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目录学与当代学术研究

来源：《文献与数据学报》2020年第4期2021-02-09 16:58

　　作者：刘跃进

　　摘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社会现实，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本文以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为线索，分七个专题展开论述：一是《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二是《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遂初堂书目》，三是《通典》《通志·艺文略》与《文献通考·经籍考》，四是《四库全书总目》，五是藏书机构目录，六是私家收藏与专题研究目录，七是中国文学研究目录等。通过这样的梳理，总结学术经验，探索发展方向，强调基础研究，所有这些努力，或将有助于当代学术研究的体系建设。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如何进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学术领域，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强化学术基础工作，激活传统研究方法，一定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传统学问的基础在“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等专门学问，也涉及历代职官、历史地理以及相关的文化史知识。长期的学术实践证明，目录学是从事中国传统学问研究的不二法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1]我们读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有关目录学方面研究著作已经出版很多部，有的侧重于史的线索，如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有的更适合于应用，如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我只是就比较熟悉且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内容略作论述。

　　目录，顾名思义，实际上包括“目”与“录”两个部分，目是书目，录是题解，包括叙录、提要等。表面看，目录只是书名的列罗，但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我国古籍目录，严格意义上讲始于刘向《别录》，此后是刘歆的《七略》，既有目，又有录。此后两千多年的历代官方、私家目录可谓汗牛充栋，不计其数，但大体沿袭着刘向、刘歆父子的体例而略有调整。从中国文学这一学科最常用的几部目录来说，《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与“三通”中的文献著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最为重要。当然，这几部著名的目录学著作体例也各有差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有小序而无题解。《通志·艺文略》基本没有小序和无题解，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则有题解。当然，有小序和题解的目录最为重要。

　　一、《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

　　1.1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如同《说文解字》对于古文字研究的意义。要想了解上古文字的发展演变，只能从《说文》入手。要想研究先秦两汉学术发展的情况，当然也离不开《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云：“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别录》凡二十卷，但已久佚，今存《战国策书录》《晏子书录》《荀卿书录》《管子书录》《列子书录》《韩非子书录》《邓析子书录》与《说苑书录》等数篇。《艺文志》又云：“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2]刘歆《七略》业已亡佚。《隋书·经籍志》称《七略》收书“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而阮孝绪《七录》记载说收书六百家，三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3]。按照这种体例编纂的书目，还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最为著名。据《隋书·经籍志》载有《七录》分类：“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4]

　　班固《汉书·艺文志》就是在《七略》基础上编纂而成，也是现存最古老的官修书目，收书三十八种（即“类”之意），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种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是考察先秦西汉学术变迁的最重要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近世很多出土文献，也往往要参考这部著作确定其名称。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收录在《玉海》中，重点探讨各书的内容及存佚情况，辨别其得失。清代学者钱大昕、钱大昭、姚振宗、周寿昌、王先谦及近代学者顾实、杨树达、余嘉锡、叶长青、张舜徽等均有考订。其中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最为宏富。陈国庆汇集各家之说，精简编成《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清通精辟，颇便阅读。

　　1.2 《隋书·经籍志》

　　《汉书·艺文志》之后的史书目录最重要的当推《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第二部重要的目录。序称：“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4]

　　这部目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反映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及文化状况。第二，确立了史家目录四部分类的规范。从序中知道，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始于郑默而成于荀勗（只不过当时称为甲乙丙丁），《隋书·经籍志》乃集其大成，凡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佚书一千六十四部，附录佛、道二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古籍目录虽然曾用刘国钧、施廷镛等分类法，但终究不能取代古代四分法。第三，在《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上著录各书的存佚情况。

　　章宗源有《隋书经籍志考证》，仅完成了史部，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则为集大成者。两书都已收录在《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中，较易阅读。现代的研究论著以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的《隋书经籍志详考》（汲古书院1995年版）为佳。该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对原著进行版本流传的考察，包括其它书录的著录差异、各家辑录的详略情况，并且考辩其讹误。书后附有人名、书名索引，便于检索。

