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华

　　男，1940年12月生，辽宁省辽中县人，1964年8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到长春日报任编辑，1971年到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宣传及理论工作，1978年8月调入光明日报吉林省记者站，担任站长，先后晋升为主任记者、高级记者。在光明日报工作的25年中，共发表消息、通讯、调查报告、工作研究、评论等1600余篇，其中《蒋筑英》、《104号炉长》、《党义》等典型报道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多篇新闻作品获得全国好新闻、中国新闻奖等奖励，出版的著作有《一个记者的足迹》、《春草青青》、《龙文鞭影故事选》。

　　蒋筑英是光明日报在20世纪80年代集中宣传并产生广泛影响的重大典型之一。蒋筑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逝世后被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知识分子。在宣传蒋筑英期间，聂荣臻、胡乔木、方毅等领导同志先后题词或撰写文章，对他的英年早逝深表惋惜，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25年了，往事还依然那么清晰的展现在眼前。

　　1982年6月的一天，我在省委大院遇到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李光。我问他到省委做什么来了？他心情沉重地说：“我所副研究员蒋筑英，最近到成都检测仪器，突然在那里逝世，才43岁，太可惜了。今天，我到组织部研究给他追认党员的事。唉，正是做贡献的时候，却过早的……”这“过早的”三个字引起我的思索。几乎与此同时，吉林省一位49岁的专业作家也溘然长逝。这两位知识界人士的早逝，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应该引起重视。第二天，我便骑着自行车到长春光机所采访。

　　当时，长春光机所负责对外宣传的是宋世绵。我到后，他给我介绍不少有关蒋筑英的事迹。特别是讲到开追悼会，原计划500人参加，结果去了1000多人，礼堂都挤不下了。这个场面，是建所以来没有过的，所内外70多个单位和个人发来唁电、唁函或送来花圈、挽幛。所长王大珩特意从北京赶回参加追悼会。他说：太不可思议了，他怎么会这么快就离开我们了呢？他在讲这番话时，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他说：蒋筑英是他的研究生，业务精通，品德高尚，可以说是科技界的雷锋。在追悼会上，王所长致悼词后，非要捧着蒋筑英的骨灰盒亲自送到长春革命公墓。临上车时，被同志们劝阻了。我在采访中了解到，蒋筑英事迹所以感人，不仅因为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更重要的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日子里，仍然不忘为祖国的科学事业攀登。所党委的挽幛生动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我便以这副挽幛为题目，写了一篇人物新闻《对革命无限忠诚，为“四化”忘我工作，副研究员蒋筑英为祖国光学事业奋斗终生》，于1982年7月26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配蒋筑英半身照片发表。这是中央新闻媒体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蒋筑英事迹的报道。

　　消息刊登后，引起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根据长春光机所汇报的情况并综合各方面反映，在光明日报发了一期《情况反映》。蒋筑英逝世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我在写了一篇消息后，为了进一步挖掘蒋筑英的事迹，几乎每天都到光机所去，这里成了我的第二办公室。集中宣传蒋筑英是在1982年10月和11月份，光明日报发表通讯《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闪光的足迹》以及《蒋筑英书信笔记摘抄》和《永恒的慰藉》之后。当时，报社成立由记者部主任卢云为组长包括我在内的“蒋筑英报道组”，由总编辑杜导正直接领导，规定每天用电话通报一次情况，安排第二天的采访计划及推出哪些报道。这样的报道规模，是我当记者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每天既要根据版面要求采访，又要接待报社派来采访的记者，还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样忙活了一个多月。11月下旬，记者部又把我抽调到报社，为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一书。书的封面用的是聂帅题词。

