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成立

暨“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研讨会

光明网讯（记者 秦超）2019年3月16日上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成立暨“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研讨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光明日报等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一级教授张占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陈曙光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议第一阶段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江生

会议第一阶段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江生教授主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教授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启动专家工作室试点的具体方案。张占斌指出：受学校委托，我向各位专家介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设置成立专家工作室的有关情况。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实施领衔专家加学术团队模式，实行领衔专家负责制，目的是发挥学术带头人的领军作用，积极培育学术团队，形成学术人才高地。由韩庆祥教授担任领衔专家的专家工作室作为全校（院）两个试点之一，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挂靠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是首个成立的学术研究型专家工作室，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定给以大力支持！在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文化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以明德引领风尚，在整个社会要发挥引领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前沿问题，提出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陈曙光教授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陈曙光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专家工作室，这是一个创举。他认为，专家工作室成立，将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中国学术的党校主张，更好发挥学术引领的作用；将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党校学派，在学派建构方面发挥作用；将形成高端人才的聚合裂变基地，实现人才孵化。

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一级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教授在致辞中，首先阐述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专家工作室的初衷，即可概括为：培养名师大家、凝聚学术团队、表达党校主张、形成人才高地。这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管理体制的一种创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既不是“市场化”，也不是“个人化”的，而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是为了构建一个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方向、具有共同旨趣的学术共同体。

我们这个工作室总体的研究方向和主题是：“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及其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就是：“用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奇迹，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道路，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本专家工作室主要研究如下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历史生成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人的精神世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韩庆祥教授表示，本专家工作室具有鲜明的学术风格，即：用学术讲政治；用学术关照时代、实践和现实；用学术研究中国问题；用学术支撑思想”，突出问题意识、逻辑思维和原创导向。

韩庆祥介绍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是一个可以开展广阔学术活动、进行广泛学术交流的大平台。本专家工作室拟举办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创办“思想先声”高端论坛、举办“思想先声”学术报告会和读书会、与高校媒体社会开展合作、申报国家重大课题、出版著作丛书、发表论文、组织学术笔谈、创立“思想先声”微信公众号等。

韩庆祥表示：专家工作室一定以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专家学者的帮助支持下，依托马克思主义学院，按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要求，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做大做强做精致，以不辜负大家的殷切期望！专家工作室在成长的过程中，也竭诚期望来自各方的鼓励、支持和帮助！

会议第二阶段

会议第二阶段由韩庆祥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对设置成立由韩庆祥教授领衔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表示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一致认为很有必要很有意义，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科研管理体制上的一种创新，对高校科研管理具有一定示范作用。同时，专家分别围绕“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作了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道路还是理论，只有把握世界性问题，才能向纵深发展。今天，我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谈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世界历史意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追求正义事业的历史选择性。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表现、产物和必然结果。同时，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正义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的事业，它通过最高纲领、当前目标、现实理想和崇高理想等方式，不断向前前进。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包容性。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大手笔，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今后要继续开放并包容地对待世界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趋势。这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一带一路”的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承认人类的共同价值，反对“普世价值”，主张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对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方面，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一定的层次中讲清楚，否则就会把理论话语权交给西方。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平语近人”主讲嘉宾郭建宁教授

郭建宁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的辩证统一”。他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发展的70年可以从中国道路实践和中国理论创新这两条线来看，实践就是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今天的标志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现在的标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充分体现了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与辩证统一。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内在逻辑。把握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含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要把握毛泽东时期的探索和改革开放时期探索的内在逻辑。毛泽东时期探索的积极性成果主要有《论十大关系》、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这三个方面的成果体现了中国从以苏为鉴到走中国道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从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两类矛盾学说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创新有其内在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当前理论界研究有两个热点，一个是时代观问题，就是怎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回答“时代之问”；一个是人民观问题，就是要深切关怀和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回答“人民之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同志

赵剑英教授认为，中央党校成立韩庆祥教授领衔的工作室是科研体制的创新举措，对进一步发挥韩庆祥教授工作团队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研究阐释，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他结合“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的会议主题，谈了几点对韩庆祥教授的学术印象。

第一，韩庆祥教授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学术成果卓著的学术大家，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他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和宽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

第二，韩庆祥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已经具备了形成自己学派的基础。他提出“能力本位论”、“社会层级论”等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他的研究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又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特别是在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相互还原、二者统一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韩庆祥教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上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著述。

