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修

　　四川人，高级记者。1937年12月出生，1960年调入光明日报社，任光明日报驻云南、四川、上海记者和记者部主任。曾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奖项。

　　岁月无情，到今年底，我就要满七十足岁了。人到了这个年纪，唯一能够自娱和支撑自己的，似乎只有“回忆”二字。回忆什么？回忆我那早已消逝但又印象愈来愈清晰的童年，回忆那“气吞万里如虎”、充满着激情和伤感的青年时代，回忆在事业上的种种成功和失败……我的“事业”就是当记者。活了70年，有近40年是在当记者。说实在话，在近40年的记者生涯中，如果还有什么可以称为“成功”的东西，我是差不多都忘了，或者说是印象愈来愈模糊；唯独“失败”的东西或曰“走麦城”的那些事情，我是难以忘怀，有的甚至至今还让我刻骨铭心。

　　说起来只是一些小事，但就自己的一生，所谓轰轰烈烈的“大事”，确实想不起一件来，想得起的只是一些平淡无奇的小事。其中的一件发生在20多年前。那是在“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上海站调回刚刚恢复建制的云南站。早从60年代初起，我就在云南跑，几乎跑遍了这里的每一个县，惟独一个县没去过，这就是地处金沙江边的元谋。今天的元谋，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不多几年前，当“大棚”还未普遍兴起时，在严寒季节滴水成冰的北京，市民们除了“大白菜”之外还能吃到一点新鲜的“反季节蔬菜”，其中相当多部分是从元谋用火车运来的；但在七八十年代的当初，这里却还是云南的一个穷乡僻壤。因为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个严重缺水的“干堤子”。云南许多地方“四季如春”，而这里却是极其炎热，即使是冬腊月的数九寒天，这里的气温常常要高到约四十摄氏度；到了夏天，那炙人欲焦的骄阳烈日，不得不使人望而却步视为畏途。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决定去看一看。在元谋，我走访了县委、县科委、教育局、文化局、文化馆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位。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历来不相信有哪里会不出“新闻”，有哪里会找不出报道题材。我相信“开卷有益”，只要自己去了，肯定会拿得出“东西”回来；但这次却碰壁了，三天下来，竟然一无所获，摸不着一点头绪。天又热得要命，那个时代，还没有什么“空调”之类的物件，住在招待所里只得“挥汗如雨”。自认失败，只好决定告别元谋，废然而返。走的那天早晨，我沿着小城里的街巷漫步，又毫无目的地踱向城外那干涸的田野。我从镇子的西面横穿大块的庄稼地向东，发现这里的土地是那么肥沃，黑油油的。毫无疑问，只要有水，这里用不着施什么肥，就能象滇南的瑞丽一样，“种一年吃三年”。问题是缺水。即使这里靠近金沙江，但距离有数十公里，而且海拔要比江面高出上百米。要想把江水提灌到这里，无疑是“异想天开”。我想，上帝真是厚爱云南，赐给了云南无比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这里既有滇西北巍峨壮丽的雪域高原，也有象西双版纳、红河、德宏这样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亚热带山峦丛林原野，当然也有象元江、元谋这样的干、热河谷和盆地。其出产之丰富是其它省份所不敢想象的。但就是许多地方缺水，这件事到现在弄得守着一个滇池的昆明还要闹水荒，真可谓“美中不足”。我在田野里胡思乱想，信步走着。田野里的玉米已长得有一尺高了，周围象笼罩着淡烟似的薄纱。我突然惊奇地发现，尽管旱季快结束雨季还没有来，但大片的玉米却长得那么丰硕健壮。我蹲下来一看，一排排的竹管紧挨着一行行的玉米株，象毛细管似的横过田野。细竹管的尽头相接着横着的粗竹管。这根粗竹管从远处把水接过来，涓涓细流从粗竹管流入细竹管，细竹管在紧贴植株的地方穿有一个小孔。宝贵的生命之水就通过粗竹管流入细竹管，再一点一滴地滋润着每一棵玉米植株，使得这干涸得象燃烧的田野居然如此生机勃勃。这个办法简直要使我拍案叫绝。在和农民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当地农民历来就是这样干的。因为即使是干堤子，水总是多少有一点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使它不浪费一点一滴。看到这些，我只能是感叹说：“元谋人真聪明！”“人民不愧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

