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

　　汉族，大学本科，主任记者。1966年3月10日生于内蒙古四子王旗。198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9年—2002年在内蒙古日报社工作，先后任内蒙古日报社《经济周刊》总编室主任、内蒙古日报社广告部副主任等职。2003年调光明日报社内蒙古自治区记者站工作，现任内蒙古记者站站长。

　　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你的目光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我们的心底;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你的生命里……

　　这如泣如诉的歌声回荡在呼和浩特市的蒙古风情园里，陆永龙一双睿智的眼睛满含泪水，凝视着给他献歌的内蒙古朋友。饭桌上所有的人都沉默无语，生怕打断这位“老记”对草原跨越时空的恋情。

　　2007年9月，光明日报社内蒙古记者站的第一任站长陆永龙再次返回内蒙古，这次他带着光明日报社浙江记者站站长叶辉，为采访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第一人——陈寿朋先生而来。

　　陈寿朋先生上世纪60年代支边到内蒙古大学任教，退休后在北京成立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潜心致力于中国生态保护的崇高事业。陈寿朋呼吁：人类对自然仅仅尊重是不够的，要建立生态道德规范，用生态道德来教育人们，规范人与自然的行为。要在全民中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给人们灵魂加把锁，心灵中设道防线，挡住一切破坏生态的恶习，挡住滚滚黄沙，把习惯于号令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人的人类，变为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之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生态道德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多年来，光明日报一直追逐着陈先生的足迹，他的思想和行动每每被光明日报独家报道，总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1978年光明日报社内蒙古记者站成立，陆永龙就和陈先生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作为在中国知识界有巨大影响的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记者时时刻刻关注着知识分子的思想热点，也关注着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而报道知识分子对内蒙古草原的所思、所想、所行，更成为光明日报内蒙古记者站记者难以割舍的新闻情结。

　　2007年5月，陆永龙陪同陈先生来到内蒙古包头市，在包头市成立了“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包头环保小卫士工作团”，启动“小手拉大手，大手拉家庭，家庭带社会，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的主题活动。年近70的陆永龙虽然从内蒙古记者站调到北京已经16年，但他仍然放心不下内蒙古这片草原，因为在光明日报内蒙古记者站工作的13年里，他把一个记者的激情、责任奉献给了这片草原，草原已经成为这位江浙才俊生命里的一部分。他还发动更多的人来关注这片草原。

　　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前夕，他邀请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樊云芳和刚进报社不久的叶辉来内蒙古采访一个月，从锡林郭勒草原一直到呼伦贝尔草原，下农村、访牧户，一路走，一路写，在光明日报发表数10篇重要稿件，宣传草原和草原人民。

　　20年后，叶辉再次来到内蒙古，他对我说，20年前，草原的生态保持还是好的，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让人心灵释然。草原上的人们豪爽热情，跟着他们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那感觉常常在梦中重现。我看着叶辉老师为采访陈寿朋先生近几天不停地奔波，心头不免愧疚。本来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今年，我计划邀请内蒙古记者站的第一任站长陆永龙、第二任站长杜弋鹏、海南站前站长樊云芳和叶辉组成一个采访团来内蒙古，用他们的深刻感受写写内蒙古草原的前后变化，那一定是出色的报道。要知道，以上几位都是新闻界的著名记者，记者中的“大婉儿”，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实在是一件憾事。

　　好在光明日报的记者有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他们以特有的执著精神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去守护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而在守护这块精神家园的同时，光明日报的记者也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为知识分子或者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内蒙古记者站第二任站长杜弋鹏就被誉为“生态记者”。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由于草原连年严重干旱，再加上人类过度的开垦和放牧，内蒙古草原开始严重沙化，特别是锡林郭勒西部草原赤地千里。杜弋鹏开始以他敏锐的眼光对内蒙古的掠夺式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1998年6月，杜弋鹏组织光明日报“西部五省（区）生态环境保护行”活动。全国人大、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的领导为他们壮行。他们这次采访不和地方打招呼，怕“吃人嘴短“、“笔下留情”。采访组历时月余，行程上万公里，横穿6个省区，采写了24篇稿件，这些稿件引起很大反响。《额济纳绿洲：你会随居延海消失吗》和《我们只有一个家》等稿件为唤醒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起到了巨大作用。