　　《隋书》以后的史志目录，价值已经远不能与上述两种相比①。原因在于，唐代以后，典籍日益丰富，而正史著录，多有缺略。如《旧唐书·经籍志》仅据《古今书录》而编，开元以后二百多年间重要作家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作品都未著录，差失之远，可想而知。《新唐书·艺文志》根据《开元四部书目》多所订补，特别是在一些书名下间有作者小传，较有价值。《宋史·艺文志》被四库馆臣讥为“诸史志中最丛脞”者（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崇文总目》提要）。《明史·艺文志》系根据明清之际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编成的②。清代著述极为丰富，而《清史稿·艺文志》仅收录九千余种，显然多有缺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武作成所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在原有基础上又增补一万余种，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著录多达五万四千余种。

　　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收录二十五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相关考证、注释与补遗著作，包括：一是二十五史中原有的《艺文志》、《经籍志》七种，即《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二是宋代至民国年间对这七种《艺文志》《经籍志》的考证、补遗与注释著作。三是清代以来补撰的《艺文志》《经籍志》等。四是宋代国史《艺文志》的辑本以及明清两代的国史《艺文志》《经籍志》等八十余种，按照时代和篇幅分为27卷，分装31册。每一种都作了标点、校勘。其中《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其补遗考证注释著作最为丰富，关于《汉书·艺文志》就占5册，《隋书·经籍志》占7册。这就为贯通考察唐前典籍的成书、著者、卷帙、真伪和流传情况提供了最基本、最可靠的依据。

　　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遂初堂书目》

　　宋代以后，私人藏书风气很盛，因此，私家藏书目录日益涌现。其中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最重要的目录当首推《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遂初堂书目》。

　　2.1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郡斋读书志》作者晁公武生活在两宋之交，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这部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题解的私家藏书目录，著录一千四百九十六部图书，除去重复，共一千四百九十二部。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部下设类，其中经部十、史部十三、子部十八、集部四，共计四十五小类。卷首有总序，每部有大序，二十五个类目前有小序。每部类大体按照时代排列图书，并有题解说明其卷数、篇目及相关序跋。

　　这些题解非常重要，试举二三例。

　　例如，《玉台新咏》原本的具体篇目今已无从考索，但是其收诗情况还略可悬测。《郡斋读书志》著录唐人李康成编《玉台后集》十卷，云：“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5]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一载：“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等，皆徐陵所遗落者。”[6]李康成所编既然“与《前集》等”，说明唐人所见《玉台新咏》所收作品也是六百七十首。然而，吴兆宜笺注《玉台新咏》序称“孝穆所选诗凡八百七十章”[7]，不知据何而言，据上述材料来推断，吴氏所说恐有误。

　　又譬如，以往的著录，《玉台新咏》一般都置于集部总集类，唯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例外，将《玉台新咏》与《乐府诗集》《古乐府》并列收入乐类中。这种分类似本于唐朝李康成。李氏《玉台后集序》称：“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前引李康成《玉台后集》，晁公武的题解称其所收为“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这里，说《玉台新咏》收录的是“乐府艳诗”，《玉台后集》收录的是“乐府歌诗”，强调的都是“乐府”，即从入乐的角度来看《玉台新咏》。以往论及《玉台新咏》的特点，往往关注所收诗歌的描写内容，即以女性为主，而忽略了这部诗集的入乐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玉台新咏》实际上是一部歌辞总集，这一点与《文选》迥然有别，因为徐陵是从乐府的角度收录古代诗歌。所以，《文选》中许多遗漏的重要诗歌得以入选，譬如吴声歌和西曲歌，还有大量的文人拟乐府，多赖《玉台新咏》的收录而保存下来。