　　这在当时，我确实只能是想到和感叹到这一点。直到几年后，我已调离云南站，有一天偶然读到了一则新闻，说的是我国的干旱农业，从以色列引进了一种名叫“滴灌”的技术，解决了我国许多地方缺水的问题。文章还赞扬了以色列一番，说它的农业技术是如何先进，因此才能使它在中东的沙漠上生存了下来。读到此我突然想到，这种所谓的“滴灌”技术，在我国，至少在云南元谋，不是早就有之了吗！只不过人家用的铁管或塑料管，我们用的则是竹管，这是人家的“先进”之处。但竹子在元谋遍地皆是，可就地取材，用不着花什么钱，应该说这也是元谋土办法的“先进”之处。至此我又突然悟到，一个我苦苦寻求的“重大题材”，正在迎面走来，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可又对其失之于交臂！即使是在几年后，即使是在今天，一想起此事，我就感叹自己的迟钝，咒骂自己不开窍的木脑壳。一个哲人曾经说过，机遇只是赐给那有思想准备的人。什么是“思想准备”？应该就是对事物大背景和发展前景的思考。有时还自我解嘲：那时中国的缺水问题还没有像后来一般的突出。不对！其实那时中国的水危机已经相当严重了，只是还未能被人们所敏感和重视而已。

　　往事如烟，这次失败的采访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了，至今想起来还感到一种莫名的痛楚和淡淡的哀伤。就我自己的感觉，记者工作永远是一种探索，既在寻找问题，也在寻找答案，因此就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此中所含的乐趣是无穷尽的。可惜我也年近古稀，我的那位性格豁达豪放的老乡亲苏东坡老先生曾经唱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倘若真的门前流水能西，我将象当年一样，挎一个小包，装入一枝笔和笔记本，一切都从头来一遍。

川剧，站在十字路口

——四川彭县中心茶园喝茶听戏记

　　时钟刚打18点，四川彭县城内中心茶园的川剧“围鼓座唱”就开场了。“哒吧咙锵……”一阵急如骤雨的锣鼓声在暮色苍茫中弥漫开来,立时唤起了人们一种年丰廪实、国泰民安的强烈感觉。

　　在天府之国四川，群众文化的主要方式是川剧活动。这是一种根植于人民土壤中的艺术。“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这是形容其剧目之浩瀚，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个剧种之源远流长。十年浩劫，使川剧艺术濒于灭绝境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群众性的川剧活动竟如春潮怒涌，在大巴山区、川西坝子、泯江两岸发展了起来。单乐山、绵阳、南充等文化事业本来发达的先进地市一下子就出现了几百个群众自发组织的业余川剧团，更不用说那些文化事业不发达、群众独爱川剧的盆周山区了。可别认为这只是些“草台班子”，其群众基础之深厚令一般的专业川剧演员们瞠目结舌。大巴山区巴中县有一个花丛女子川剧团，4年中为上百万的观众演出了1300场，其中95%的场次是爆满。三台县有一个乐加区业余川剧团，他们每到一个乡场，只要把“乐加川剧团”牌子一挂，多大的坝坝都硬是要坐满。

　　然而，这种好景并不长，只不多几年的工夫，这一时的盛况忽又变得烟消云散了。当那一根根的电视天线从一座座的高楼大屋、竹林茅舍中冒出来时，潮流开始消退了。首先是县一级的专业川剧团垮了，演职员们纷纷去放起了录像，办起了茶馆舞厅。然后就轮到了这些土生土长的民间川剧组织，竟一个个地销声匿迹，连那个名噪一时、誉满全川的巴中花丛女子川剧团在艰苦顽强地奋斗了几年后也终于解体了。

　　“这是一种电视冲击效应。”有人这样下断语。不错。在旧中国，当“声光电化”还是一种稀罕事物时，舞台戏曲艺术欣赏大约就是人们文化娱乐活动的最高享受了。那是不要什么复杂条件的。找上一个坝坝，安几张桌，锣鼓就可以敲起来。人们视野狭窄，看不到将来，失望于现在，也就只好沉缅于“小姐赠金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过去了。电影兴起来了，但至多也只能夺去一半的观众。因为那东西的普及率实在有限。现在电视兴起来了，屏幕虽小，但方寸之地，气象万千。一家人围在一起，边喝茶，边了解自己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里所发生的大事情，欣赏任何一种内容和风格的艺术形式。人们眼界开阔了，对那种内容狭窄而陈旧，节奏慢得要叫人打瞌睡的舞台戏曲艺术有些不满意了。于是，舞台戏曲艺术似乎注定了只有一种消亡的命运。

　　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

　　“哒吧咙锵……”现在中心茶园里唱的是川剧《伍申路会》，内容说的是战国时那位急于为父复仇的伍子胥和申包胥在路上相遇的一段故事。在这个茶园“围鼓座唱”的是彭县总工会工人俱乐部业余川剧队，人员45名，其中有县政协委员、工会主席、小学校长、厂长、农村会计。还有在街上划玻璃的个体户。他们能唱100多个折子戏，成立7年活动从未间断。