同时，我对专家工作室也有几点建议：

一是要把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研究任务。工作室要扛起这个责任，在全国理论界发挥引领作用。二是要选择一些重大的理论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自主性、原创性的学术观点。三是要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案例来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科学性，推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四是要做好工作室成果的传播和扩大工作室的影响。工作室的成果，不仅要面向国内，还应外面向国外，扩大中国理论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金民卿研究员

金民卿教授围绕“中国理论的对外传播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理论的建构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建构中国理论的同时，也要做好理论的传播。对外传播中国理论是一项多要素互动的综合性工程，关键要素包括对外传播的核心理论、传播主体的素质、国外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对外传播过程中受到的规则制约及如何破解。

一是增强传播主体理论自信。这是对外传播中国理论的根本和重要前提。首先，传播主体对中国理论的理解程度、自信程度至关重要；其次，传播主体要充分相信中国理论的整体力量和深度解释力；最后，对外传播中国理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及接受者的主观愿望。

二是提升理论传播主体的能力资质。理论传播主体要自觉传播中国理论，对外传播要有平等的心态和宽阔的胸怀，对国外对我们理论传播的评价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分析。

三是改进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一方面，做好以我为主的请进来工作，通过举办世界级的主场活动、举办各类各层次的理论宣讲和理论培训，以宣介我们的理论；另一方面，确立送出去的文化观，通过宣讲团、对外学术交流和对外出版以及民间文化交流等形式，对外传播中国理论。

四是正确对待传播受体的有效接受性。首先，在对外传播中要做好语言转换和话语调整；其次，又必须打破受众依赖思维，不能无原则的迎合某些国家的受众，按照他们的口味、用他们的需求来解释我们的理论，而是要原原本本地传播中国理论。

五是确立并坚守中国的理论自主性和文化标准权。标准权是最大的权力，我们要打破规则依赖和话语依赖。在对外传播中，一方面要“借船出海”，适当地利用合理的文化规则，另一方面也要“造船出海”，确立我们的规则体系。

清华大学哲学系原副主任邹广文教授

邹广文教授在发言中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生长点。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学术谱系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架构了一个宏大的思想框架。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化问题所作出的中国价值判断，也是对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旋律、基本主题。基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一种中国表达、中国态度。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个关系概念，凸显了民族与世界的文化关系。这就需要我们从学理层面思考不同文化间如何交流互鉴，如何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最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自觉维护文化多样性，强调彼此之间相互培育、相互欣赏、相互借鉴；二是培育勇于担当的天下情怀，面对新的文化理念，要做好文化储备，讲好中国故事；三是树立极限意识或者人类意识，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实现全世界的和谐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院长吴向东教授

吴向东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是建国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明年是鸦片战争180周年。在这样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讨论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意义重大。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形成自我认知，另一方面也能很好地回应世界关切。他围绕“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这一主题谈了三点认识。

第一，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历史实践当中走出来的。中国道路，直接地讲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宽泛地讲，它应该是包括近代以来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所经历的包括革命、建设、改革以及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中国道路实际表达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民族复兴之路、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中国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震撼了世界。

第二，中国理论需要揭示中国道路的“道”。“道”和“路”是两个字，“路”中有“道”，“道”其实就是“路”里面所蕴含的理、规律或者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什么样的理，包含什么样的规律，有着什么样的逻辑，需要中国理论作出阐释。围绕如何阐释中国道路的理、规律或者逻辑，我们需要建构中国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而不能纯粹停留在西方话语体系里。

第三，中国理论归根到底要阐释新文明形态的可能性。这里需要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新文明形态是如何去处理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和政治、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二是新文明形态所形成和具有的价值理性、价值思维和价值原则是什么，或者说它在价值理性、价值思维、价值原则上所具有的实质性内涵。

会议第三阶段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海青教授

会议第三阶段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海青教授主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青年学者做了交流发言。

陈曙光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现代性文明的中国贡献”。他说，现代性是无法绕开的历史逻辑。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之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器物为主的现代性之路，以西方现代之器物来捍卫我们中华文明之道统，捍卫尧舜禹、庄周孔孟之道，洋务运动这个路子没走通；第二个阶段，我们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制度，走向了以制度为牵引的现代性之路。这就是康梁、孙文的道路，这条路也没有走通；第三个阶段，我们的目光投向了文化，走向了以文化改造为主旨的现代性之路，这就是胡适、蔡元培、鲁迅的路子。单向的文化改造之路仍然走不通。中国现代性之路的真正开启并且通往成功，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成功书写了民主革命的现代性话语；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书写了民主政治的现代性话语；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成功书写了发展模式的现代性话语。中国现代性话语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超越西方的现代性逻辑。西方现代性的支柱很多，理性、自由、主体性、资本逻辑等，我们没有越过这些基本价值，但赋予了中国原创性的内涵。第二，承载复杂的现代性使命。中国既要完成西方早已经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又要与西方一道来迎接信息化、数字化、生态化、智能化，现代性使命交错叠加。第三，开辟壮丽的现代性前景。中国的现代性跟西方相比，注重物质和精神相互匹配，感性幸福和道德信仰相互支撑，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成长，开创了现代性的壮丽前景。