　　《玉台新咏》这部诗集主要是从入乐的角度收录作品，所以在声韵方面较之《文选》就更为讲究。《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载：“吴人徐陵，东南之秀，所作文笔，未曾犯声。唯《横吹曲》：‘陇头流水急，水急行难渡。半入隗嚣营，傍侵酒泉路。心交赠宝刀，少妇裁纨绔。欲知别家久，戎衣今已故。’亦是通人之一弊也。”[8]可见在隋唐人心目中，徐陵的创作在声韵方面非常考究。

　　以上这些推论，都始于《郡斋读书志》的著录。孙猛有《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汇集不同版本详加考订，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陈振孙主要生活在南宋中期，为当时著名藏书家，传录旧书至五万余卷，仿照《郡斋读书志》作《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可惜原书久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析为二十二卷，将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虽不标经史子集，但以类相从，仍不出四部范围，其中经类十，史类十六，子类二十，集类七。共收书三千余种。

　　该书重要价值在题解上。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关于作品和文献版本问题的一些推论主要依据《直斋书录解题》。

　　例如，我过去研究《玉台新咏》版本问题，首先注意到赵均覆宋本后的陈玉父跋：“幼时至外家李氏，于废书中得之，旧京本也。宋已失一叶，间复多错谬，版亦时有刓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获。嘉定乙亥，在会稽，始从人借得豫章刻本，财五卷。盖至刻者中徙，故弗毕也。又闻有得石氏所藏录本者，复求观之，以补亡校脱。于是其书复全，可缮写。”由此来看，陈玉父所据之本已非完帙，而是两个本子拼凑起来的。根据诸多实例，有理由怀疑宋人所见《玉台新咏》，有的本子很可能就是以半部在世间流传的。这也许是宋人的成见造成的，他们多重视前五卷，而对于齐梁两代之作不以为然。

　　类似的例子可以举楼炤编《谢眺集》。据《直斋书录解题》云：“集本十卷，楼焰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赋与诗刊之，下五卷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见本传及《文选》，余视诗劣焉，无传可也。”据刘克庄之说，《玉台新咏》为《文选》所弃余，当时人们多重视《文选》而轻视《玉台新咏》，以为齐梁以前作品尚可收录，而齐梁以下皆弃而不取，故后五卷不甚为人所重视，以至处于若存若亡之间。陈玉父，《天禄琳琅书目》撰者于敏中谓其人无考，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认为，陈玉父即南宋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如果此说可以成立，更可以说明，《玉台新咏》在两宋流传甚少，就连陈振孙这样著名的藏书兼目录学家都难以看到完整的本子。晁公武虽然著录了完整的十卷本，但在题解中并未交待该著录本的文献情况，对它的面貌难以知悉。而且，根据现存极有限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明代，就是稀见的几种传本，作者的排列次序及诗题也颇多歧异，歧义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后五卷，而诸本均标榜出自宋本。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宋本《玉台新咏》实际早已失去徐陵原本旧貌，甚至也不是唐代流传下来的版本系统。会不会是宋人缀拾残篇，重编而成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些推论的主要依据是《直斋书录解题》。

　　2.3 尤袤《遂初堂书目》

　　《遂初堂书目》的作者是尤袤，为宋代著名诗人。这部目录见于《说郛》记载，仅仅记录若干书名，但是开始重视版本，一书往往列出数本。此外，王应麟的《玉海·艺文志》也是重要的私家目录，其价值是较多地辑录旧说，为考证作者的年代提供了基本线索。譬如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的写作年代，从《玉海》的目录可以得到若干线索[9]。又譬如贾谊《新书》五十八篇目录，也最早见载于这个目录。武秀成、赵庶洋的整理本《玉海艺文志校证》（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最为详尽，值得参考。

　　宋代还有一部官方目录这里也应一并提及，那就是《崇文总目》。该书由王尧臣、欧阳修等编修，分经史子集四部，收录书籍三万余卷，每书下有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称“考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可惜，此书元初即已散佚。明清时仅余下简目。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凡十二卷。比较通行的是清钱东垣等辑释的《粤雅堂丛书》本，正文五卷，附《补遗》一卷、《附录》一卷（中华书局《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据该本影印，2006年版）。