　　2000年8月，杜弋鹏参加内蒙古政府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有关领导宣布“内蒙古牲畜头数已突破7000万头只”。多年来，内蒙古年年这么“报捷”，已经形成制度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牲畜突破4000万头只时，专家们就告诫“已经超载”。报道写不写？从生态大局考虑，不能肯定这个“喜讯”，但是，如果说真话，能惹得起那么多在“畜牧业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领导吗？但他随后毅然决然写下了《这种丰收岂能再要》：“丰收不丰收，得看牧民的钱包，而不是看有多少存栏牲畜。单纯追求牲畜头数的畜牧业指导思想有害于生态环境，导向有问题，非改改不行了。”稿件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被全国许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转载转播。这下内蒙古“增畜功臣”们大发雷霆了：“这是在和内蒙古党委、政府叫板。”内蒙古有关领导和部门在内蒙古农业大学组织了个研讨会，其实是个批判《这种丰收岂能再要》的会，举出文章中的“12处错误”。对姓杜的口诛笔伐，还严厉批评了提供数据的有关专家、教授：“你们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怎么随便给中央驻地记者提供材料？”但很多人支持他，认为他写得对。从此以后，内蒙古再也没有宣布此类“喜讯”，报道在当时改变了内蒙古一些人长期存在的只重增畜不重生态保护的观念。

　　2003年杜弋鹏调任光明日报社北京记者站站长，我进入内蒙古记者站工作。一到记者站工作，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杨颉不知怎么打听到了我的电话，就邀请记者采访。杨颉是内蒙古培养出来的第一个蒙古族女博士，她的10多位同学定居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行生态和环境研究。杨颉说，现在西部地区大规模种树，这是对环境的又一次破坏。西部地区缺水，地下水更宝贵，如果一味种树，会大量消耗地下水，影响其他植被的生长。同时，树也活不好，都是“老头树”，对防沙防风起不到作用。西部的生态建设应该讲究科学，林草灌综合治理，才能收到实效。我和杨颉素昧平生，记者突然明白，在知识分子的眼里，光明日报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于是我发扬先任者的精神，时刻关注内蒙古的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

　　西部大开发以来，内蒙古的生态建设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是体制、机制,过去草原公有,自由放牧,谁也不爱惜。现在承包到户,人人爱惜。二是政策,退耕还林还草,有补贴,可以基本维持农牧民的生活。三是产业化,企业积极发展沙产业、草产业,过去种绿得不到钱,现在种绿得绿、得钱。农牧民跟着他们可以发家致富。四是生产方式的转变,禁牧、休牧、轮牧、舍饲制度减轻了草原负担。五是生态移民,既让农牧民生活得更好,又腾出草原自然恢复。这些新思维展示着新的生态智慧。近几年，记者不断把内蒙古生态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报道，以期在更加科学的轨道上让全社会掌握推广保护好环境、建设好环境的新理念、新技术。针对内蒙古一部分人看到这几年生态建设力度加大，部分沙区植被覆盖率提高，就沾沾自喜，好大喜功，得出内蒙古生态建设“局部好转，整体遏止”的结论，记者搞了大量调查研究，深入采访，得出的结论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提醒人们不能放松生态建设，国家的退耕还林换草补贴政策需要延续。这些思想通过《新思维新草原》、《沙尘暴再次吹醒了人们什么》、《警惕对生态建设几点模糊认识》等大批稿件，在光明日报和光明日报内参上发表，为草原不断鼓与呼。

　　内蒙古东西长4000公里,从西部的额济纳绿洲到中部阴山林草交错带、锡林郭勒草原一直到东部的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它像一条绿色的玉带包裹着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其中锡林郭勒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也是我国目前保留完整的原生态草原。就在这个屏障的北部、西部,蒙古大戈壁以及塔里木、腾格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等大沙漠在步步逼近。绿色与黄沙就在这里争斗着,在降雨稀少的气候下,这里每增加一片绿色,都是人们用汗水乃至血水浇灌而成的。陈寿朋在《草原文化的生态魂》的前言里写到:地球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的本土文明先后中断和失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态的恶化和土地沙化。而古老的中国一直在延续着文明的进程,很大程度得益于北方草原这个绿色屏障的保护和涵养。

　　可见内蒙古草原，是中国北方的生态屏障，事关中国的生态安全，保护和建设好这个生态屏障是国人的重大课题。光明日报内蒙古记者站30年，我们三代记者，再加上社里的其他同仁，倾情这片草原，关爱这片草原，用赤忱的责任意识守护这片心灵的家园，感动而感慨。而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愿草原和光明日报永远相连，永远美好！我要为来过草原和将要来草原的光明日报同仁唱首《草原在哪里》：今日在一起,明日又别离,草原草原祝福你,祝福你!

