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从K字形复苏看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K字形复苏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经济现象，既不是偶然发生的，甚至也不是什么崭新的现象。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既可以说K字形复苏，也可以说K字形衰退，还可以说K字形繁荣。因股市房市等资产投机而催发的经济泡沫，就是一种典型的K字形繁荣现象。在富人和投机者从中获利的同时，普通人归根结底不能分享这种“繁荣”的好处。然而，一旦泡沫破灭，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却首当其冲。此外，在一般的高速增长时期或经济繁荣期，市场竞争也常常导致两极化结果，从我们熟知的《林家铺子》式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逻辑，到如今高科技领域形成的“赢者通吃”（winnertakesall）现象，都显示了一个道理，被“吃掉”的小鱼和虾米自不必说，所有竞争中的“输家”企业，都会给社会带来失业和致贫现象，造成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连带损害。
市场本身从来没有也不能产生所谓的“涓流效应”。也就是说，当大企业赢得竞争和企业家因此致富的时候，集中起来的财富并不能自然而然滴流到普通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中间。固然，在一个主要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来驱动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形成一个“创造性破坏”的环境是必要的，非此不能鼓励那些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创新企业，因而淘汰掉那些生产率停滞不前的无效企业。但是，这种环境的形成和良好发挥作用，必须以社会政策托底为保障。
换句话说，创新发展需要通过充分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但是，对于竞争中失败企业的职工，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的兜底，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得以保持符合社会标准的生活水平，享受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缺乏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会为市场主体提供规避竞争的借口，还会造成不利于民生稳定改善的后果。而一旦有了社会政策托底这个必要的保障网，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便可以获得放心大胆地采用。观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可以发现，在社会支出占GDP比率高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往往也更高。这就证明了公平与效率之间并不必然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
最后，我国正处于应该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发展阶段。
按照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即跨过12000余美元这个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门槛。国际比较表明，以0.4这一基尼系数水平作为分界线，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明显好于中等收入国家，即在多数情况下，前者的基尼系数显著低于这个水平，后者通常高于这个水平。经验表明，伴随着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收入分配从不均等到更加均等的变化，并没有其他什么诀窍，原因完全在于政府实施更大力度的再分配。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以税收和转移支付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把相关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平均降低了35%。
疫情后客观上存在着K字形复苏的倾向，利用这个时机加大再分配力度、切实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可以获得一石三鸟的效果。除了防止疫情后K字形复苏和开启“十四五”再分配模式这两个效果之外，在我国经济整体率先复苏的同时，也面临着第三产业复苏滞后于第二产业、需求侧复苏滞后于供给侧、农民工就业恢复滞后于经济增长等问题。因此，打通就业、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阻点，通过扩大居民消费加大需求拉动力，对于加快复苏节奏、提高复苏效果具有立竿见影的意义。
周颖：提升扶贫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要完成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在提升扶贫产业竞争力方面有几点建议：一是构建政农校企合作机制。提升扶贫产业的竞争力，就要让高级生产要素成为扶贫产业发展的雄厚支撑。要以项目为抓手，建立政学研企合作机制，加强科研成果在扶贫产业中的转化力度。二是构建科学的扶贫产业体系。在依据当地特色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发展农村现代服务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做好扶贫产业项目的策划、规划、选择、实施、服务等，做全、做强产业链。三是打造特色产业品牌，利用品牌效应，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扶贫产业的品牌价值。
郭承录：西安事变的策应地在甘肃平凉
1936年秋，正当红军三大主力汇聚静会地区之际，蒋介石急调国民党部队16个师23个旅，布防陕甘宁三省区堵截红军，这实际上是把平凉作为拦截红军北上会师、阻挡红军进入陕甘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在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和“逼蒋抗日”的策略后，这个前哨阵地成了东北军与红军就近联系的重要据点之一。张学良将其主力部队布防平凉、固原一带，整修扩建机场，调运武器物资，有意把平凉建成东北军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其间，张学良多次在平凉秘密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商议劝谏、兵谏事宜和应对措施。当西安事变枪声响起时，平凉城区同一时间全部戒严，驻兰州东北军迅速占领国民政府驻兰州绥靖公署及各要害部门，以策应西安事变，为促成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文链接：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张剑光：我国古代是如何应对疫情的
