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怎样让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深入人心？
2019年以来，教育部批准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教育部正在研究，下一步将在高水平的高职院校中，选择一部分专业，经过一定的程序审批后，举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把“职业”字眼与大学“绑定”，主要是要求高校不能偏离职业教育定位，但要让“职业大学”得到认可，最为重要的是把职业教育建设为类型教育。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低于普通教育的层次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既有专科层次，也有本科层次，还有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层次，如专业硕士、工程博士，就属于职业教育。要向“类型教育”转变，就必须给予职业教育平等的地位，不能在教育管理和评价中，让职业教育低人一等，如中职低于普高，高职低于普通院校。当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用普高率评价初中办学，用本科率、重点率评价高中办学，就背离把职业教育建成与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的正确导向，是必须扭转的。
周由强：全媒体时代艺术创作与评论的张力还有多大
尽管进入全媒体时代，文艺创作和理论评论之间的沟通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面少了、屏对屏多了，但是文艺创作和理论评论之间的张力并不会因为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媒介本质上是人类传情达意的载体和介质，人类的媒介发展经历了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当今时代就是一个以电子媒介为主的时代，现代人只是更多地借助手机等电子设备通过信息技术表情达意而已。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还没有可靠的艺术价值判断能力，更达不到文艺评论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社会期待。
王兴康：经济科学的含义
经济学以稀缺为公理，面对稀缺的资源，个人会作选择，代价越小选择意愿越强，代价越大选择意愿越弱，这就是需求定律。但是，仅仅运用需求定律，本身无法解释与预测现象。运用需求定律解释与预测现象时需要附加辅助条件，一般称其为约束条件。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利”是指精神享受（enjoyment）。凡是能够带来精神享受的资源就是资产，除了从资产角度解释、预测现象之外，经济学还从资产权利的角度解释、预测现象。资产权利包括使用权、收入权与转让权。市场就是通过价格交换资产权利的合约。预测未来消费者偏好、采用何种技术与组织方式是生产活动成败得失的关键，可是这种能力难以识别。现实生活中，往往采用利润（剩余收入即产品市场价格减去原料与工人价格）的方式支付报酬。综上所述，经济科学可以三段论形式表示：大前提是需求定律，小前提即约束条件是商品价格、生产成本、交易费用的变化，结论是需求量、供给量或者资产权利安排的变化。这种经济解释既符合逻辑规律，具备一般性，又有事实验证的含义，可以科学地解释、预测各种经济现象。
高耀：尊重科研规律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和整体性的重大变化，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科技发展存在大而不强、基础研究及原始创新薄弱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增加研发投入等“硬件”投入还远远不够，必须从科研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等“软件”方面着手寻求突破。概括而言，科研创新环境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研管理体制，二是科研管理文化，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着科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效率。良好科研创新环境的营造需要同时从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和科研管理文化打造两个方面着力，检测科研创新环境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是否符合和遵循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与本质要求。
岳奎 王心：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要素
制度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是社会发展和治国安邦的重要保障。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是制度自信的根基和基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当前，我们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因此亟须注重这一转化的基本要素。第一，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第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和必要条件是增强制度优势的势能。第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路径和方法手段是加强制度的贯彻落实。
范可：人类学与“人地关系”视野里的“边疆”
如何理解边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边疆的学术意义在于对其理解的多元性。学术意义上的边疆和主权意义上的边疆是建立在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上的理解。边疆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地理学现象，对众多研究者来讲，主权关怀可能是最重要的。研究边疆必然论及民族，这是边疆研究的重要特点，反之亦然。边疆在中国语境里的多种意涵，强调其政治意义超乎其他社会意义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建构过程。由于边疆在国家安全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所以成为了政治地理上的一种类别。这种类别的人地关系并不是同质性的。在一些被认为不够稳定的边疆地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人地关系依法受到更多制约；而在另外一些区域多民族和睦相处由来已久，人地关系呈现的是另外一幅图景。因此，边疆治理的方式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它一定得根据不同的边疆条件而在不同的——但同样称为边疆的地区——有所不同。由于中国在现实中所沿用的边疆概念已经全然不同于大部分辞书的定义，与民族“联姻”的边疆地域也仅限于国家边界的内侧，而是扩展到所有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省份和自治区，所以边疆治理本身也就面临着多样性的问题。这种多样性除了安全稳定的因素之外，还包括边疆各民族社会和文化以及发展上的多样性问题。
方晓霞：培育隐形冠军抢占发展制高点
所谓“隐形”并不是寂寂无名，而是隐身在最终产品之后，不为多数普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他们在各自细分市场具有卓越的全球领导力，出色的创新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超强的生存能力，因而被赋予“冠军”的称号。他们不是以低成本竞争获取市场份额，而是更关注通过技术、质量和标准的制定来引领市场。为了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安全强韧和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解决产业基础“卡脖子”的问题，迫切需要培育一批专精特新、能够为最终产品提供关键零部件、先进材料等的“小巨人”企业。一是引导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不断创新。二是加强融资支持，营造有利于隐形冠军成长的外部环境。三是培育工匠精神,锻造工匠人才。四是树立全球化视野。
高艳东:数据确权，需要中国法律方案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表示，目前，各国法律似乎还没有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大型科技公司实际上拥有数据的控制权。需要尽快明确各方数据权益，依法保护各交易主体利益。法律制度创新，是产业革命的催化剂。在确定数据权属的征途上，需本着“共享互利”的理念，让市场主体用最少的制度成本，使用最多的数据资源。第一，确立数据权属不是简单地分家析产，确立数据到底归谁所有，而是让数据的收集过程更容易，流通速度更快。第二，确定数据权属的重点，是让价值创造者获得数据权益。第三，确定数据权属的目的，是让人民享受美好生活。
郭世平：行动领域的事实问题与权利问题
在《行动、理由和原因》（1963）一文中，戴维森提出并辩护了一种对于当代行动哲学具有重要影响的行动解释理论。戴维森认为，一个行动的原因就是行动者在实施这个行动时拥有的欲望—信念对子，这个心理对子既是引起行动的原因，也是把行动合理化的主要理由。在“一个行动的主要理由就是它的原因”这个主张中包含着一系列平行混淆：原因与理由的混淆；自然空间与理性空间的混淆；解释与辩护的混淆；事实问题与权利问题的混淆。能动者的欲望和信念确实可以作为解释行动的主观原因，但它们并不因此就是把行动合理化的理由。把一个行动合理化就是把它置入一个理性的逻辑空间中，即置入与其他行动者的权利关系中，而不是仅仅置入一个自然空间中，即置入与行动者主观心理状态的因果关系中。只有理性的和客观的原因才能成为理由。行动者的主观欲望若要成为行动的合理化理由，就不能是仅仅具有主观有效性的自然（心理）原因，而必须同时也是具有客观有效性的理性原因。同样，行动者的信念若要能够把行动合理化，它就不能仅仅充当主观欲望的实现工具，而必须具有对于欲望本身的合理性进行批判性审查的职能。
雍正江：英国都铎政府贫困治理政策的演变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农业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化导致小农失去土地和劳动权利，引发失业、贫困、流民等严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尖锐。为缓解社会矛盾，都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从颁布《反圈地法令》保护小农利益，施行反流民法以限制小农的过快流动，到以阶级利益调节为手段推进济贫立法。都铎政府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以纠正社会政策的失误，最终确立以劳动力商品化来保障失地小农劳动权利的基本方略。都铎政府贫困治理实践既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也突出了国家的社会调节功能，开创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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