　　回首往事，有一种现象至今我还不得其解。在宣传蒋筑英的时候，报社尚未实行稿费制度。就是说，那时候，写稿是没有分文报酬的。同时，物质生活也远不如现在，有时开记者会年轻记者要4、5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尽管这样，无论驻地记者还是报社各部记者，工作热情之高超乎想象，真不知道是哪来的那么一股劲儿。有的记者，上衣口袋里揣着“速效救心丸”，奔波在采访路上；有的在急弛的火车上赶写新闻；有的记者，写新闻近乎痴迷，一篇800字的消息竟设计了6、7个导语，开会时带来与大家切磋；敢于挑战生命极限的边远地区采访小分队记者，背上简单的行囊，奔赴唐古拉，穿越雪域高原、北疆直到中朝边界——正是有这样一支记者队伍，光明日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又推出遇罗克、张志新、曲啸、栾弗、蒋筑英、栾菊杰、张华等一批在社会上产生热烈反响的典型人物，为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了舆论环境。

　　记得当年，驻地记者们到北京开会，大伙儿见面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老兄，又抓什么大稿了？报社各部也是膘着劲儿地干。你写3000字，我写6000字，你发头条，我发一个加编者按的。于是，部门之间、记者之间时而出现因为稿子发生摩擦的情况。像杜导正、刘爱芝、卢云这些很有新闻协调能力的领导也不得不出面处理这类事情。那可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啊！

　　1983年12月，全国好新闻评选委员会评选《蒋筑英》为1982年度“受奖典型报道”。用今天的话说，是拿了一个大奖。可那时的奖励远不像现在，既不开大会，也没有丰厚的奖金，只发给一张只有记者证大小的奖励证书。证书用有点发黄的硬纸壳印制，十分简单。今天小学生的获奖证书也要比这个证书档次高。证书里面用蓝钢笔字写着我和编辑部记者陈禹山、刘飒以及驻四川记者余长安四个人的名字。奖金是100元，记者部发给我30元。

　　岁月流逝，25年过去了。这张证书，我一直保存着。虽然它看上去很不起眼，但是，它记录的是一段历史和那小小证书背后的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金秋韩国行

　　金秋10月，是美丽的朝鲜半岛摘苹果的季节。在这美好的日子里，记者有机会乘坐由长春飞往仁川的国际航班随团到韩国观光，感受颇多。

　　我们首先来到韩国南部的度假胜地济州岛。在这里，我们感受到如同我国海南岛一样绮丽的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第二天，我们乘坐韩国国内班机，从济州飞往第二大城市釜山。从釜山又乘坐汽车，沿着高速公路行驶6个多小时，经过古城庆州等地到达首都汉城。沿途，我们看到这个三面临海的国家，山川秀美，城乡繁荣。韩国的特点是山多、水多、桥梁多、隧道多、汽车多，而汽车又以国产居多。农村除少数青瓦白墙的老式建筑外，大都是兰色的房屋，与田野里金灿灿的成熟的稻田相辉映，显得色彩十分鲜明。汉城有1200万人口。应该说，人口密度也是很大的。可是，白天坐在汽车里，看到街道两旁，行人不是很多，人们都是步履匆匆。晚上，华灯初上，街路上的人增多。一天晚饭后，我们到韩国最大的流行服装市场“东大门”参观、购物。翻译带领我们到达市场门口时，只见这里挤满了人。一问才知，原来这家市场的开门营业时间是晚上7点钟。

　　在韩国，无论是汉城还是其他城市，所到之处都是空气清新，街道整洁，看不到随意乱扔杂物的现象，地上看不到痰迹。青瓦台总统府前面的那一条街，更是幽雅宜人。一排排松树青翠、挺拔，一株株银杏树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斑驳、耀眼的光亮，鲜花、喷泉、雕塑把洁净的街路装扮得异常美丽。陪同我们的韩国翻译小李是一位活泼、开朗的女孩。她曾在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留学，专修汉语。她不仅能说一口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还能讲一些方言和歇后语，所以，我们与她交流起来很方便。她说，过去，这条街是不对外开放的。90年代以后才允许外国人进入参观或拍照。当我们看到电视新闻时而出现的那尊两边高高卷翘的兰色大屋顶的总统府时，很有兴致的拍下不少照片。汉城的一些超市、商店或饭店，即使规模不大，也是窗明几净，商品摆放整齐。记者还注意到，坐落在汉城的《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社附近的几个售报亭，是用白色铝合金统一制作，擦拭得干干净净，见不到灰尘。报亭里面除了卖当日报纸和期刊杂志外，还经营少量饮料。

