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博士 焦永利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历史性战略决策，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近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这标志着雄安新区的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实施阶段。雄安新区将建设成为一座“未来之城”，其规划过程展示出面向新的城市发展范式的系统探索。

　　国际上正在兴起以谷歌SidewalkToronto、“伦敦2062”等为代表的未来城市系统探索，国内一些城市和新区也提出对标雄安新区，建设面向未来的城市或城市片区，如武汉长江新城、广东深汕特别合作区等。这些实践表明，面向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未来城市正在成为新的竞争领域。中国的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也表明，在城市领域正在孕育兴起系统集成探索未来城市的“中国方案”。

　　展望未来城市建设，一方面要聚焦新的技术、产业带来的系统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预研预判新的治理与政策应对，时代发展与现实实践都呼唤对未来城市变革开展理论思考。

　　一、以雄安新区为代表的“未来城市”建设是高质量发展重要主题

　　当前，中国的发展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而高质量集中于供给侧，需要创新成长为核心动力。从经济运行的视角看，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需要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背后是高质量的经济和商业思想的支撑。同样，城市可以看做一个扩大了的“空间产品”，因此新时代也呼唤高质量的城市发展模式及其治理思想，未来城市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展望方向和想象空间。

　　新一轮科技革命将给产业发展、城市形态、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为探索未来城市提供了时代机遇。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也将会推动产业革命向前发展，两者一起激发相对系统集成的未来城市方案。

　　在这一过程中，科技、产业和城市之间的互动逻辑将发生深刻变化，产业、规划、治理之间越来越相互影响，密切互动。面向未来城市，我们需要理论创新，以及在理论创新基础上的治理创新和政策创新。

　　因此，我们观察雄安新区，可以有区域和国家的双重视角。从区域的视角来看，雄安新区源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是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从国家视角看，在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面前，培育一个新的区域增长极必须带有鲜明的“新”特征，并且一定是系统集成的“新”，方能成为区域的“反磁力”中心。

　　2018年4月发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了新区的建设目标：到2035年成为高水平的现代化城市，到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级，建设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这一宏伟目标必须用大的历史观来审视，我国在历史上曾出现多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城市，孕育了当时条件下先进的制度、先进的科技，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地位。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雄安新区将站在人类城市发展史的高度，探寻未来之城的整体设计与建设。例如，数字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雄安新区的规划中提出建设“数字孪生城市”，现实的城市与虚拟的城市同步建设、互相促进，物理的和云端的两个镜像将形成新的发展张力、形成新的治理互动体系。

　　雄安新区的规划体现出未来城市“三个生态”叠加的特征。雄安新区规划将人、自然、城市空间和创新活动进行统筹考虑，形成了“自然生态、人居生态、创新生态”三个体系的叠加。其基本逻辑在于，创新生态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前两个生态的涵养，集聚人才、集聚创新机构等要素，进而形成一个能够滋养创新活动的完整系统。这也充分体现出发展阶段变化与发展思维的跃迁。工业文明时代，各地通常是先发展产业，招商引资，然后吸引人口集聚，再完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竞争的赛道则切换到了创新和质量上来，倒逼城市做好环境，做好公共服务。城市的动力逻辑出现了变化，三大生态体系越来越展现出互相支撑、同频共振的趋势。发展的次序出现倒转，必须首先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吸引人才、机构，然后衍生出创新成果和产业转化，也就是从原来的people follow business，走向未来的business follow people。城市也要走向为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量身定制”人居环境。

　　这一变迁的背后是思维的深刻变化，是从工业文明的思维跃迁到生态文明的思维。生态文明绝不只是加大生态环保力度，她意味着整个城市操作系统的升级，而非局部的修补和应用软件的更新。在此框架下，未来城市将成为超大型的“产业孵化器”+各类前沿新技术的“应用集成场”，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未来之城的未来属性。

