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琪,张丙辰：政略思维在军事领域的方法论意义
政略思维要求认识和把握军事问题必须以达成政治目的为根本的价值导向，以政治目的实现程度为检验标准。政治对军事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战与非战的定夺、战争目标的确定、战争方式的选择等，从根本上讲并不完全取决于战场上敌对双方兵力、兵器等的对比情况，而是取决于双方的政治目的和政治需要。军事指挥员必须善于从政治高度思考把握军事问题，准确领会本国政府的战略方针和决心意图，准确把握军事斗争的政治背景、政治意图、政治底线，打还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目的。有时候从军事上看有利，但如果政治上不允许，那也不能轻率行动；反过来，如果政治上需要，即使军事上有困难和风险，也要坚决行动。
另一方面，衡量一场战争的成败得失，固然要看敌我伤亡比例的大小、弹药物质消耗的多少，但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政治标尺来衡量，就是要看这场战争对政治目的的实现情况。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当年毛泽东称赞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军事仗”，绝不仅仅是因为我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毙俘印军8700余人的骄人战绩，而主要是因为此次作战圆满达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预先确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标，即此次作战既要打退打狠打痛侵略者，夺回被蚕食领土，但又不能打大，特别是不能打成持久战，造成我政治外交的战略被动。我军未来遂行的联合作战，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的指向性更加鲜明，军事行动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显著增强，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拓宽政治视野，防止和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既要有军事头脑，更要有政治头脑，既要考虑打好军事仗，也要考虑打好政治仗，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
杨虎涛：充分释放庞大内需市场的潜力
当前，以人工智能、纳米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意味着技术—经济范式即将发生根本性转换，这就为中国等后发国家捕捉高质量活动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虽然短期内，中国的全产业链地位很难被替代，但从中长期看，这种产业链的替代或碎片化是完全可能发生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生产线和供应链的调整周期也仅需12个月左右。因此，稳住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链，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充分释放庞大内需市场的潜力，避免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企业也因内需不足而发生产业转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持续、安全的条件，是当前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
胡卫,杨紫迤：从“破”和“立”两方面推进事业前进
创新思维和法治思维是从“破”和“立”两方面出发对怎样推进我们的事业前进而进行的思考。创新思维在于“破”，其基本要求是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创新思维要求我们不断检视和反思现有的观念、制度、方法同事物发展的客观现实与总趋势是否相符，不相符的需坚决打破条条框框，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探索新举措、新方法、新机制，努力开拓新的工作局面，避免出现“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现象。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坚持创新思维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将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法治思维在于“立”，其基本要求是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坚持法治思维要求我们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商志晓：批判是建构的前提
思想的建构，必然以批判为前提。没有对先前观念的检讨与反思，新思想的诞生就缺乏认识基础和学理根基。作为建构前提的批判，往往表现为怀疑与质问，唯有在怀疑与质问过程中，才有新的观念的生成，才有新的思想的成长。怀疑没有过错，“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怀疑不仅没有过错，进而成为思想建构之必须。“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如果连问题都看不出来、找不出来，哪有新的发现与发明？如果发现问题了却又不去查究，不能厘清来龙去脉，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哪有学识的长进和思维的提升？思想由问题导航，思想在质疑和批判中启程。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
近年来，党中央出台的许多司法体制改革措施都已经落地见效，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续提升。要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民事诉讼制度体系，深化执行体制改革，从源头上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不断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健全完善审判权、检察权运行机制。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完善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完善司法管理指标体系，提高司法办案质效。加快构建上下贯通、内外结合、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推动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满意度。
范玉刚：注重文化间性和文明的可通约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语境要求我们在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上葆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要有能力回答中国文论能为世界贡献什么的“世界之问”。其前提是能够有效阐释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本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始终坚持人民性立场，不仅通过“身入”“情入”注重文艺大众化，还通过文化教育不断提升人民的文艺素养，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中使人民成为文艺的鉴赏者和评判者，使文艺精品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高扬“人民性”的旗帜，不仅使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站在了世界道义的制高点上，还广泛团结了有着同样理想情怀的世界人民及其艺术家。强调理论自觉的价值立场，不是张扬狭隘的文化部落主义的“夜郎自大”，而是要以世界眼光充分理解和阐释何谓“中国的”，“中国经验”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因此，既要关注“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更要关注其所蕴含的一般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注重文化间性和文明的可通约性，高度强调世界共同价值的共识。
王小广：“十四五”时期更加注重体系的现代化
相比较以前的五年规划(计划)，“十四五”时期更加注重体系的现代化，强调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并提出要健全科技伦理体系这样的新目标。国家创新体系可以理解为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有了强大的动力体系，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不仅会加快，而且将体现高质量与高水平的特征。另外，还强调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等。最后，要坚持系统观点，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要注重运用系统集成方法予以推进。因为新发展格局的显著特征是它的系统性，着眼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正体现出系统性、整体性的要求。因此，“十四五”时期在确定的坚持系统观念原则中，强调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
赖国栋：心态史的发展及其时代意蕴
心态史探讨大众的思想、情感和态度及其变化。集体心态是个体言行的框架和理由，又是个体行动的产物。换句话说，研究某个社会的心态发展史，有助于了解一个时代的统一性，以及个体在该时代中扮演的能动作用。心态史家抱着总体史的雄心，结合社会科学的方法追寻历史的潜在模式，讨论人类及其实践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深化了传统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路数，丰富了历史研究的主题。了解与研究心态史中的这些主题，有利于我们解释历史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及其内在复杂性，同时有利于预见人类行动的可能方向。
徐浩然：应对复杂形势变化需要复杂性思维
什么是复杂性思维？世界是复杂的，各种事物之间彼此依赖、交互作用、相互制约，事物之间因此产生了非线性的普遍联系，所谓“风险叠加”“蝴蝶效应”就是由于这类普遍联系的扩展和增强而发生的。目前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各个节点之间的交互作用将会不断增强，同一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涉及的地理空间越来越广。
巫喜丽：“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所谓城市更新，主要是指在城镇化发展接近成熟期时，通过维护整建拆除、完善公共资源等合理的“新陈代谢”方式，对城市空间资源重新调整配置，使之更好满足人的期望需求、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在以老旧社区和城中村为主体的城市更新行动中，人们在地下管网、停车场建设、托幼、养老、家政、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都有巨大需求。可通过公共空间的微改造，提高城市零散空间的有效使用率。建设选址灵活、离散分布的街心花园、口袋公园，与慢行交通系统交织构建城市停驻空间，打造不被遗忘的生活方式，维系长久的社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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