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超

　　清华大学法学院苏亦工教授在2019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以“儒者在朝则美政，在乡则美俗”为题作了毕业致辞。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四气”，即傲气、洋气、娇气和俗气，还将钱理群教授提出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出现归咎于以西方哲学体系为指导的中国高等教育。更有媒体将该致辞改头换面，以“清华学者：比精致利己主义更败坏的，是傲洋娇俗之气”作为致辞标题。如果认为，苏亦工教授对精致利己主义尚且表达了明确反对的话，那么媒体同仁的提炼则直接越过了对精致利己主义的批评，将问题转化成了一个审美问题或者个人品德问题。

　　事实上，对精致利己主义的批评有很多人投鼠忌器，因为似乎“精致”和“利己主义”组合到一起，特别像是聪明的个人主义。为此，钱理群教授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如此解释：“我说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有意识地跟另一个概念区分开来--我说的不是精致的个人主义者，有意识地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区别开来。”钱理群教授进一步解释道：“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最懂得权力的，他最能够和这个体制适应，因此也得到体制的支持，它实际上成为腐败的基础。”这一段解释，其实跟媒体同仁的顾虑是一样的，无非是因为个人主义在哲学层面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而至于苏亦工教授为什么将精致利己主义归咎于西方哲学体系，则颇显微妙。

　　其实，即便是在哲学层面，个人主义也同样需要不断重申自身立场，以回应如何在社会场域内获得自洽和适宜的位置。

　　晚近十数年来，舆论场不乏“取悦自己”“自从不再否认自己，让我很快乐”之类的“个人主义”鸡汤。鼓励释放个人情绪、坚持自我的言论变得畅销，随之相伴的则是各类迎合大众喜好的廉价、虚华和泡沫化的快乐。严肃和负责任的思考不再时髦，甚至有时候被打上可疑的问号：“往往是那些严肃的负责任的人在历史上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以至于对精致利己主义的排斥，让位给了“傲洋娇俗之气”，成了一个审美问题或者个人品德问题。

　　个人主义登堂入室，精致利己主义自然就暧昧起舞了，毕竟这个时代是世俗化的。如果世俗仅限自己，倒也没有多少理由被苛责或追究。可是释放个人情绪、穷尽个人私利，是如此廉价和容易，那么泡沫化和塑料感，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分得清哪些个人情绪、哪些突然的自我是“只限自己”还是必然会“波及他人”，更不消说钱理群教授指称的体制内了。

　　不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对他人负责的时候，只需要为了自己“爽”。自己言行所产生的后果推卸给他人担待，说实话一点也不酷。不过，由此看来，在个人主义为主流的后现代社会背景下，整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其实并非不确定性和多元化，而是责任的削减。但是社会作为整体，责任不可能被削减，只会被转嫁。难道转嫁责任给他人，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

　　在一个普遍“富足、繁华”的社会，如何唤醒人们的责任心？政治哲学史揭示了一个规律，那些极端的思想总是诞生在最世俗化的社会中。因为那些抱持宽容、理解、责任心的“底层人”，承担了太多“责任”。“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任何宣扬注重“自我”的主张，都应该被仔细检视和严肃反思。（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