　　4月9日至13日，中国北方地区又一次风沙弥漫。这是近年来我国遭遇的最为强劲的一次特大沙尘暴灾害。我国每年因沙尘暴损失达65亿美元，当沙尘暴过后，人们在清点财物损失的时候，更有必要清理一下保护生态意识上的得失——

除了65亿美元，沙尘暴还吹走了什么

　　继1993年以来，沙尘暴又一次吹痛了国人神经。

　　4月9日晚，内蒙古阿拉善盟就刮起了强劲沙尘暴，一直到第二天晚上都没有停止。当地能见度不足10米。当天，阿拉善有1万多只牛羊死亡、失踪。

　　4月9日起，新疆飞沙走石，风速每秒达13米。兰新铁路36对列车被迫停运，强劲的风沙击碎了列车的钢化玻璃。滞留的2万多名旅客感受到了生态恶化的巨大威胁。

　　此后几天，西路沙尘暴从哈密开始沿河西走廊经甘肃、陕西、宁夏一路向东挺进。中路沙尘暴经浑善达克沙地、河北直逼京津。东路沙尘暴由科尔沁沙地奔向东北。

　　10日到13日，呼和浩特市连续4天灰蒙蒙。11日开始，呼和浩特的气温一下子从摄氏零上18度下降到摄氏零下8度，并飘起了雪花。刚刚盛开的丁香花在雪花中顿失芳容，刚刚泛绿的树木在尘埃中收敛起萌动的春色。

　　人们可能记得，沙尘暴成为国人热门话题，是在1993年。1993年5月5日，我国西北地区突然刮起了“黑风”，罕见的黑风给毫无防备的人们造成极大损失：伤亡380多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7.3万公顷，死亡和丢失牲畜12万头，受灾牲畜73万头。

　　就是从这次特大黑风开始，国人知道了一种新的自然灾害——沙尘暴。此后沙尘暴频频光顾我国北方地区，每年都在10次以上，有几次还刮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主席陈寿朋说，前几年人们都热衷于沙尘暴话题。但2002年以后，人们很少谈论。这不是好现象。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才刚刚起步，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沙化、退化的势头还没有遏止，我们看到的成效主要是靠“老天”降雨帮忙。

　　全世界每年因沙尘暴损失480亿美元，我国损失也达65亿美元。这一次的特大沙尘暴可以说又一次吹痛了国人的神经。

冷静对待“沙尘暴不可避免”论

　　气象学这样定义沙尘暴：大风扬起沙尘，使空气混浊，水平能见度低于1000米的恶劣天气。沙尘暴多发区主要位于沙漠、沙地和干燥的沙质地表，中亚、北美、中非及澳大利亚是世界四大沙尘暴区，中国西北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是中亚沙尘暴区的一部分。

　　沙尘暴和扬沙天气的发生一般需三个条件：一是有丰富的沙尘源；二是有强风作用；三是大气层结构不稳定。即在沙漠、沙地和沙质地表及无植被的裸露地表，空气容易受热，而其上的空气相对较冷，造成暖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容易把刮起的沙尘吹到空中。

　　根据对深海岩心和冰盖沉积物的测定，早在距今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就有沙尘暴的出现。地方志记载，公元351年甘肃省武威一带就发生过强沙尘暴。从199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沙尘暴高发期。

　　基于上述现象的研究，有人提出了“沙尘暴不可避免”论，认为沙尘暴是“天灾”，是因为气候干旱引发草地退化、沙化引起的。有学者马上反驳:“沙尘暴不可避免”论是在推卸责任。反驳方举了两个事例：一是在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退化草原的对面，蒙古国草原的草高度在1米左右，那里有上万只黄羊活动。二是在中蒙、中俄10公里宽的边境线上，草依然保留上世纪50年代的高度，因为这里没有人为活动。这两个例子有力地反驳了这样一个观点:“草长不起来是天旱造成的”。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内蒙古锡盟莎如拉图亚嘎查的廷·巴特尔回忆说：“1970年我从呼和浩特插队到嘎查，当时草长得和马肚子一样高。而现在草连老鼠都盖不住，见风就起沙。沙尘暴增多，还是人为因素大。只要控制了人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沙尘暴是可以控制到一定范围和强度的。”

　　从“不可避免”到“可人为控制”，说明对待生态“消极和积极”的两种态度和精神。我们不能不警觉，有好多地方和好多人以“不可避免”为幌子，继续着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

清醒认识我国草地生态退化的趋势

　　2004年中国草业科学大会向外界传出这样一条信息：“干旱和沙漠化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灾害，是我们的心头大患。”