王虎学教授

王虎学教授围绕“中国理论”谈了两点认识。第一，从中国理论的生成机制来看，中国理论的问题导向是第一大问题。客观地讲，任何理论都是因“问题”而生，坚持问题导向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的深层次结构性变革以及由此推进的全方位整体性转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中国学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部门哲学”或“领域哲学”如人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的异军突起，让人振奋和欣慰。但是，在这种繁荣的现象背后，马克思主义失声、失语，甚至失踪的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实不管是理论派、文本派，还是实践派、现实派都难以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鉴于此，积极主张“问题派”或中国理论生成的实践基础、时代特色、问题导向，有助于打通学术与政治、理论与实践，进而建构中国理论的现代形态或者说现代理论的中国形态。

第二，从中国理论的传播机制来看，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是第二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其实，早在1936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在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特别强调指出：“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现在看来，同样是讲“结合”，但是侧重点显然有差异，如果说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我们更侧重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即把马克思主义“请进来”，使其民族化、中国化的话，那么，今天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如何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民族的内容与国际主义的形式结合的问题，即让中国真正“走出去”，使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中国故事更具“国际范”，更加国际化、世界化的问题。

唐爱军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中国道路”。阐释好中国道路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学术任务。尽管学界已有诸多的解释方法，但基本上缺少唯物史观视域的关照。只有立足唯物史观，方能正确地解释好中国道路，避免陷入“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陷阱。中国道路的唯物史观的审视，至少涉及到三个重要主题：

一是基于“发达社会主义观”和“不发达社会主义观”的有效区分，把握中国道路的现代化主题。“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基于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才能与现代化结合。

二是基于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逻辑，中国道路要遵循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规律。从以生产方式为中轴的现代化逻辑看，中国道路有“破”有“立”：一是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破除基于理想社会主义所建立的生产关系；二是遵循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逻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经济全球化。

三是基于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阐释中国道路之“新现代性”的独特性质。中国道路遵循了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类型，其基本性质就是“驾驭资本的现代性”。我们可以从“理念-价值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制度逻辑”（资本-国家-人民三元主体的制度安排）和“实践逻辑”（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模式的具体展开）等三个层面加以深入阐释。

王海滨副教授

王海滨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在政治上中央有一些明确的界定。从学理角度来看，关于中国道路，有些庞大、复杂、开放，也难讲。从中国道路的哲学自觉来看，一方面，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携手并进”。西方大国在取得物质文明建设成就的同时，往往具有一些标识性的哲学理念和哲学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着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也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铺就了茁壮成长的光明大道。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命运已经与21世纪中国道路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道路内在关联。不同于注重人性分析和偏重理性设计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源于实践共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同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主要涉及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中国道路坚持了历史延续性和历史开拓性的统一，既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又能不断摆脱现代化征程中新累积的历史阻滞力及其束缚。

李彬彬副教授

李彬彬副教授在发言中表示，作为一名党校教师，应自觉承担起讲好“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的责任。第一，要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四维结构中讲“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维度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讲好“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不能脱离开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第二，要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讲述“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追求。现代化的任务自从1840年以后就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但是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具有了完成这一任务现实可能性。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以社会主义为指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抉择。第三，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好“中国道路与中国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也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的行动指南。李彬彬还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充分利用专家工作室的高端平台多向学界前辈讨教求学，学习韩老师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围绕韩老师设置的选题潜心研究，力争早日形成自己的学术符号。

韩庆祥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提到，与会专家学者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以及构建新型文明形态等很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很出彩，对于拓宽我们今后的研究思路具有重要帮助。大家对于工作室以后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一定吸收。他指出，专家工作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顶天”和“立地”两个方面下功夫，既要仰望星空，研究“道”，又要脚踏实地，立足于时代、实践、现实，还原时代的底色和逻辑，以哲学方式回应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为人民立言，以精品奉献人民，把学问写在祖国大地，写在群众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