　　二、磁体与容器：关于未来城市的基础概念挖掘

　　通常而言，做理论研究都是先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暗含了许多局限条件或者前提条件，然后再做理论推论，继而运用经验证据去证明或证伪。当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使得城市营造、城市运行的诸多前提性局限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研究城市的理论体系也需要相应的变化，才能更好和现实对应。新一轮科技产业将带来一系列城市创新空间，创新力量将会重塑城市的方方面面，包括发展形态、产业体系、空间结构、管理方式等，需要进行深度的研判和思考。

　　未来城市将体现出一系列的“新”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城市本身的变化，包括形态、功能、布局、结构等维度。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兴起，将引发多个领域的颠覆性变化，会放松城市营造所面对的各项局限条件；第二个层面是治理变革，包括投融资、土地、社会治理等方面。这两个层面我们也可以形象地表述为技术的、空间的“硬”的一面以及治理和制度的“软”的一面，两个层面需要更好的结合起来，做到“双重整合。事实上，这一点也是许多专家的共同认识。例如，针对技术创新和城市发展，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格莱泽（EdwardGlaeser）认为，城市是新技术孕育发展的摇篮，而技术又反过来塑造城市。技术创新能够解决城市面临的各种挑战，但创新绝不局限于技术，更加智慧的制度和政策也能让城市运行更加高效。因此，技术创新与城市优化终究是为了提高以人为本的程度和人类福祉。

　　在聚焦“双重整合”、探索“未来城市”系统方案方面，中国具备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与国际并跑的技术基础。

　　如前所述，新一轮科技、产业创新的趋势，对于今天的城市是外生性的变化，会放松城市营造与运行的各类局限条件，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面。而构建一个简明的框架来分析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对城市的影响，需要寻找学术上比较有张力的概念去应对。其中城市学家、思想家芒福德提出的城市作为“磁体-容器”概念，可为我们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他认为城市可以作为磁体，也可以作为人类各种活动的容器。我们据此可以搭建起科技产业映射城市的一个简要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中间一条分隔线，左边部分分析变动趋势，右边部分分析两个方面的变化。容器对应狭义的城市空间，城市的物理形态承载各类活动，空间上很多变化对应于容器，包括点线面的变化，特别是未来“空”的变化巨大，未来的一些城市交通技术变革，如飞行汽车等，将会使得城市空间的立体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同时，城市功能的许多变化则是对应于磁体的。容器满足城市人的物性、磁体对应于我们的理性。

　　三、鉴往而知今：历次科技产业革命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回溯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上的技术变革对城市的影响，纵观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城市的变迁与科技产业革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导致工业城市的兴起，城市作为一类空间“角色”开始出现深度分工。此前的城市都是农业经济状态下，集中交换物品的场所或治理、防卫功能的集聚地。真正的大工业生产型城市始于工业革命，并随之孕育出了成熟的配套体系。此后，随着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港口城市、资源型城市的功能分化，城市分工进入了工业化体系时代。在这套城市体系下，支撑起了大规模的就业，城市化得以大大加速。但是，这些变革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如工人居住状况不断恶化等。与此同时，如欧文、傅里叶一样设想理想城市模型的思想家也大量涌现了出来。同时，我们熟悉的现代城市规划也走上了历史舞台。通常认为，现代城市规划是诞生于英国的《卫生法案》，这部法案创造了功能区隔、容积率管制、光照要求、卫生住房等内容，以此适应城市大变革的冲击，并随之带来了城市聚居行为的一系列治理和政策演进。

　　到了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城市化进一步加速，城市体系分工进一步深化，城市群开始涌现。电力的普及、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也允许分工范围更大、程度更深，因而一些资源调配型的、总部型的、甚至金融型的城市开始出现。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又有一批理想城市的设想出现了，也就是城市规划专业领域的若干经典模型，比如柯布西耶提出的明日城市、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等。