　　大会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的干旱和荒漠化主要发生在西部，而草地的沙漠化、荒漠化最为严重。中国北方温带草原3.13亿公顷，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平原以西，沿内蒙古南缘、经黄土高原东侧至青藏高原东缘一线以西的广大地区。这个蔓延4500公里的绿色自然保护带，是中国大陆乃至许多亚洲国家很重要的生态屏障。中国的重要江河源头在草原地区，黄河水量的80%、长江水量的30%、东北河流的一半以上水量直接来自草原。

　　但这些地区草地的“三化”面积约为9000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并每年以66.7万公顷的速度发展。同上世纪50年代相比，我国草地草产量下降30—50%，牧草质量变劣，毒草害增多。宁夏97%、新疆61%、内蒙古59%、青海56%、甘肃48%的国土面积发生了沙漠化、荒漠化。我国草地生态处在“总体恶化，局部改善”的趋势。

　　自2000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加大了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投入力度，积极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再加上2002年以来，西部降水增多，生态保护力度加大，生态恶化出现了趋缓的势头。但一些地区便急不可待地宣布“沙漠化扩展趋势得到整体遏制，出现局部好转”的判断。

　　中国草业学会理事长、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云锦凤指出，生态建设和保护是一个长期过程，草原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周期，而有的已不可能恢复。我们要科学理性认识生态建设和保护，不能盲目乐观看待刚刚出现的好势头。

科学理性寻找治理办法

　　控制沙尘暴，从实践上说，就是治理、抑制和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从过去“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增草增畜”到今天的退耕还林还草，国家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思路渐渐明晰和科学起来。这可以说是西部生产方式的一大进步。但在这个进步过程中，有人指出了新的误区。

　　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生态学博士杨劼通过多年的生态研究发现，在干旱地区大规模种树并非是最好的办法。在西部地区，有许多稀稀拉拉的“老头树”，这些树生长了几十年，永远长不大。过去种植的许多大片林地，在长年干旱少雨的气候下，渐渐枯萎死亡。由于林带不能成片成活，防风固沙的作用起不到，反而像抽水机一样抽干了宝贵的地表水，进一步影响了其他地表植被的生长。西部的生态建设应该采取综合措施，林草灌乔木结合种植，反对单一种植，特别是反对单一种树。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宗锦耀也指出，沙化大都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不适宜林的生长。由于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中，还林比还草给的投入和补贴更多，所以有的地方为争取项目，借退耕还林为名毁草植树。现在需要调整，加大对还草、种草的政策扶持。

　　针对过去重利用、轻保护，重索取、轻投入，过分强调草原的经济功能，单纯追求牲畜数量的增加，对草原掠夺性经营的做法，六种新制度有利于生态建设和保护。它们分别是:草原保护制度，退耕还林还草制度，草畜平衡制度，禁牧休牧轮牧制度，舍饲圈养制度，生态移民制度。据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勘测设计院监测结果显示，锡林郭勒盟休牧区与非休牧区相比，草群高度增加6.5—20厘米，盖度提高8.2%—50%。西部荒漠半荒漠草场植被平均盖度由17%提高到41%。生态移民一般而言，转移牧民1000人左右，可使3000平方公里的草原得到保护。过去是人进沙也进，而现在“人退”带动“沙退”。

有气魄有力度加大投入

　　廷·巴特尔说：“我所在的浑善达克沙地是距离北京最近的风沙源，2001年以前，由于连续干旱和超载放牧，草原退化沙化严重，50%的草场被明沙覆盖。西部大开发以后，国家加大了保护生态的力度，实行沙源治理、生态移民和禁牧围封，生态恢复较快，明沙覆盖下降到10%。这个成果来之不易，一是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二是农牧民也增加了投入，为了保护草原，减少载畜量，我所在的嘎查从1万只羊降到500只。现在的关键难点是解决生态保护和农牧民的增收问题。国家要继续加大生态建设的投入力度，增加对退耕还林还草地区、禁牧区以及生态移民的生产、生活补贴。”

　　内蒙古现在采取大规模的休养生息方式来缓解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在生态条件恶劣的地区，实行生态移民，腾出大面积的地区封围禁牧，并附以林、水、草、灌木等生态工程让其逐步恢复。生态移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要移得出、稳得住、富得了。加大投入为禁牧区农牧民解决生存问题，解决生产出路问题，不能简单一禁了之，不然的话就会造成复耕复牧。

　　我国西部集中了全国80%的贫困人口，对他们多一份扶持，就会少一些对草原的过度索取，从而多一片绿色少一些沙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对西部农村的投入不仅事关民生问题，更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4月17日第5版“观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