年——２００万年前的蝴蝶猿人和智人化石。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东非大量出土距今２００—４００万年前属于早期人类的化石后，非洲已被普遍认为是人类起源的首选地。更多的西方学者也认定中国不可能是人类起源地。

　　龙骨坡的考古发现，迅速在世界考古界引起轰动。

质疑与求证

　　龙骨坡古猿人遗址占地约７００平方米，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巫山人的年代是否可靠；二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出土的石器太少，不足以支撑长江流域可能是人类起源地的结论。

　　对于第一个质疑，中国专家运用不同的检测方法，都证明巫山人化石距今约２０４万年。对巫山人年代一直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依阿华大学人类学系石汉教授，与另外４位境外学者于１９９２年夏亲自到遗址现场采样，测定结果也证明了上述结论。

　　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５年的考古，只发现了两块石器。“为什么一个遗址只有两块石器？”这是国内外专家关注的焦点。黄万波教授解释说，以前主要是想寻找化石和大的石器，忽略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所以发掘方法比较粗糙。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黄万波教授带着考古队再次来到这里，并找到了２０多块较大的石器。

　　“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应该有人活动的痕迹，比如说打造石器时留下的碎石片等。”黄万波说。来此进行第三次发掘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些痕迹。

“巫山人”是不是人类始祖

　　“我们这次发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明确的地层单元中找到更多的石器，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说明龙骨坡文化的性质。”考古队队长侯严梅博士说。从动物化石大面积堆积的形状和一些被破碎过的痕迹分析，当时这些动物都是被猎杀，并被搬运过。黄万波教授又从变质石灰石中找到了２０多块较大的旧石器。这些石器，都有被磨损和使用过的痕迹。考古专家们称，这些发现，极有可能证明三峡地区是地球上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黄万波教授是国际第四纪委员会亚太地区地层分会委员。他说，龙骨坡遗址所以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强烈关注，是因为它具有四个方面的价值：第一，地层保存完好且层次清楚，其中有三个地质单元可以作为华南更新世早期的标准剖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二，遗址中发现的动物群有１２０种，其中哺乳动物化石１１６种，是目前中国第四纪化石地点中化石种类最多的一个点，而且绝大多数动物如乳齿象、爪蹄兽、剑齿虎等早已灭绝；第三，经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美国、加拿大等国专家测定，龙骨坡遗址距今大约１８０万年至２４８万年；第四，灵长类化石种类繁多，有人类化石、巨猿化石、狒狒化石和猕猴化石等。在中国境内，同一地质环境之中发现如此众多的灵长类化石是很少见的。

　　法国旧石器考古专家博伊达教授十分看好龙骨坡遗址的前景。他认为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将证明，这是东亚最早的古人类遗址。

　　不管未来如何，巫山人化石的出土，已经填补了我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龙骨坡遗址，已经显现了其在人类起源和长江及三峡河谷发育史研究上极高的科学价值。

　　（原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