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锋：对年轻科学家的早期研究应给予更多关注
近日，新一批“科学探索奖”名单出炉，50位科学家获此奖励，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40岁，最年轻的仅30岁。纵览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比如信息电子、能源环保、先进制造、交通技术、前沿交叉。
当前，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科技的未来在青年，年轻人敢于创新，敢于打破传统研究模式，才能取得更显著的研究成果。正如2016年拉斯克医学特别成就奖获得者布鲁斯·阿尔伯茨教授所说：“年轻人不该被数量化，他们更应该去创造独特的、高质量的创新。着眼于长期突破，而非短期目标。”
朱良志：中国传统艺术哲学的“大制不割”思想
老子以“大制不割”来描绘素朴世界。大制，最高的制式和原则。割，裁割，分别。老子认为，最高的制式、最根本的裁制，是不分别，是“朴”。朴者，未散也，未分也。
老子的思想并非强调原始的和谐，而是要以自然无为取代人工强为，以素朴纯全代替矫揉造作，以平和平等代替世界的你争我夺，以空灵之心去涵括天下的美。大制不割是人与世界共生之道，具充满圆融之美。
以不分别的心去官天地，府万物，裁制世界，是“当下圆满体验哲学”的理论核心。大制不割的思想，给中国艺术发展注入特别动力。没有这种思想的出现，可能传统艺术的道路会向另外方向发展。它带来的不是效法天地的传统，而是与世界融通一体的精神，中国艺术当下圆成的体验哲学，便是在此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形成中西艺术差异的根本思想观念之一。
虞晓贞：“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选修课
很多时候家长的焦虑在于升学，尤其进入高中后，三年时间其实非常有限，家长对于课程的需求也是以升学为导向。但实际上，不论是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来看，还是从升学来看，很多时候教育的有效性并不体现在具体哪一门功课上。仅以浦东复旦附中分校为例，从学校课程图谱可以看出，一些看似无用的选修课大约占每学期总课时的15%—20%。
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教育资源，让他们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与各种活动，这可以让学生通过各类共同的经历，在共性、共识中逐步确立自我，培育个性。“选择”不是为了确定一个标准答案，也是为了给学生“试错”的机会，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的判断。这也是教育过程中赋予学生选择权的价值所在。
钟会兵：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既要紧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总目标、总抓手，努力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又要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路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既要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措施实施系统工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率先突破法治政府建设这个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既要夯实重要环节，按照各自职责和运行规则，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又要抓住关键重点问题，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法治领域突出问题、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头崇法学法用法问题。
郝旭光：避免“专家幻觉”
人们常常认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对该领域了解得更多，相关知识更丰富，经验更多，因此，对该领域相关问题的判断比外行更准确，而专家们对自己的判断通常也非常自信。人们(包括专家自己)对于专家的这一信念被一些人称为“专家幻觉”。之所以被称为“专家幻觉”，是因为专门知识的拥有量、经验的丰富程度与判断的准确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正相关性。
专家在一些领域的作用非常突出：对那些与人的情感、性格涉及不多、影响不大的领域，可预测性较强，以前的规律会在以后起作用；有快速、清晰反馈的重复性的领域及任务，这些任务需要仔细推算。此时，专家的水平明显高于普通人。有研究指出，当事件的可预测性比较高时，专家们判断的准确性常常超过一般人，对赛马、桥牌、棋类比赛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但当事件的可预测性低的时候，专家又常常比一般人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这反过来又会降低专家的预测水平。
马君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延安经验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熟和壮大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特殊时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坚守人民立场，坚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丰硕，从这些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延安时期的理论贡献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而且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这些哲学著作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代问题，力图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最深刻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论是广大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庞冠群：十七世纪法国济贫举措：在惩戒与慈善之间救济穷人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提出了“大禁闭”的观念，他认为17世纪创建的用于收容穷人的大型禁闭所是一种压迫秩序，这个机构其实与医疗无关，而致力于对肉体和道德的束缚。在福柯看来，这样的禁闭既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也是一种社会惩罚手段。
福柯将总收容院视作“道德秩序监狱”，在巴黎总收容院成立之初，被收容的乞丐们便穿上了灰色的、带有编号的衣服，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监狱的囚衣。在图卢兹的总收容院，人们区分被强制禁闭者和自愿进入者，老年人、癫痫患者、盲人、绝症患者往往主动要求庇护。此外，肢体健全的成年人被收容的时间通常很短暂，有时收容只是克服季节性失业的一种手段。
沈春苗：技术进步重塑工业发展新动能
推动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应作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重塑工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首先，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引致的技能溢价上涨是促进个体（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前提，同时作为重要的研发要素，人力资本积累也是促进知识创新和技术扩散的重要变量。其次，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企业增加人力资本需求进而重塑新动能的重要机制。技能劳动力相对供给大幅增加带来的短期内技能溢价下降，激励企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投入需求并追加相应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投资。最后，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取决于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两股作用相反的力量，其中，价格效应起决定性作用，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引致的长期内技能溢价上涨又为技能密集型产品提供了必要的市场需求保证。
毛昊：打破知识产权“数量政绩”惯性
一方面，由单纯的总量、数量类全面转向质量、结构、成本、效率类。通过国际化布局以及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转让交易等复合指标设计，突出高技术水平、高法律稳定性、高经济价值和高社会效益。
另一方面，注重资助奖励、税收优惠、人才评聘体系等激励政策，研究知识产权产品附加值、知识产权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等基础性指标，突出知识产权申请质量及转化运用导向。
具体来看，可加强与国家重点产业、重大工程协调的指标指引。在此过程中，要注重避免出现片面追求“数量政绩”、单纯利用知识产权来谋取优惠税费政策或政府资助等情况。
张远新：中国贫困治理的世界意义
中国贫困治理具有极其重大的世界意义。它不仅引领了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还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政治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制度，为消除贫困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消除贫困提供了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消除贫困提供了价值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为消除贫困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思想，集中资源，集中力量，为消除贫困提供了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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