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永龙

　　浙江省舟山市人。1954年舟山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师范翻译系，1956年因党组织选调，提前结束学业，参加工作，任本院留苏预备部专职团总支副书记。196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后又调到内蒙古日报社，任记者、记者站站长和编辑组组长。

　　1978年9月调入光明日报内蒙古记者站，任编辑、记者站站长。1990年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评为优秀记者，多篇稿件被自治区记协、新闻学会评为全区好新闻一等奖。合作撰写的内蒙古中年学研究论文获自治区软科学一等奖。1991年调回光明日报记者部，先后任记者部副主任、报社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等职。退休后，被选任为光明日报社机关党委委员、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人的一生总有几段可以怀念和回忆的岁月。作为在内蒙古自治区长期驻站的第一代光明人，13年往事仍记忆犹新。

　　人是要变老的，但值得回忆的往事不会苍老。

难忘光明之缘

　　1978年9月，我和王公亮被选调到光明日报内蒙古记者站工作。这是光明日报创刊以来在内蒙古第一次建立记者站。

　　内蒙古是我的第二故乡。1961年8月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同两位师兄赵琦（原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周郁夫（原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一起被分配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我和郁夫同住一室，亲如兄弟。当时分社和内蒙古日报社两块牌子，一套领导班子，合署办公。后因党组织安排，把我调到内蒙古日报社工作。

　　机遇和命运是人们难以自己去选择的。人的发展和跨越，除了自身条件和自我努力外，常常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往往深深地打上时代“烙印”。

　　光明日报要在内蒙古建记者站当初我不知情。有一天，前来挑选记者的师海云同志（报社领导班子成员）约我谈话时，才知道建站之事。真巧，海云同志是我当年的老领导，那时他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他认识我，也了解我。所以，当内蒙古日报社主要领导以业务骨干、工作需要为由，不肯放行时，他据理力争，坚持要调我。我还要特别感谢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对我的厚爱，他出面疏通协调，终于好事如愿。后来，据人传说，因为总编辑扬西光同志曾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对复旦学子有所偏爱，天赐良机，合力效应，我和光明有约，光明和我有缘。

　　记者站建立当年，光明日报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光明日报的权威性和社会影响极大提高，报纸的发行量迅猛上升，广大读者争相订阅，作为新来的光明人，深感自豪和荣耀。

　　1978年10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就光明日报内蒙古记者站建立发文通知各地，要求各地、各部门“积极协助记者站做好采访工作”，“记者在各地采访时要给予方便。”

　　建站伊始，白手起家，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无偿借给我们办公用房。不久，记者站搬迁到自治区党委大院办公，几年后又盖了宿舍，购买了汽车，真是一路绿灯，一派光明。

写好光明之文

　　从自治区党报到中央级党报、全国性知识分子大报，大步跨越，角色变换，有一个学习、摸索、适应的过程。

　　我认为凡体现光明特色、特点的重头新闻和精品稿件，几乎皆刊登在一版头条或其他版的头条和重要位置上。瞄准一版，强攻头条和要闻，多发有影响、有特色的好稿，就成为我的首要任务和工作目标。多年来，我从三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和探索。

　　一、抓大放小，着力采写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头条新闻。

　　1979年底，正当全国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更好发挥知识分子聪明才智时，我们及时采写了《内蒙古一些教授担任高校领导职务》（12月14日一版头条）。这篇报道用事实宣传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这类新闻在全国刚刚开始，因此影响较大。

　　《内蒙古乌审旗绿化速度超过沙化速度》（1987年10月17日一版头条）、《内蒙古农牧学院林维申教授智力拥军13年如一日，高寒地区边疆战士吃菜难初步改观》（1989年8月26日一版头条），都是具有较大影响的重头新闻。

　　二、抓特避平，努力写出富有时代特点和地区特点的特色新闻。

　　吃透两头，把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把光明特色和地区特点相结合，在反复比较上下功夫，在结合上做文章，这是我多年来下大力气去寻求和捕捉的课题。