　　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的影响更大、更迅猛，人类在这个时期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城市时代，全球超过50%的人居住在城市当中。这个阶段有一个大的进展，就是全球化的体系整体生成，全球城市网络成为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空间节点。当然，同样也涌现出无序扩张、能源危机、交通拥堵等一系列的新问题，也又出现了一批理想城市的模型。比如，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等等。

　　这些历史回溯展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就是科技产业新变化给城市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系统性的冲击，出现一些当时条件下的“城市病”，针对这些病症，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变化、预判发展，提出一些新的理想城市的应对模型，其实这些都可看做是当时条件下的“未来城市”设想。

　　当前，新一轮的以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科技产业革命，又将会给城市带来哪些方面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又将引发怎样的冲击呢？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与可能的冲击，今天的我们又将提出怎样的“未来城市”或“理想城市”的模型呢？这是全人类的时代性课题，也是以雄安新区为代表的中国新型城市发展道路的探索方向。

　　可以确定的是：第一，作为前提性的约束条件，科技产业创新将引起系统性的变动，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第二，重大的技术，特别是交通领域的新型技术、新型基础设施会带来对城市形态的重大影响。这些趋势提醒我们要回到城市的基本模型，寻找更有包容性的理论路径，寻找一个能够包容科技和制度互动的城市理论模型。另外，历史回顾发现，磁体和容器之间的矛盾也是城市演进的一条重要主线，如何分析二者的矛盾与演进，也是”未来城市“理论建设的重要视阈。

　　四、双重整合：做好“未来城市”的研究聚焦

　　凯文·凯利在《必然》一书中提出：“技术都会有一个前进的方向，我把它叫做必然，就是这个趋势像重力一样，一定会发生。比如有了芯片、电波等，必然会出现互联网，会出现手机。……我相信这些趋势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它的细节无法预测，比如电话一定会出现，但苹果不是；网络一定会出现，但Twitter不是。我想讲一些长期的趋势，这种必然的趋势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互相依赖的，但最后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正如这段话所言，今天我们研究未来城市，有很多细节是无法预测，但是一些大的趋势可以预判。总体而言，面向“未来城市”需要城市研究的范式变迁，时代呼唤一个新的认知框架，这样一个框架应当走向“科技-产业-空间-治理”联动整合的方向。在这一认知框架下，聚焦“双重整合”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需要整合描摹科技、产业新趋势的总体图景，分析这一图景对城市磁体、容器功能的系统影响；其次，根据从历史回顾中汲取的经验，新科技、新产业带来的冲击最好能够提前思考治理应对，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做到“治未病”。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层整合聚焦，那就是整合描摹科技、产业总体趋势，对城市的影响。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言：“科学最明显的特征是其应用特性，使我们有能力做许多事情。……科学带来的做事能力本身是有价值的，至于结果之好坏取决于它如何被运用，这是所有社会与科学之间关系问题的根源。”这段话对研究未来城市很有启发，启发我们要将科学的应用特性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结合起来思考。

　　在这方面，笔者近年来持续做了一项工作，把能够收集到的国内外一些权威机构发布的科技、产业中长期趋势研究报告汇总起来，在此基础上再做趋势整合判断，并思考对城市的影响。这一工作产生出几项基本认识：（1）创新无界。这是指世界越来越形成一体化的市场，未来城市真正可持续的竞争力是创新能力，并且，根据城市经济学中“基本部门”的概念，哪怕是在一个很小的产业方向上，城市的基本部门所面对的就是全球市场。按照波士顿咨询的研究，未来的产业演进方向将形成五大主题，分别是智能、高效、健康、绿色、求知；（2）大云平移。这是指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我们马上进入5G时代，这些技术既是新的产业方向，也是各类产业的共性、新型基础设施；（3）以人为本。围绕人的健康、物理增强、情感需求城市重要的创新主轴，AR、VR、精准医疗、人体外骨骼、纳米医疗机器人等先进科技方向都是重要体现；（4）军民融合。历史上，诸多尖端技术是首先满足军队需求而孵化的。美国的DARPA就孵化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很多技术。我们中国在中央层面成立了军民融合委员会，中央军委也设立了科技委，相信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将会出现显著进展；（5）研发致胜。硅谷非常强大的能力是研发，如果未来的城市把这个关键环节做好，再加上基础创新，就很可能形成超越硅谷模式的创新生态；（6）治理缺口。说了许多令人振奋的趋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大多数城市现行的治理体系和呼啸而来的未来科技产业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缺口。很多城市管理者对科技、对科学的认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科学的考虑，需要进入一个更新换代的阶段。