　　当人们正在为川剧“走向消亡”而忧心忡忡，因而大声疾呼“振兴川剧”时，突然，似乎又是在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玩友”——人们对业余川剧“围鼓座唱”的俗称——班子，竟悄悄地在四川大地出现了。其数量之多、声势之大，使得四川省群众艺术馆负责人只能用“简直不得了”五个字来形容。自发的群众艺术组织“玩友协会”、“川剧爱好者协会”、“川剧座唱协会”纷纷成立。这些协会统归文化馆管理，每年要举办年会，举办“玩友调唱比赛”、“围鼓座唱比赛”。近来，这些“玩友”们已不满足于“围鼓座唱”了，正琢磨着向舞台演出发展。仅仅在两三年前，人们不是还在悲叹“电视冲击”、担心川剧的前途吗?现在事情的发展好象又有点说不清了。在四川大地，以川西坝子农村中的电视机最多，但却以川剧业余活动最为兴盛。彭县隆丰乡全乡5600户，平均每3户就有1台电视机。这样的数量不可谓不普及，但这里的民间川剧活动却极为活跃。乡里以文化站干事钟朝贵一家为核心，成立了一个业余川剧团，成员35人，有20人是农民。钟朝贵自任编剧兼音乐设计，他爱人演青衣，女儿演闺门旦，女婿演花脸，赶场天演出两场，观众几乎场场爆满。你去问那些农民观众，家里都有电视，为什么还要看川剧，他们会回答你：“看电视没有看川剧安逸!”

　　“看电视没有看川剧安逸”。这大概一言道出了农民既要看电视又要看川剧的充足理由。这也大约是在电视快速普及的冲击下，川剧艺术仍然绵延不绝的重要依据。至于为什么，此中的奥妙要靠戏剧理论家和心理学家们去探索了。

　　“哒吧咙锵……”现在中心茶园中唱的是川剧《桂英打雁》。这是一出高腔戏。唱者专心致志，听者鸦雀无声。这个茶馆在四川一般茶馆中算小型的，大约只能容纳100来位茶客。在这100来位茶客中，大约只有十分之一二是年轻人。

　　有人说川剧(以致所有地方戏曲)是“老年人的艺术”。此话不无道理。在现在的川剧观众中，绝大部分是“咬烟竿”的中老年人。这个问题倒不可忽视。彭县文化馆馆长说：“川剧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争取和培养青年观众。忽视了这点，川剧终将消亡。”靠什么争取青年观众?文化馆馆长说是靠“剧目”。

　　的确，关键是剧目。那急如骤雨的川剧锣鼓，外省人一听就心烦，可四川人一听却是心花怒放。剧情节奏缓慢青年观众犹可忍耐，唯独这剧目．却叫青年人难以接受。“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是终有演完的时候：这些陈谷子老芝麻的故事，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离青年人愈来愈遥远。他们需要“看”的是现在，或是不太久远的过去。还是那个隆丰乡业余川剧团，就在去年国庆期闻，自编自演了一台大幕戏《惩治贪官》，题材取自清代发生在隆丰乡的一件轶事。另外还有4个折子戏《送金匾》、《拜年》、《送子归案》、《新娘抬轿》，都是些配合中心工作、反映本乡本土生活的现代戏，实在说不上有多少“艺术性”可言，可偏就能抓住观众：观众中青年人占大多数，挤得老年人们连座位都找不到。

　　“哒吧咙锵……”这一折戏是《访白袍》。这个业余队看来在彭县一带是颇有点名气的，但他们是真正的“民办”剧团，全部经费靠自己筹集，每人每月交20元。

　　对于这种“不花钱”的事业，县文化馆馆长是另有看法的。他说：“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还是应该多少给点经费。这样，他们就会说‘这是上面给了钱的!’上面给了钱，这就表示上面给予了承认和支持。”

　　在中心茶园的密锣紧鼓中，记者竟想起了几位从事群众艺术的专业工作者的议论：

　　“‘电视冲击’势头未退，川剧艺术度倒繁荣起来。可惜的是只限于民间……”

　　“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的专业剧团到底给了群众多少东西,为群众演了多少戏?”

　　“多年来，我也很苦恼。现在群众需要川剧，这就涉及到文化部门的指导思想：你是为‘上面’写戏演戏还是为‘下面’写戏演戏?现在的指导思想是急于出‘贡’品。最高的目标是出国，其次是上北京上成都，因此不惜花十几万，几十万元去搞一个剧目,不惜买上大量的‘五粮液’到‘上面’去打通关系。花了那么多的钱，的确出了些戏，但究竟有多少人在演?有多少人看得到?”

　　“包括我们的方针、政策要立足于为人民搞戏，为人民演戏。不要去生产‘贡品’，也不要去生产‘商品’，而要生产优越的精神产品。否则，我们的‘弘扬民族文化’就是一句空话。”

　　“哒吧咙锵……”这是最后一折“么台戏”了，剧目是《观海》。

　　时钟刚敲20点，“围鼓座唱”的锣声戛然而止。人们带着心满意足的神色踱回家去，准备甜甜美美地睡上一觉,迎接一个紧张忙碌而又充满希望的明天。

　　（原载光明日报1990年3月10日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