　　讲文明，讲道德，在这里成为许多国民的自觉行动。有一天下午，小李带我们参观汉城上岩洞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场，然后到一家名品店。同行的老张在店里购买东西时，忽然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黑色手提兜不见了，里面装有3000元人民币。小李听说后十分着急。她当即把此事向店负责人讲了。店里保安人员马上开始搜寻。小李这位翻译很有经验，根据她的判断，客人在商店发现手提兜遗失，但不能排除客人把兜遗忘在方才参观的足球场。于是，她一面让保安继续在店里搜寻，一面带领我们驱车前往方才去过的足球场。到那里后，她迅速跳下车，跑到办公室。到后，办公室人员随即把一个黑色的手提兜递给她，说，这是刚才有人在看台上拾到送来的，我们还正在寻找失主呢。小李打开兜子一看，正是自己客人的那个手提兜，里面的钱款分文不少。

　　此前，记者曾在本报发表过一篇短文《中国悯农诗悬挂在韩国餐厅》。说的是一位领导同志出访韩国，看到我国唐朝那首著名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悬挂在韩国的一家餐厅。回国后，他很有感触，说，韩国的经济发展很快，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不低，可是，人家还用中国古诗告诫国民珍惜粮食。这也说明他们对汉文化的尊崇。这次到韩国，虽然没有到那家餐厅，却看到这里不少饭店、酒楼里，都悬挂着用汉字书写的中国诗词和国画等。一天中午，我们到汉城“汉高祖大饭店”用餐。这家饭店二楼餐厅的三个石柱子上，分别悬挂着中国古诗《松》、《竹》、《梅》，并分别配有水墨画；饭店一进门的墙上，还挂着古色古香的带画轴的《清明上河图》。在韩国饭店用餐，一般很节俭，主食以米饭和打糕为主，泡菜、小盐鱼、豆腐、生拌菜都是少不了的，再就是火锅或烤肉、烤鱼等。

　　韩国的宾馆，三星级的也好，四星级的也好，一般都不提供一次性的牙刷、牙膏等洗漱用品。房间里虽然备有这些东西，但那是收费的。一只牙刷得4000韩元，相当于28元人民币。在韩国的不少餐馆，记者还发现，牙签不是木制或竹子制作的，而是用淀粉做的，绿色的。用它剔牙，和木制或竹子做的牙签感觉差不多。据说，这种牙签，一来节省木材，二来饭店的泔水在综合利用时可以减少不少麻烦。虽说牙签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但城乡的大小饭店、餐馆乃至家庭，每天都离不了，用木材和竹子来制作，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夜幕降临，我们坐在汽车里看到，汉城一栋栋十几层、几十层的高楼，鳞次节比，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多数居民家庭使用的是节能的日光灯具。

　　从小小的牙签、牙刷、牙膏到节能灯具，记者想到最近我国电视台正在热播的韩剧中常有日常生活注意节水、节电的细节描写，并通过剧中人物告诉人们，要珍惜资源，这一代人要想到下一代人。我们乘车从韩国的南方到北方，在高速公路的沿途看到，这片国土上的森林、植被保护完好，到处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说明他们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

　　回国的班机从仁川机场起飞。仁川与汉城毗邻，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仁川，对年龄稍大一点的人来说，可能还会记忆犹新。54年前的6月2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从这里打响。我总想在这里寻找点历史的遗迹，但事与愿违。就在汽车即将进入机场候机大厅门前时，我忽然发现对面的一个不算太高却面积很大的像卷着蔚蓝色波浪的建筑上，出现一个银灰色的像是飞机又像是舰船模样的如同大型雕塑一样的建筑设计，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十分醒目。是不是机场的设计者想用这个艺术造型寓意什么，或者想要告诉人们一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