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中国哲学教研室讲师，博士 曹润青；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冯鹏志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以来的百年历史中，始终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紧紧关联在一起，坚持根据历史和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构，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原创性、体系性认识。其中，党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主题、本质规定和发展道路三个问题的探索，具有事关文化发展全局的意义，是党领导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抓手。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刻总结党进行文化理论建设的百年历史经验，进一步增强文化建设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为党在21世纪领导中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提供历史启示与理论支撑。

　　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党从成立伊始就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关联。从1921年到2020年，党走过了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在这不平凡的百年中，党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将自身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紧紧关联在一起，不断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构，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原创性、体系性认识。其中，党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主题、本质规定和发展道路三个问题的探索，具有事关文化发展全局的意义，是党领导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抓手。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总结党进行文化理论建设的百年历史经验，进一步深化文化建设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为党在21世纪领导中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理论建设维度上的启示与支撑。

　　一、理论主题的历史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深化

　　文化建设的主题是从理论上对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所作的回答，它是文化建设首先需要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文化建设的理论主题规定了文化建设的性质、任务、目的、方式，对文化建设发挥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历史性相遇中受到了全面的冲击，无论是器物、制度还是科学、文化，都无力与西方抗衡，在溃败之余，中华民族意识到中国正在经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在民族危亡、文化陷落的历史背景下，西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思潮在中国文化场中涌动、冲突，造成了中国社会内部文化解体、价值失序的混乱局面。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面对这一事关文化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为文化建设的主题，使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广泛文化实践有了明确的理论旗帜与价值指引，为中国文化发展在根本上指明了出路，由此也汇聚了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强大合力。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题的确立与“二为”方针的提出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为党领导下的文化建设确立了根本主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的提出，使毛泽东极为重视和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意义，强调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批评文艺作品中的非无产阶级立场倾向。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4〕，并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具体规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5〕，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题下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质起点。与之相适应，在文化实践上，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思想问题“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6〕，理清了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存在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张使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特点、民族形式，强调要善于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实践之“的”。面对文化实践这一中国之“的”，毛泽东在深刻把握中国革命实践要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题进一步具体化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针，认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7〕。

　　可以看到，“二为”方针作为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主题下对文化建设提出的具体规定，将文化视作革命的武器，带有强烈的实践指向、问题意识，适应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需要，帮助党成功肃清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建构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在革命时期探索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题的发展与“二为”方针的更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建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文化建设中要求进行自主发展的倾向也越来越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展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恢复。在党对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调整的历史背景下，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曾经被高度教条化的“二为”方针被更新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精神与要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题在改革实践中的重大发展，成为贯穿改革开放时期党引领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新的“二为”方针反映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需要，体现了党的文化理论的成熟，充分释放了全社会文化发展的蓬勃活力，推动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教育、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动，人文社会科学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文艺的审美价值得到确立和尊重，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公共文化迅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活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动格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题的成熟与“文化自信”思想的提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根本要求的前提下，在坚持“二为”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极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题，极大增强了党对文化建设的理论引领，是新时代党推动文化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的行动指南。

　　文化自信的提出把握和回应了世界历史出现的重大转折。当前中国正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世界之乱”与“中国之治”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背景：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衰退与发展低潮；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正在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面对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及意识形态偏见，不断制造“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试图否认中国道路的合法性；同时，国内却有一部分人丧失精神独立性和自主性，在精神上迎合西方，陷入精神自卑的泥沼。为了更好应对国内外的风险挑战，必须讲清楚中国道路的道义基础及价值信念，从文化观念上对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及先进性进行整体论证，消除外界对中国道路的误解与偏见，并在精神上完成自主性的建构，从而更加充分地利用好重大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将文化建设纳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中，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自信的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8〕。“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9〕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0〕，“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将文化自信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并将文化自信放在“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和“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地位上加以界定，表明文化自信作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理论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极大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自信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理论主题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体现了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开启了在更高水平上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历史进程。

　　二、本质规定的实践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展开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党领导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纲领，是在理论层面对中国文化实践做出的最高程度的指导，那么，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探寻，则意味着通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主题寻求恰当的现实载体与具体形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真正落地，进入中国文化实践和文明教化的现实环节之中。由此来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在古今中西之间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做出科学的把握与塑造，贯穿了党的整个文化建设历程。