疫病产生后，及时隔离、环境消毒和切断传染源等科学手段，是战胜疫病的有效途径。这方面，一代代中国人在不断摸索中加深认识。《国语·楚语》谈到，疫病面前要及早隔离：“国之疾眚也，为之关籥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关于病人居住的场所，《仪礼》说要“内外皆扫，彻亵衣”，环境要进行消毒。疫病传染的初期，这些简单而又直观的做法，对防止扩散有着重要作用。秦汉时期，就已经对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了一套检查和隔离措施。云梦秦简《封诊式》中，就谈到对麻风病的诊断有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并建立起了传染病的隔离场所。病人的家属也要隔离，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也感染上了疫病，并传染给其他人。《晋书》谈到，“旧制，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北宋初年，在各路都设病囚院。神宗熙宁八年春天，吴地大疫，死人无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临时隔离处。每天，都派招募来的僧人进行具体管理，僧人按时准备病人的药物和饮食，“无令失时”。病坊的作用，就是切断疫病的传染路径，既治疗了病人，也保护了未得病的人们。这样的隔离措施，是古代遵循疾病流行规律的经验总结，在当时来说是最为科学的，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的结果。
邓小云：必须全面加强沿黄生态环境保护
沿黄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整体性的环境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产物。黄河流经多个气候区，沿途地理条件差异很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及特点不同，沿黄生态环境保护中需将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统筹考虑。第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是从地到水、从工业到农业的综合性问题。其成因既涉及农业领域，又涉及工业领域；其治理既涉及水土保持，又涉及污染物减排。第三，水污染并非单一性、单向污染，而是复合性、跨域污染。黄河流域污染物在横向上来自左右岸、干支流的广大范围，是一定区域内多主体 “合作” 的成果；在纵向上逐水远行，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以上三方面特征，决定了沿黄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全面”展开。
王雍君：预算的门槛条件提高了
新《预算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并即将付诸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项目支出实行“项目库管理，并建立健全项目入库评审机制和项目滚动管理机制。”据此，一个项目是否被纳入预算以安排资金，必需满足两个门槛条件：首先必须有资格进入支出部门和财政部门的“项目库”中；进入或拟进入项目库的项目，必须通过前期的项目评审，包括采用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其总效益是否大于总成本，采用最低费用选择法建立重点和优先性排序，以及通过财政投资评审以确保项目有确定的财政资金并且项目成本是适当的。
不满足这些门槛条件的项目将不能或很难纳入预算。因此，门槛条件相当于建立一道防火墙机制，用以阻止那些“坏项目”进入项目库和被纳入预算。
赵书昭：勤俭节约昭示了党的前途和希望
1940年3月，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率团抵达重庆，考察抗战。蒋介石为讨好陈嘉庚先生，专门拨出8万元经费作为接待之用，两月之间，轮流宴请，奢华无度，引起陈嘉庚先生的极大反感。当陈先生得知自己下榻的、富丽堂皇的宾馆为孔祥熙的私人会所时，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更是惊愕不已。1940年5月底，陈嘉庚先生一行抵达延安。毛泽东同志设家宴款待，饭菜简单，气氛融洽，相谈甚欢。短暂的延安之行，令陈嘉庚先生深受触动，感慨万千，并做出历史性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淑梅：自主创新不是封闭起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创新
自主创新并不等于自己创新，或者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创新。自主创新包括三方面的内涵：原始创新；开放式的集成创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创新可以是封闭式的，也可以是开放式的。与传统的封闭式创新不同，开放式的自主创新需要企业融合外部思想、知识、技术、资源进行创新。也就是说，相较封闭式，开放式创新的思想不仅产生于公司内部的研发部门，公司的其他部门，公司的外部，包括国外都可能成为创新源。开放式创新与自主创新的目标是一致的，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就要倡导自主创新，不是封闭起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创新，而是开放式创新。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是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善于获得、整合并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才能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张德勇：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数据显示，随着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和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序推进，我国制造业正在回升，由此带动国民经济稳步复苏，中国经济下半年开局向好。但由于疫情冲击影响尚在，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较大的风险挑战。下半年经济工作，要以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为指引，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利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需求端恢复跟上供给端、服务业恢复跟上工业、中小企业恢复跟上大型企业，从而进一步巩固经济稳步复苏态势。
王夙：经济特区发展体现中国制度优势
经济特区的设立凸显了中国制度“敢为人先”的行动能力。经济特区制度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水平低下，设立特区的想法在理论层面争议颇大，但当时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毅然设立了经济特区，为中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经济特区的成长映射出中国制度“灵活务实”的进化能力。建设经济特区的过程中曾诞生过许多理论或实践层面的难题，如“特区是不是租界”“如何看待外资”“住房能否商品化”等，中国制度发挥出了“灵活”的一面，搁置争论，先全力发展，这种“灵活”源于“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根据经济特区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推动特区制度、文化乃至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
经济特区的产业转型展现出中国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 2002年，一篇网文引发 “深圳抛弃论”，从诸多方面直指深圳特区发展的积弊，文中指出的许多危机或许后来并未出现，但这未尝不是因深圳受到触动而提前将问题克服于无形。正是中国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才能确保经济特区建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始终不被“石头”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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