　　乌兰牧骑被誉为“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1983年11月15日，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我专访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和自治区政府主席布赫，他们就自治区理论界文艺界学习乌兰牧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表了谈话（11月16日一版头条）。这篇独家新闻具有较强指导性。

　　1987年5月8日本报一版头条《内蒙古大学教授李博为边疆培养一批植物学生态人才》，宣传了李博携妻带子，从北京大学来到内蒙古大学任教，扎根边疆，艰苦为荣，倾注27年心血，创办了国内新兴专业，培养出了60余名各族高端人才，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事迹。蒙古族知识分子旭日干是内蒙古第一位工程院院士，1984年春在赴日本进修学习期间，在导师指导、合作下，培育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山羊。他回国后，我们不仅对他在日本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深入报道，同时对他新的成果进行连续跟踪采访，先后报道了他创办我国首家实验动物中心、培育成功我国第一胎“试管绵羊”和“试管小牛”。宣传这些有突出贡献的蒙、汉等各族杰出知识分子事迹，是最能体现光明特色的。

　　三、抓新弃旧，尽力多发新鲜、生动、快捷的鲜活新闻。

　　要抓到充满新意的鲜活新闻，要靠记者过硬的基本功，需要敏感、激情、深入、勤快，到第一线去、到现场去抓“活鱼”。

　　1982年1月28日农历除夕，我顶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踏着薄薄的雪层，下了火车步行来到了内蒙古乌拉特草原访问，采写了一则短通讯《草原牧民欢度春节》，反映了三中全会以来草原牧区欢乐祥和的新气象和各族牧民生产、生活新变化。由于这篇稿件是春节期间草原牧区的第一线现场采访，700字的小通讯，刊登在大年初二本报一版显著位置上。

　　1984年8月，我和杜导正同志（时任本报总编辑）合写的两篇新闻特写《拜谒成吉思汗陵》（8月19日二版）、《喜看草原“那达慕”》（8月29日二版）也是属于鲜活现场新闻。那年，杜导正同志作为首都文艺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应邀前来内蒙古访问。他和王蒙、李准等一行专程到鄂尔多斯高原拜谒“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陵园。两位大作家和一位大报总编辑来拜谒，李准又是蒙古族，当属鲜活新闻。加之当时正值自治区拨专款整修了陵园，陵殿内外修饰一新，尚未正式对外开放，我们捷足先登，提前向读者作了介绍，这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广聚光明之友

　　驻站记者是本报派往各地的“代表”和“大使”，要代表报社联系广大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也把光明日报记者看成自己的知音和朋友。建站以来，我们想方设法，广聚光明之友，倾听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呼声，报道他们的业绩。

　　我经常走出去登门拜访，也请进来约谈研讨。凡主动登门来访，我们都热情接待。他们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只要言之有据，说之有理，我设法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不少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和满意答复。很多知识分子都愿意找我们交谈，把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和思考的问题以及取得的成果，向我们介绍。1979年10月中旬，一位中年满族知识分子来到我家。他叫盖山林，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中级科研人员，向我反映他在岩画考古方面的一些最新成果。这是一个全新领域，国内外未见报道。几天后，他又邀请我到他家翻阅了用玻璃纸从现场拓描下来的一千余幅岩画和大量照片。这是他从1975年以来，用近5年时间，步行、骑驴，风餐露宿，深入人烟稀少的山沟里，所取得的极其珍贵成果。我很快写了一篇内参《内蒙古阴山西段发现大批古代岩画》在本报《情况反映》发表。接着，经过补充采写于1980年2月1日又进行了公开报道，这是本报的一篇独家新闻。盖山林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坚持不懈深入研究，出版专著20部，发表学术文术文章250多篇，现已成为我国著名岩画考古专家、研究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内蒙古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知识分子工作的主管部门和知识分子集中的盟市、单位、团体，我跑得更勤更多些。我无事也登三宝殿，隔三差五就主动登门访谈，求教取经。很多领导和知识界朋友主动向我介绍情况，提供线索，成为我的信息源和点子库。