　　（一）探寻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从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探求，经历了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认识越来越符合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即确立价值在文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以价值建设为抓手夯实社会主义文化本质，进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武装斗争，文化建设在战争环境下展开空间有限。但是，革命时期有关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确立——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文化发展的主题，等等——从根本上规定了建国后党探寻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方向。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党扭转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开始在社会各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文化建设开始获得应有的发展空间，文化工作的重点逐渐聚焦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上。

　　正是在这一全新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不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而且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创造性提出了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著名论断。他明确指出，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2〕。这就从理论上讲清楚了两个文明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新的理论引导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实践在全国开始开展：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让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3〕的要求，十二届六中全会向全社会提出了争做“四有”公民的倡议，〔14〕“四有”公民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要求；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了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引领。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课题，将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具体化为价值建设，使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以价值的维度显现，极大巩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极大增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日常生活实践层面上的可操作性，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具体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15〕四个部分。此后，党的十七大对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行了系统部署，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16〕的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建设的基础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出了实质性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始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作“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17〕，始终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18〕形成了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抓手推动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将一个阶段以来党从价值建设角度着手进行文化建设的经验加以总结，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建设基本方略，代表了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最新认识，显示了党在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日益成熟的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

　　（二）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交流与对话中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到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古今中西之间融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当代与未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成为有着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大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交流与对话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完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体现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表达人类共同价值的先进价值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极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不能凭空塑造，必须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才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19〕。“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20〕“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1〕与此同时，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和文化精华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实践标准，坚持辩证地、发展地、全面地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文化实践中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代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另一显著特点。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现实情况，是把某些国家信奉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他国或鼓吹文化冲突论，还是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构建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抉择，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考验。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2〕，“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23〕，表明了中国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文化立场，展现了推动世界文化大交流大融通的中国主张。

　　三、发展道路的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格局的塑造与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4〕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对文化建设的不懈探索，使党逐步深化了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积累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综观百年来中国文化建设走过的历史道路，为了适应形势任务与实践要求，党在不同时期对文化所内含的政治、经济、价值功能进行了深入探索，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多维实践与统筹推进，共同积淀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和广阔格局。

　　（一）坚守文化发展的政治维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实践是在对内对外的双重斗争下实现的，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在现实中与之进行武装斗争，还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之进行较量，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指导地位。因此，从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发挥文化的政治功能，并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文化发展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文化建设经验。

　　中国共产党明确意识到党要牢牢掌握文化发展的领导权，关键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向全党提出要动手抓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守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政治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5〕具体而言，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要敢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亮剑，发扬斗争精神。要加强阵地意识，抓好阵地建设和管理，筑牢红色主阵地，转化灰色阵地，压缩黑色阵地，全面改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巩固壮大互联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同时，要做好意识形态外宣工作，构建沟通中外的话语传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更加友好的外部环境，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二）深化文化发展的经济维度

　　文化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经济属性、产业属性，文化产品像其他产品一样可以被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文化发展的经济维度得以确立，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文化作为产业的生产力被极大地激发，文化的经济效能得以充分释放。

　　回顾历史，由于受到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与缺少实践经验的原因，党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长期的摸索。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党的十六大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全面部署，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回顾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党推动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贡献，提出包括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在内的六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意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四项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主张。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党不断解放思想，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出发，打破束缚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表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文化体制改革没有完成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迫切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为了满足人民需要，党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发展环境，调动文化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最大限度激发文化产业蕴藏的巨大潜能。

　　（三）挺立文化发展的价值维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论是从政治立场出发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还是从经济立场出发进行文化产业布局、助推文化产业发展，都需要在各自的实践领域中挺立文化的价值维度，由此确保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作为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内含的价值属性对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广泛的引领规范作用，是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主要而言，党尤其重视文艺工作与文化事业在传承、展现、发展社会主义价值上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是反映时代风貌的“晴雨表”，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26〕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27〕，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思想深处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只有在认识上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在感情上真挚热爱人民，文艺工作者才能扎根人民和生活，创造出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伟大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天职，在市场环境下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将文艺的独立价值和审美理想放在第一位，以真善美的价值力量观照社会现实，鼓舞人民前进。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每个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要在始终保持阵地和导向不能丢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强调文化产品及服务要体现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及人道主义关怀。特别是要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重点，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保障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普惠、可及、安全、健康，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发展、享受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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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思想研究” （16AKS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