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实践证明，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的民主意味着，一、民主的所有环节一个都不能少，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过程。二、每一种民主制度都有完整的过程，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三、全过程的民主是真实的、不断发展完善的民主，不搞民主形式主义，不搞“民主秀”，不搞政治戏剧，不追求表面的华丽和做作，而是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彼此贯通起来，以在政治生活中实实在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事。
董希淼：加强金融监管不妨碍金融创新
加强金融监管，目的是为了弥补金融市场失灵和缺陷，促进金融业稳健运行和公平竞争，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公众特别是存款人利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应正视问题和不足，立足国内实际，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促进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大程度维护公众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程早霞、姜华帅：传承国学经典与续写时代篇章的统一
传承需不忘根本，续写需锐意创新，二者的统一旨在引导人们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与历史传承。我们要将经历史沉淀的文化精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点结合起来，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要继续完善国学传承体系，为国学“教与学”“传与承”的创新发展提供丰富的学理资源和强大的技术支撑。另外，要在国外努力建设一批诸如孔子学院、汉文化讲堂、中医馆和民俗馆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场所，并不断赋予其新时代的新内涵、新思维和新阐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风貌。
林志鹏、孙海燕：坚持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并重
科学普及是把人类创造的科学知识，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使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进而提升大众科学素养、普及科学世界观的一种活动。它既是全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共同进步的系统工程。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如影随形、相得益彰，构成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把科技创新喻为“通天塔”，科学普及就是“塔基”。“塔基”愈深厚愈牢固，“塔身”愈高大愈壮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科学普及水平，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影响着国家的创造力和软实力。
潘西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与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不仅对创立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捍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70年代，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的杜林以其“创造”的理论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全面挑战。随着杜林的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广泛传播，为避免党内出现思想派别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对杜林的谬误发起反击，强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批判了杜林的观点，而且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彼此联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张文喜：在学术和体系建构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按其最内在的本质，“学术”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其本身就是能够进入思境和内在脉络的理路。倘若在学术和体系建构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合乎它的精神实质、意义和价值，那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切中社会现实的道路就变得明朗和清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性质的规定出发，学术高度是在其发展进程中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体系批判才达到的。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首先应该把批判所要求的付诸实践。学术或学科所要求的，则是专注于体系的积极建构、积极创新，唤醒崇高的人类力量。就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标准、尺度、指令以及关键之处而言，应当清楚地看到对时代精神中占统治地位的知性原则进行全面批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为关键的是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作重新阐明。
何艳玲：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要义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基本与市场化进程吻合，并在不同阶段先后呈现出适应市场(高效政府)、稳定社会(服务型政府)与人民满意(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基本逻辑和价值取向，而其共同之处则在于回应主要由市场化所塑造的社会差异性。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进程的高度交织，特别是互联网社会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日益深化，塑造了社会多元性并对行政体制改革带来了新挑战。新时代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既要继续回应社会差异性，又要回应社会多元性，即双向回应。“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是行政体制改革双向回应的价值表达，在实践层面是行政体制改革双向回应的中国方案。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要义在于：应对多元性，转变政策制定方式；利用多元性，确认并重新理解社会分歧；建构多元性，以此拓展解决公共问题的路径。
朱小略：春秋盟会应当视为中国外交起源的一个有力的假说
外交研究有其独到的学科传统。自晚清、民国以降，就 “中国外交源于何时”这一问题，历史学界、国际法学界和外交学界曾提出过夏朝说、商朝说、春秋说与晚清说四类意见。随着现代政治学研究对 “主权国家”的日渐重视，外交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活动，日益为 “主权国家”观念所限制和窄化，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春秋盟会被移出了外交研究的视野。但追本溯源，外交活动的发端明显早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论从历史的眼光，学科的传统，还是当下学科的发展方向上看，有关中国外交起源的研究，都不应受到 “主权国家”理论的过强影响，而应依照外交学自身对 “外交”活动的界定而展开。中国古代自春秋始，即已形成成熟的外交传统。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交往行为，尽管与 “王权”符号密切相关，但就诸侯国间行为结构的特征来看，春秋盟会应当视为中国外交起源的一个有力的假说。
李金华：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族群的结构与逻辑
联合国向世界各国推荐的《国民账户体系》(SNA)是世界各国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蓝本，是其他核算体系的“根”或“源”，其发展和演化深刻地影响着其他核算体系。为推进国民账户体系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保证各国核算结果的可比，特别是不同领域核算结果的有效性和一致性，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联合相关国际组织和其他统计机构编制了系列统计体系，形成了以SNA为核心的国民账户体系族群。这一族群内容丰富、结构庞大。其基本逻辑是:SNA为纲，操作手册为目，举一纲而张全目；阐释、应用、拓展层层递进，互为补充。随着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和细化，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会越来越多，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会向更广、更深、更细方向延伸发展，国民账户体系族群的成员会不断增多，族群的规模也将越来越大。
黄漫、刘同舫：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误读
海德格尔基于对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定位来考察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对劳动的本质、过程和价值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实质上是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误读。他指认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理论来源和性质规定根源于黑格尔哲学，未能认识到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与思想活动的根本区别；认为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生命过程论所揭示的劳动过程仍是抽象的辩证运动，无法领会到马克思能动生产实践的历史现实性；批判马克思基于人自身的生产而引致的强制生产必然走向人的自我毁灭，没有察觉到劳动的根本价值体现为在扬弃异化的革命实践中走向人的自由与解放。透过海德格尔的哲学语境审视其对马克思的批判，是在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渊源中对马克思与黑格尔两种劳动观之异质性的厘清，是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还原，是以新的视角对马克思劳动观的反思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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