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徐秀军：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对接现有国际通行规则、不断推动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开放，是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的提高，国际规则日益成为决定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我们要不断夯实适应国际新规则的国内基础，化挑战为机遇，将自身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曹雷：维护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安全
知识产权优势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中日益重要的优势，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科技成果产权的分配制度，对一国的科技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安全和利益问题都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在话语权和主导权上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我国很多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安全、很多经济主体稳定地获得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遭受现实威胁。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加强维护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安全。要加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保护，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为。要完善知识产权反垄断、公平竞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形成正当有力的制约手段。要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有关法律规定域外适用，完善跨境司法协作安排。要形成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
陈福中：混合所有制改革，需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一方面，委托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内部尤为严重，高比例的国有控股和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催生了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高额的代理成本。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利用自身所掌控的企业资源，进行非法利益输送，开展不法交易，进而达到转移国有资产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政策的不完善以及上市企业的资产定价困难，部分国有企业高管会钻政策的漏洞，把国有资产定低价来套利，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流失。因此，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应提升信息透明度，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强化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可以适度引入职业经理人市场竞争机制进行调节，纾解委托代理问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陈超凡：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历次五年发展规划内容都不一样，但民生问题始终是重中之重，“十四五”时期需要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当前，我国已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建议》把“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目标之一，提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等新的更高要求，体现了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相适应、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相契合。这就要求要更加关注民生、尊重民意、体察民情、顺应民心，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苗庆红、钟明熹：疫情冲击下基层财政的困境及建议
疫情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基层财政更加恶化，是对我国央地财政关系乃至国家财政体系的一场检验。究其根本，是由于基层财政扛起了过多的支出责任所导致的。这意涵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启示：一是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有待明晰。翻看有关于应急时期下央地间支出责任的一些规定会发现，其主要内容大多是原则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不具有可操作性。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承担过多的应急支出责任。二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突发事件中，中央一级财政应处于主要支出地位。在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中，地方的支出是具有外部性的，如果把支出责任压在地方肩上，势必导致效率的丧失。因此，中央应该对这种影响到全国范围的重大事件扮演“主人翁”地位，承担更主要的支出责任。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彰显，又是形塑国家财税体系未来改革方向的应运。
朱学磊：推动宪法全面实施
三十多年的行宪经验使共产党认识到，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从序言到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再到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宪法的每一部分都在通过适当的方式得到实施。为了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氛围，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相关部门每年都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展宪法宣传活动，提高社会公众的宪法意识。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使宪法贯穿到为人民服务的每一个具体环节。
周绍东：构建供给和需求交互增强、循环促进的内在机制
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就在于构建供给和需求交互增强、循环促进的内在机制。一方面，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求三者构成了完整的需求体系，而三类需求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都能够诱发新的供给。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们在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专用医疗设备等方面的供给短板，政府和企业都将在这些方面加大投资力度，这就产生了巨量需求，从而为相关产业扩大供给、提档升级提供重大机遇。同时，疫情促使人们生活方式的调整，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有效激发了电商物流、在线教育、信息监控等方面的供给扩容。
另一方面，供给创造需求，供给侧改革有助于优化需求结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潜在的需求不断通过市场挖掘显示出来，而新科技革命为挖掘这些潜在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撑。“新基建”就是供给带动需求的典型案例，对于移动互联网、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创新而言，其本身就将带动巨量的投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与传统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将极大地改变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方式。譬如，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推出的“天猫精灵”通过动态数据抓取和信息筛选技术，可以根据居民以往显示出的需求偏好和支出预算，为其推荐量身定制的产品，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原文链接：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张中祥：构建完善的大气污染治理跨省补偿机制
总的来说，大气污染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空间相关性和复合性的特点，使得补偿机制尤其是跨省补偿机制的理念落实及实践仍然面临许多复杂问题，限制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类似于京津冀这种基于协商的生态补偿标准一般趋向偏低，不利于激励区域内污染治理成本低的地区采取更多措施，尤其是采取机会成本高的措施。而补偿标准偏低主要还是“资金来源”单一，资金支持不足。
因此，构建起完善的大气污染治理跨省补偿机制，国家层面需尽快出台生态补偿条例和法规，让大气环境生态补偿有法可依。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探索社会资本更多参与绿色PPP项目，通过设立区域内政府联合出资、社会资本与公众广泛参与的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建立健全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投融资机制。
于蓉蓉,丁轶琼：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一是要求银行业持续落实稳健货币政策，积极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政策、产品等多种手段，清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二是大力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断优化金融供给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三是进一步强化金融领域风险防控。严密防控信用风险，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敏感性，科学防范风险，确保信贷资产质量稳定及金融系统稳定健康，严防资金“脱实向虚”。严密防控流动性风险，加强流动性监测和管理，确保流动性安全。把新金融的理念、方法和技术融入“十四五”时期新的实践探索，提升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
刘世梁：将生态安全格局优化融入国土空间规划
生态安全格局的空间层次可以包括全球、国家和区域等尺度，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重点，和国土空间规划和管制等最为紧密。这需要将生态安全格局优化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国土空间结构调整和空间用途管制，提高生态基础数据的精细化、系统化水平，准确把握资源环境承载力，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要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并进一步细化空间分类分区管治，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在空间上的协调，在空间规划的指导下推进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等工作，提高生态空间质量，在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上细化空间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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