　　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也是扩大联系面，广交各界朋友的一条重要渠道。我和几家中央驻内蒙古新闻单位共同倡议、组建了中央驻内蒙古新闻记者联络中心，和自治区组织、人事、政策研究部门领导和好友组建了内蒙古中年学研究会，这两个社团组织使记者站分别与中央新闻单位驻内蒙古记者和自治区中年知识分子联系渠道更加畅通和紧密。

　　2008年，是光明日报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重建和新建记者站30周年。我的这篇粗浅的流水帐式的纪念文章，不算精品，可称情品，有感而发，为情而作。从文章主题到三则插题：光明人、光明缘、光明文、光明友，通篇贯穿“光明”主旋律。

　　心系光明，情融光明！

　　因光明而自豪，为光明而奋斗！

　　盼光明事业永远光明！

　　祝光明未来更加辉煌！

蒙古包四部曲

　　蒙古包，历来是草原上牧民的家。凡有蒙古包的地方，就有牧民的牛群和羊群，就有牧民的生活和爱情。蒙古包和骏马一样，成了蒙古族人民以及他们的游牧生活的象征。

　　但这一次我们来到大草原采访时．发现蒙古包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上，记者驱车驰骋了三四天，竟没有看到一个蒙古包，只看到—间间砖房或“干打垒”散布在一个个家庭小牧场里，一座座带绿荫的草原小城镇镶嵌在茫茫高原的沙丘之间。

　　这里，牧民们的游牧生活已经基本结束，流动的蒙古包极大多数已由定居所代替。

　　至今仍保留较多蒙古包的是自治区东部的几个大草原。

　　当汽车行驶在面积相当于两个浙江省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时，只见白色的蒙古包、红色的砖房与黄色的“千打垒”交替出现，身穿西服驾驶摩托车的牧民与身穿蒙古袍骑着骏马的牧民一起驰骋。

　　大约每隔几十公里，就能看到一二个蒙古包。而一并进入你视野的，往往是蒙古包上耸立的电视机天线与风力发电机螺旋浆般的翼片。

　　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记者就宿在苏尼特左旗白音塔拉嘎查(村)一个牧民的蒙古包里，正遇电视里播放《动物世界“企鹅”》与电视故事片《月月》。

　　“50年代，蒙古包里用上了铁炉子，包里不再烟熏火燎，解放了喉咙；60年代，有了收音机,天下大事都能听到,解放了耳朵；70年代末，包里铺上了木板床，人不再患关节炎，解放了膝盖；80年代电视机进了蒙古包，牧民身在草原，能看到整个世界，解放了眼睛。这就是近40年来蒙古包的‘四部曲’。”白音塔拉的书记介绍说。

　　电视大大缩短了蒙古包与整个世界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距离。多少年来，牧民只看到蓝天、白云、草地、牛羊，整个草原就象个大蒙古包，牧民的生活是“静止的”，信息是闭塞的，真有点“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的味道。有了电视机，牧民当天就看到了两伊战争升级，看到了许海峰在奥运会上夺得第一块金牌，看到了英国女王访华……。过去，一年看一次乌兰牧骑演出，还要骑马跑上百里路，现在可好，东方歌舞团、前苏联芭蕾舞团、费城交响乐团都走进了蒙古包，真如一个牧民讲的“买台电视机，等于把地球抱进了蒙古包。”

　　当然，同时输入的还有各种各样外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就在记者就宿的蒙古包，10来岁的小姑娘穿着尼龙纱的连衣裙，戴着电子手表，年轻姑娘穿着茄克、高跟鞋，他们不但会蒙古族传统的安代舞，还喜欢跳迪斯科和交谊舞。在阿巴嘎旗，记者还遇见了一个名叫额尔敦必力格的人，他是锡盟第一个走出大草原，到北京开了一家成吉思汗酒家的牧民儿子，也是全盟第—个留职停薪的干部。“光留在蒙古包不会有出息，80年代的牧民也该走出去见见世面。”这位成功的经理不无得意地说。

　　是的，“世界”进了蒙古包，蒙古包也正在走向世界。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及其世代相传的蒙古包，正在发生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巨变。

　　（与樊云芳、叶辉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