　　综合判断，未来科技进展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城市运行中“分析复杂数据-发现规律-做出决策”的速度，这一流程迭代的速度加快。因此，未来城市应该追求的是这种“创新迭代能力”，而不是静态的产业选择。未来的城市必须要构建可持续的创新迭代能力，这是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在上述第一层整合聚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分领域刻画科技、产业新趋势对城市带来的影响及其治理应对，做好“挑战-回应”的整合研判。

　　以变化最为突出的交通领域为例，我们可以分析一些变化并对治理变革做一些预判和思考。交通领域即将到来的无人驾驶、飞行汽车、新能源体系等变化必将对城市作为容器带来深刻的影响，对城市的“点、线、面、空”都有影响。导致城市走向更加广域化、均质化、立体化，让距离的约束变小。当前的地铁通行速度及接驳体系决定了30公里左右是同城化的范围，而未来飞行汽车时代，很可能通勤范围百公里都是可以接受的。同时，新的交通技术还将带来新的工作场景、生活场景。同时，这些变化在带来便捷、机遇的同时，也会对城市治理带来冲击。例如，共享经济的提出者罗宾·赛斯女士认为，未来的汽车就是稀缺道路资源上移动的一些金属盒子。未来真正稀缺的是街道资源、空间资源，这个资源如何高效而公平的分配是一个问题。同时，当前很多城市修建、维修、养护道路的资金是来源于汽车、汽油的税收，但未来新能源体系下、共享经济模式下，会对政府的税费收入带来冲击。政府的收入没有了，怎么去更好维护我们的空间设施？因此，应该从完善治理的角度，统筹思考未来的路权分配、无人车监管、能源体系、税收、数据运用等等。

　　在通讯技术领域，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会打破空间、时间限制。更重要的是随着数据采集的丰富度提升，未来会出现“虚拟人生”。如同雄安新区提出的“数字孪生城市”，未来城市会有一个在云端的映射，未来的人也是一样。世界经济论坛曾发布一份报告--《数字世界里的身份》，主要结论是网络上关于每个人的多源数字资产如果能够整合起来，那就是一个虚拟空间的“你”，它甚至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这就会带来治理挑战，这些个人数字资产如何确权？是否需要征税？如何保证安全？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法案），已经开始对这套体系进行优化治理。

　　另外一个影响广泛的技术是物联网，我们即将进入的泛在传感的5G阶段，对城市最大的影响在于是否会导致“平行城市”的出现。什么是平行城市呢？就是和我们的生活城市分开来的制造城市，因为越来越多的技术能够支撑一个机器人、自动物流系统构成的生产型城市，这也可能导致城市规划经典的“功能分区”思想进一步迈向“功能分城”。此外，还有人工智能对于城市就业的冲击与影响，2018年世界银行的旗舰报告就叫《工作性质的变化》。

　　上述种种都继续印证着历史的规律，那就是，新的科技、产业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需要治理应对。面对未来的这些变化，城市病的治病模式要从治小病到治大病，进一步走向真正高明的“治未病”，这方面还需要很多的思考。

