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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蔡昉: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没有终点,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时期只是不断改善民生的一个新起点。首先,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在“十四五”末我国人均GDP将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只有居民收入实现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入门标准。其次,虽然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处于大于0.4这种收入不均等的水平,并且过去几年中基尼系数改善的幅度减小。第三,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之后,我们仍然面临着不断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艰巨任务。针对这些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其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要求,表明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和手段,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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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存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绝对平均、同步富裕,而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富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实现。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底气。《建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自信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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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庆祥: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贡献

  恩格斯是和马克思一起推动构建新世界观的,所以,他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有深刻理解的。恩格斯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这一论断,既表明马克思是从1845年开启其“新”世界观的构建,也充分表达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一起创立的“新”世界观之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

  恩格斯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说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鲜明而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这一新世界观把实践原则引入唯物主义,强调实践原则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性(本质特征)给呈现出来了。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贡献之当代意义在于,实践是人的一种生成性活动,人是在自己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成其为人的,事物是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生成的,世界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而成为与人有关的世界的,人、事物、世界都是一种过程性存在,一种生成性存在。因而,要从实践的生成性来解释世界、解释事物、解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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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庆东:治安法官是近代早期英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总司令”

  学者们普遍认为,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受到“小冰期”的影响,谷物收成骤降,灾荒不断。英国历史学家威廉·霍斯金斯系统考察了英国在1480年到1619年间小麦价格的波动,认为收成不好的年份大约每四年一次,其中歉收的年份大约每六年一次。1587年,中央政府颁布饥馑政令书,整合了此前英国政府应对粮食匮乏的举措,以法令的形式要求各地遵循。饥馑政令书成为近代早期英国粮食政策的宣言书,在1594年、1595年、1600年、1608年、1622年和1630年原封不动或稍做修改后予以重新颁布。饥馑政令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郡长和治安法官将各郡分为若干分区以方便管理,各分区的居民代表组成陪审团以调查分区的谷物供应情况;密切关注面包制造商、酿酒商、麦芽制造商的活动,要求他们购买谷物时必须持有治安法官颁发的许可证,而且要在开市至少一小时之后才能购买,以首先保证穷人的粮食供应等。饥馑政令书授权治安法官调查各地粮食供应情况和管制谷物市场,治安法官成为近代早期英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总司令”。

  原文链接: 近代早期英国的粮食问题与政府应对  

 

  张艺兵:宣传,列宁反对把“灌输”简单化

  列宁虽然认识到宣传方法“灌输”的有效性,但是他反对把“灌输”简单化。同时,列宁强调“灌输”要讲针对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注意研究自己的宣传对象,要立足于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崇高使命和奋斗目标,而不是漫无目标的“填鸭”,抽象的观念和理论是不会赢得群众的信任的,每个行业、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关注点,要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诉求结合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灌输”。在列宁看来,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把人民群众身边的材料加以整理,以更有说服力的论据征服基层群众的心才是我们宣传的基本策略。他指出:“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原文链接: 列宁的宣传思想工作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罗马帝国的多层次治理

  近代早期(即16—19世纪)的德国也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这一时期欧洲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由领地国家和帝国城市构成。到1800年,在其疆域缩水不少的情况下,仍然还有68.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统辖了2900万人口。在整个欧洲,其领土面积仅次于沙皇俄国,除了包含当今德国之外,还包括如下10个现代欧洲国家全部的或者部分的领土: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尼德兰、波兰和瑞士。

  在近代早期,整个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由数百个领土面积大小不一、国家构建程度有所差异的领地国家和帝国城市组成。在每个领地国家之中,又有着诸多自治程度不一的贵族领地和领地城市;在贵族领地上,包含着许多享有较高自治权的农村公社。这种结构决定了近代早期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社会治理具有多层次性、自治性和间接性特征。国家通过领地贵族、各种自治性团体(如城市公社和农村公社)、城市和乡村中的“精英人士”来对广大民众进行间接地社会治理。领地国家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各种法律条令,对领地国家民众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即“社会训诫”);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也通过不同的自治机构和自治团体代表,在不断地“抵制和调适”这种“训诫”,逐渐接纳国家的统一规范,从而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整体。

