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如何实现国内大循环?
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形成了严重冲击。面对种种风险和挑战,中国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实现国内大循环?
需求是国民经济循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当前中国需求不足的矛盾却较为突出。
当前从上半年经济数据看,需求恢复慢于供给和生产恢复。事实上,6月份围绕制造业PMI指数的相关调查表明,有54%的被调查企业反映最大的困难是订单不足。扩大需求,必须从提高居民、企业、政府等主体的支付能力入手,特别是要抓好补短板工作。当前,中国国内城镇化推进存在不平衡,中小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这些方面的短板较多,这制约了整体投资的增长。发行长期建设债进行政府投资建设,能充实市场订单、带动企业恢复,从而带动居民收入的提高。环环相扣,就促进了消费增长。还可以为现代化未来打下可以传世的基础。
陈理:要小康,更要全面小康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借用“小康”这个概念来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当前,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如期实现,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陈春花:领先企业的共性特征
领先企业的共性就是持续变革转型、持续自我更新。他们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以足够的增长去应对外部变化,获得对变化的能力;二是持续进行自我变革和转型;三是尊重市场和客观发展规律。我们看一个企业时,要关注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怎么让自己保有自我驱动增长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危机意识”。有时候危机从外部来,有时候危机从内部来。
赵瑞琦:中国企业应该走好这三步棋
对于日益走出去的中国科技企业,要从TikTok案例上汲取教训,需要走好这三步棋。
首先,不可忽略政治,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的担忧,不断改进产品。其次,不可闷声发财,要加强与当地有话语权者的联系,争取国内同情。最后,不可过度退让,要主动参与学术界与媒体界的讨论,驳斥政治操弄。
张瑞敏:“全面小康”靠数据说话
全面小康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具体量化指标规定。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在时间节点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完成了“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任务,也就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就脱贫而言,2013—2016年我国贫困人口每年减少超过1000万人,这样的脱贫速度有理有据地“数说”着取得的辉煌成就。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定量分析的运用更是衡量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与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与手段。《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求是》杂志2020年第11期)一文就用量化数据来“摆事实”,列举了我国经济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城镇化率、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人均预期寿命、农村居民接入电力的比例以及饮用安全水源的人口比例等大量数据,从横向国际比较与纵向历史进步来论证“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判断。
李全:内循环绝不是闭关锁国
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经济衰退来说只是一个导火索。在复杂的内外部形势下,如何尽快形成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推进的当务之急。然而,近期一些评论将这种双循环定义为单纯的“内循环”,甚至理解为“闭关锁国”,这是对中央政策的重大误读。
在疫情期间,全球各国的内外部需求均发生了较为显著的下滑,投资锐减,进出口疲弱。此时最为关键的是通过扩大内需来提振消费,并以此拉动投资,为积极的就业目标提供保障。我国还没有从投资型社会顺利过渡到消费型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一是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拉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有效增长;二是需要通过财力的有效支持和改革体制机制来完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社会经济的高效率进步方可扩大内需,将中国未来的发展置入消费型社会的发展阶段。
长期来看,这就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指引下形成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实实在在进行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要匹配人力资源领域的深度改革。上述发展和改革要考虑到后续“十四五”期间甚至更长时期的投资方向,以及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就业平衡问题,这关乎中国长期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关键。
崔晨涛:“以改促保”防汛救灾策略的特点
今夏以来我国汛情形势异常严峻,防汛救灾波及范围之广,实属多年罕见。从南至北,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多地区受灾严重,汛情之下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着严重威胁。为支持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保障民生需求,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围绕保市场主体激发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举措。这种“以改促保”的防汛救灾策略,既保障了市场主体在救灾及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为灾后重建积蓄了更多内生发展潜力,也展现出中央政府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方面的创新性。
“以改促保”创新政策的推行实施有力地支持了各地救灾重建任务的完成,优化提高了各级各地方党委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反映出党中央、国务院在应急救灾方面所形成的创新战略。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的状况下,党中央、国务院从服务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高度出发,紧紧围绕保障民生和市场主体的目标要求,全面推进落实深化改革和“六稳”“六保”任务,制定一系列旨在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提升灾后建设后劲的政策措施,实现救灾重建和激发市场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衔接并行,推动“以改促保”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王静:民法典中的“绿色原则”
民法典提出的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具体实践上升到法律层面的一种体现。
如民法典特别规定了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行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美丽社区,并规定“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民法典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内容,以民事立法回应了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急所盼。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这类条款能更好地解决生活中物流的简易包装、快递产品的外包装回收重复利用等问题。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应以民法典的通过为契机,推动“电商经济”落实并建立简约适度、节能低碳的运营方式,倒逼和引导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魏国学:保农民工就业,提高人岗匹配度
日前,人社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从拓宽外出就业渠道、促进就近就地就业等方面系统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对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对于解决农民工就业困难意义重大。要释放就业优先政策红利,要帮助2.9亿农民工渡过就业难关,关键在于提高政策实施的精细化水平。
聚焦疫情冲击点,开展精细化调查统计,找准就业政策发力的重点区域和关键行业。分阶段精细设置政策目标,突出对冲政策的短期应急属性,兼顾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长期发展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提供精细化就业服务,提高农民工在城乡的人岗匹配度。支持企业联建用工调剂平台、延伸产业链、发展服务外包,通过临时性、季节性、弹性等形式开展用工对接,吸引农民工在不同企业、不同环节交替上岗。搭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劳务对接平台,提高岗位信息归集发布的真实性、时效性和规范性。创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方式,重视企业的示范激励效应和培训优势,遴选经营效益好、迫切需要扩大产能的龙头企业,对返乡留乡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于企业给予培训补贴。简化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办理手续,建立健全农业职业技能培训效果的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加强创业服务能力建设,组织成立创业服务专家团队和农村创新创业导师队伍,建立相应的服务收费及淘汰机制。清理阻碍农民工入场的不合理考试和手续,制定农民工灵活就业保障政策,维护薪酬、职业安全等基本权益。
林伯海:让制度自信植根大学生心灵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教育要在贯穿“五课堂”上下功夫。
发挥“第一课堂”的主渠道作用,即传统和现行的教室课堂思政课作为主渠道。发挥“第二课堂”的文化育人作用,即校内课外社团,公益、兴趣小组等各种活动作为第一课堂的重要补充。发挥“第三课堂”的实践体验作用,即国内校外各类社会实践、实习、实训和义工等活动作为第一课堂的延伸。发挥“第四课堂”的比较鉴别作用,即留学、游学、访学等海外学习、交流、考察和实习等项目,它是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背景下衍生出来的新课堂。发挥“第五课堂”的延伸泛在作用,即众多虚拟课堂和网络交互学习平台。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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