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只有深刻领会和把握时代变化的本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列宁语）；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才能够使我们找到应对变化、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和方法。

　　明辨“不变者”，把握时代变化过程中的约束条件

　　恩格斯曾经提醒，“我们注意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在全球大变局中，“什么东西”就是变化的主体或者发生变化的因素或者约束条件。在全球变局中，我们需要把握以下“不变者”：

　　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一是维持“冷和平”的核威慑依然存在，核武器产生的严重后果得到了更普遍的承认；二是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一方力量有意愿、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战争；三是发展已经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尽管各国为了争夺发展优势激烈竞争，但都无法做到以牺牲和平环境为代价。

　　第二，全球力量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全球力量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发达国家依然具有综合优势。首先，发达国家长期构建起来的“位势”优势没有变。上溯至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扩张，直至“冷战”的收场，西方在技术、军事、经济、制度、文化以及心态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其次，发达国家权力更具有渗透性没有变。经过长期磨合，在发达国家的制度框架下，发达国家的国家权力以合法方式渗透到社会、市场的方方面面，使得发达国家的国家权力在对外扩张和在国际社会获得优势地位的时候，可以通过社会力量、市场力量间接实现国家意图。最后，发达国家仍然可以自如地利用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和优势。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现有国际规则基本上由发达国家制定，有的还是国内规则的国际化，因此发达国家通过规则维护自身优势显得“理所应当”，同时还能强化其精神优势；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适应和服从既定规则并不难，难的是利用既定规则实现更快发展，更难的是创设出符合自己期待又能得到广泛认可的新规则。

　　第三，民族国家的基础性地位没有改变。虽然一段时期以来，民族国家消亡论、“地球村”等概念不断，但是经历了几次重大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民族国家的地位得到巩固甚至强化，不仅成为应对国内社会经济等关系的调节者和塑造者，而且成为应对国际危机、全球风险的重要政治力量。目前，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强化着民族国家的基础地位：一是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要求国家必须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二是随着国家间竞争的激烈，国家作为弱势群体庇护者的地位更加突出。

　　第四，国内治理依然优先于国际治理。目前，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治理赤字”，而国家又是既有治理结构的制度核心，也是各类治理问题的聚焦点。国内治理之所以被摆在优先位置，主要是三个方面原因。首先，国内社会的认同依然是国家合法性的决定性来源。这从依靠外部力量掌握政权的政府往往垮台的诸多实例可以得到验证。其次，国内治理在全球多层次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绝大部分“治理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各国的内部，国内治理的改善能为国际治理问题的解决筹集更多更可持续的资源。

　　认识“大变局”，坚定人类文明发展的信念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需要把握时间意义范畴的“百年”，作为空间意义范畴的“世界”和作为社会意义范畴的“大变局”这三个维度。当前，世界舞台中心逐步由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至非西方国家转移，向非国家行为体弥散；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北分南合”倾向日益明显，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南方国家伙伴关系相互推动，南南合作步入新纪元；在经历了欧洲主导的维也纳秩序和美国主导的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积极重构世界秩序。

　　全面审视全球大变局，理性应对，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是中国应对全球大变局的关键所在，最符合本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应当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理性认识全球化的逆转和进退，积极推动全球化健康良性发展。逆全球化的非理性在于对全球化的误解，即误以为全球化只是经济全球化而忽视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等内涵、混淆了人类日益相互依存的本质与全球化不当政策带来的负面现象、忽视了全球化是自地理大发现后就开始的历史进程而只看到了近十年来的逆全球化现象、误以为全球化只是资本全球化而忽视了近代以来全球化所呈现出的人类整体性的共同价值、简单地以为全球化价值导向只是自由主义而忽视了全球化的全球主义价值根基。

　　应该看到，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其动力不仅源于各个国家的全球化政策，同时是全人类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对当前逆全球化认知和对全球治理困境的夸大乃至失望，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在高举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旗帜的同时，要积极引领全球治理，着力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平衡，努力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第二，系统、深入地诠释并努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过过去40年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我们通过“一带一路”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不仅把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结合在了一起，同时也把中国的发展命运同世界的发展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带一路”不仅带动国内各地区的共同发展，而且为不同国家的共同繁荣搭建起了平台。在当前环境下，世界各国都应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克服现实主义的束缚，增强国际关系中的世界主义色彩，从而弥补现有国际秩序的不足，推进其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光明网记者秦超，根据《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