  原文链接: 近代早期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多层次治理  

 

  王杰:五刑不如一耻

  耻源自于内心,知耻就会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感到羞耻,而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将知耻这一能力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当属唐太宗李世民了。

  李世民在位时,为表彰功臣修建了绘有功臣图像的高阁,这个高阁就是凌烟阁。在凌烟阁24位功臣中,名列第15位的是长孙顺德。一次,长孙顺德收取了别人行贿的绢匹,李世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极为愤怒,当时,朝廷上下的人都认为李世民会严厉惩处长孙顺德,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世民不仅没有处罚长孙顺德,反而还当众赏赐了他几十匹丝绢。看到李世民的做法之后,当时掌管刑狱案件审理的大理寺少卿当场就提出了质疑:“长孙顺德贪赃枉法,罪状不可饶恕,您怎么还赐给他绢匹?”李世民面对质疑,回答说:“如果长孙顺德还有良心和人性的话,那么这些丝绢带来的耻辱要比让他受刑大得多。如果他接受赏赐后还不感到羞耻,那么就是一个禽兽,杀了他也没什么意义了。”

  对于李世民而言,他深知,用再多的刑罚去惩处一个人,如果唤不回他的羞耻之心,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他自行感到羞耻,比什么都重要,赏赐受贿的长孙顺德,只是为了唤醒他的羞耻之心。

  原文链接:五刑不如一耻  

 

  易雪琴:扩大养老服务产品供给是关键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供给呈现“哑铃型”特征,盈利性高端养老院和公益性敬老院相对较多,但既有质量保证又消费得起的普惠性、互助性养老服务机构短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导致养老服务供给总量短缺与结构矛盾并存,养老床位总量不足与高空置率并存,养老入住难与机构盈利难并存。

  同时,“有钱有闲”老人和失能失智老人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一般性为老服务和产品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高品质和专业性的养老需求。因此,应多渠道、宽领域扩大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具体而言,一要强化公办养老机构“兜底线、保基本”的职能和作用,优先向失能、失智、孤寡、高龄等老年人群体提供养老服务;二要大力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三要适应多元化、高品质养老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养老、智慧养老、旅居养老等复合型养老服务;四要加快壮大老龄产业从业队伍,培养老年照护、老年医学、老年社会管理等专业人才队伍。

  原文链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实践着力点  

 

  陈林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应用与制度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也为道德规范和实体价值观参与司法裁判提供了制度性通道。在依法治国语境中,“法律效果”是裁判正当性的最重要保证,追求“法律效果”的规则型裁判,也是司法官最大的“避风港”。偏离法律体系的价值判断和后果权衡容易触发“风险裁判”,即将职权、能力和资源有限的司法系统推向社会冲突的风口浪尖,将立法过程中利益分配失衡而引发的众多矛盾引向法院,并导致裁判正当性的丧失和司法者中立形象的破坏。依通行看法,在当今中国的司法语境中,社会效果始终只应当起到拾漏补遗的辅助作用,只应当在特殊类型案件中、在法律体系框架之内发挥作用。

  原文链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应用与制度保障  

 

  杜勇:清华简:开启古史研究新境界

  清华简作为战国中期即已流传的出土文献,同样需要进行可信性研究。出土文献要真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贵史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如清华简《耆夜》《保训》形式上为历史叙事,实际并不具有史书性质。不少人把它们视为王室档案一类的西周文献,以前者为记录武王戡黎之文,后者为周文王遗言,应该是有问题的。细加考析可知,《耆夜》并非史官的即时记录,亦非由王室档案整理出的作品,而是战国时期楚地士人虚拟的一篇诗教之文。《保训》的情况与《耆夜》相类,也是战国前期假借文王名义的托古言事之作。运用它们探索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生长机理是有价值的,但要用于研究虞夏商周历史则未必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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