　　五、未雨绸缪：迈向“未来城市”需系统升级城市治理

　　综上可见，在生态文明和信息时代进一步迈向未来城市，需要对城市治理进行系统的升级，而非简单的技术应用。

　　纵观人类的发展进程，有一条清晰的线索，新的技术会引发一些场景变革，带来新的问题，然后人类做出政策应对，进而形成一个阶段相对稳定的治理体系。其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是从政策到治理，因为新问题刚出现的时候肯定考虑不够周全，先是出台一些短期的对策，随着经验积累，这些对策不断体系化、系统化，就形成了一个时期相对稳定的治理框架。

　　上述应对历程可以拆分为两条线：一条是问题线或冲击线，另一条是应对线或治理线。两条线彼此交织、此消彼长、动态演进。新变动带来新问题，但与此同时，新技术也会带来人们思维观念的调整与解放，带来新的理念与新的技术手段，从而提升我们应对问题、化解问题的治理能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就是优化治理的辩证法。

　　比如，在自动驾驶、共享经济的环境下，车辆成为工作和居住场所之外的“第三空间”，会带来城市空间的释放和再配置。节省出来的城市空间怎么变？转做哪些功能？需要去思考。还有郊区化的新应对，随着可移动性的大大增强，许多人会住到更远的地方，很多人会想去农村盖一栋喜欢的别墅，未来交通条件可以支撑，但是对空间管制提出重大考验。因此，目前自然资源部推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完善，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加强国土空间管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此外，未来新的设施、街道、场景，都需要开放性的思考。比如，未来规划新城或者在老城的存量更新中，是不是可以把通风廊道也预留做飞行汽车的通道？因为即便飞行汽车技术成熟了，也不可能在整座城市上空满天飞，需要空中的通行规则管制。

　　再比如，在城市建设机制方面，根据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的相关研究，目前中国城市的投融资机制是非常有优势的一套体制，因其资本创造功能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尽管如此，学术界、政策界也普遍认为这套体系未来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来调整优化。关于城市的治理结构，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力量之间如何做好相应的分工和补充，也需要认真思考。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未来城市会形成一个与物理镜像的虚拟城市，居住其中的人也会形成一个对应的虚拟人。也就是说，未来许多企业、政府会运用这些数字资产去开展很多的商业活动和公共服务。这就要求治理上的变革，明确这些数字资产的权属与运用规则、税收安排。因此，数字孪生城市不只是技术问题，后面还有大量的治理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云端虚拟的城市本身也是需要治理的，也需要一套治理规则。

　　这些未来城市的治理需求，诸如空中交通条件下空域资源的规划利用和管理，城市广域化的管制策略和规则，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机制，创兴生态体系的优化迭代等，目前都走到了需要系统谋划的阶段。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聚焦“双重整合”，构建针对未来城市的理论框架。第一重整合是对科技产业变革给予城市的综合影响进行整合分析和图景描绘。第二重整合是针对科技产业的带来的影响及其治理应对这两大方面进行整合分析。

　　第二，面向新的科技产业变革图景，加强顶层设计。在通过理论研判辨析未来城市若干重大变革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理论、理念、制度、政策相衔接的体系，用新时代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去谋划和营造未来城市。

　　第三，拥抱技术革命，提升城市治理的规模化敏捷能力。规模化敏捷是产业领域在信息化时代的一种目标的追求。当前我们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大多数政府实际上还处于工业时代的信息反馈模型之中，和市民、企业等管理服务对象之间的交流模式需要尽快跟上智能时代的步伐。当前的技术变革越来越支撑公共管理、城市治理就像商业领域那样走向规模化的敏捷。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承担很多任务，例如，未来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一位虚拟市长，训练并培训人工智能对城市的理解，由其对居民的简单诉求进行实时交流互动。我们看到技术正在赋能这样的精细化和更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出现。

　　总而言之，未来城市的发展与治理需要理论的重构、理念的转变、领域的拓展、方式的转型、手段的革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短期框架的积累基础之上，进一步实现系统整合与升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相信中国的未来城市实践能够为世界贡献一份整体性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