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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东梁
1978年至1981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期间,根据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篇题为《‘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的学术论文,发表在1981年2月10日的《光明日报》上。想不到,两个月后,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陶汉、一秘马丁竟通过北京市外事办公室与学校联系,要求访问我,地点约在北京饭店。当时,校方没有同意外出受访,表示可以在校内接待,访谈随即搁浅。本以为此事到此即可了结,岂知两个月后,美国使馆又旧事重提,访谈遂安排在1981年6月12日上午,地点为人民大学会客室。来访者是美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马丁和一位华人翻译。
说实在话,我当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既充满好奇,又忐忑不安,因为不知这位神秘的访客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双方分宾主落座后,略做寒暄,马丁询问了些一般情况后,即直入主题。他开门见山发问道:“我们对你1981年2月10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一文很感兴趣,希望你谈谈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问题很出乎我的意料,但因为这是熟悉的话题,也就打消了顾虑,爽快回答说:“我的研究题目是关于左宗棠这个历史人物,该文是我研究范围内的一部分内容。”马丁也不想兜圈子,遂直接再问:“这篇文章是不是有关领导部门事先组织的?是不是编辑部预约的?”我如实答称:“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后发送给报社的”。马丁显然是在根据他心中的疑团来引导谈话的走向,他说:“《光明日报》是很有影响的报纸,它的政治性是很强的。”我几乎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据我所知,《光明日报》是很有学术特色的,它辟有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科学技术、教育科学等专栏,我的文章就是在‘史学’专栏发表的。”的确,我太了解这份报纸了,因为我一直是它的忠实读者。
访谈至此,这位美国外交官终于亮出了他此次约谈的真实意图,他毫不掩饰地问道:“文章谈到塞防与海防的问题,是否同你们对苏联和台湾的政策有关?”这个问题的提出,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美国人此访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果然如我事前所料,决不是要探讨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另有他图。事后,我才知道,此次美国外交官的造访果然与当时中美正在进行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谈判有关。
1980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当选,并于1981年1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在竞选中,里根发表了许多亲台湾、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论。对此,我方进行了公开批驳。当时,中美正式建交刚刚两年(1979年1月1日起中美正式建交),而在建交谈判中,我方提出,“对台售武”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要求美方停止此类活动。
显然,新上台的美国里根政府很关注中国对“向台售武”一事的态度,自然也很关注中国对苏政策有何新的变化。在我接待马丁访问时,对当时中美关系的一些内幕是不清楚的,但我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明确告诉马丁:“我的文章是历史论文,不是政治、政策论文”。马丁却并没有转换话题的意思,反而咄咄逼人地说:“你们过去总是通过历史文章来反映政治观点”。对这种带有挑衅意味的语言,我心中颇为不快,立即回应道:“历史是一门科学,不能随意影射、比附。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寻求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此时,马丁显然不想把访谈变成辩论,看得出他力图更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诉求。随即马丁打开了手提包,从中取出两份材料:一份是2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一文,另一份是该文的英译件,并坦率地说:“我们国务院很重视这篇文章,做了认真研究,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按照论文的观点,你是不是认为对付苏联比对付台湾更重要?”随即,马丁特别指了一下文章中的一段话:“当时台湾事件了结不久,东南海防已非燃眉之急。相反,西北边疆却是大片国土沦丧,而且事态还在继续恶化。”谜底终于揭开了,这简直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写文章时何曾想到对苏、对台的政策?更谈不上什么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了。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历史不是现实,类比是不合适的。当然,我们谴责历史上沙皇俄国对我国的侵略,更坚决反对今天的霸权主义者到处横行。说到台湾,那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文章中‘台湾事件’是指1874年日本入侵我国台湾,这一点,文章本身已讲清楚了。”
马丁又问:“中国政府内部对苏和对台的态度是不是存在不同意见,就像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一样?”听到这里,我心中不由得好笑,这简直是把我当成政府发言人了!对这个问题我没法正面回应(也不知怎么回应),略加思索,就原则性地答道:“用历史来比附现实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们国家的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后来,谈论起这段趣闻,朋友们还开玩笑说:“你这句话还真有点外交部发言人的口气了。”
至此,客人的心情似乎完全放松了,他坦率地感叹道:“我们国务院内还有人认为你的文章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这时,我紧绷的神经也如释重负,不竟调侃了一句:“我的文章是历史论文,只反映我个人的观点。别人怎么猜测,是他自己的事。”马丁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还有人习惯于从中国报刊上来分析中国政府的政策”。
谈话接近尾声,我想起几天前从报纸上看到美国新任国务卿黑格即将访华的消息,觉得马丁的约见或许与此有关,就顺便补充了一句:“听说黑格先生最近要访问中国?”马丁好像没听明白,用英文与翻译简单交谈了几句,笑着说:“是的”。随即,两位客人对视了一下,准备起身告辞。我则礼节性地问了句:“我今天讲的意思,是不是说清楚了?您听明白没有?”马丁回答:“很清楚,都听明白了,谢谢!”
由一篇清史论文引起的一次外事访谈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