　　三、《通典》《通志·艺文略》与《文献通考·经籍考》

　　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江淹始受诏著述，以修史之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其志，以见其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北史三》：“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史记》开创通代“八志”，《汉书》改为“十志”。此后正史中的志书，多为断代，各志不能相互衔接，或者竟无“志” “书”。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三通”将散见于各类史书的各种材料，分门别类，重新组织编排，使读者容易得到完整系统的概念。它实际是纪传体史籍中“书”“志”部分的扩大和贯通。

　　3.1 杜佑《通典》

　　唐杜佑《通典》二百卷是中国最早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中华书局2018年出版点校本。李翰《通典序》：“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号曰《通典》。”今本九典包括:《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

　　《通典》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保存了特殊的史料，而在于编辑组织材料体例的创新。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连续性，不能像政治史那样以朝代为断限。《通典》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食货》典论及历代户口、钱币、赋税、漕运等。《选举》典涉及选举制度，如谓“煬帝始建进士科。又制大业三年始置吏部侍郎”等。《官职》典分为二十二类，论及中央与地方官吏的设置、历史沿革等。《礼》典一百类，前六十五类以唐代开元以前的五礼（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和凶礼）为中心论历代沿革。从第六十六类起为《开元礼纂类》。除序例外，亦按五礼论述。《乐》典是《宋书·乐志》以后最重要的载录先唐乐府资料专篇。《兵》典论及兵制、兵法等。《刑》典论及刑制，收录汉魏以来有关刑法的讨论文字。《州郡》典大体按照十道编排。《边防》主要论及边疆各个民族的历史。所有这些资料，对于考订中古作家社会地位、作品系年及文学背景有重要参考价值。不过，此书重视经济和政治，而忽略文化，因而未设“艺文”或“经籍”一典，这与《汉书·艺文志》或《隋书·经籍志》相比，当然是一个重要缺陷。这一缺陷在宋代郑樵编《通志》中得到了弥补。

　　3.2 郑樵《通志》

　　《通志》二百卷，所叙述的内容、各部分的时间断限并不一致。开篇“本纪”自三皇五帝到隋；“后妃”传自汉至隋；其后是“年谱”，始于《三皇世谱》，终于《隋年谱》；然后是“二十略”：《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等[10]。年谱和二十略类似于正史中的“志”；其后是世家和列传，自周至隋。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唐前的纪、传、表(谱)、志俱全的通史。作者序称：“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史传部分多辑录此前史书，作者称：“编年纪事，自有成规”。而“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这部分内容，“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贯其纲目”，“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在宗法制度极为古老的中国，门阀士族对于文学艺术的控制和深层影响，从东汉以迄南北朝，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东汉王符《潜夫论》有“志氏姓” 一篇，新、旧《唐书》均有《宰相世系表》等，推溯姓氏源流及家族变迁情况，为文献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王书多本《左传》，较为简略，新、旧《唐书》又限于身居唐代宰相之位者。而本书《氏族略》则收录范围更宽，考订也较审慎。即以吴兴沈氏为例，其源流颇多歧说：沈约《宋书·自序》以为出自少皞金天氏之后；王符《潜夫论》则以为楚国的后裔;《新唐书·宰相世系》又以为周文王子季聃之后。郑樵征引诸说，认为沈约之说虽不无攀附之嫌，但《宋书》明明有“自兹以降，谱牒罔存”的话，说明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而《新唐书》“皆野书之言，无足取也”。郑樵的批评是对的[11]。但仍有人依《新唐书》等伪造的《吴兴述祖德碑》立说，不当尤甚。由此也可看出，从宗族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古文学，《氏族略》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校雠略》论整理和著录图书的方法，强调不仅著录有者，更应著录无者，以便明其源流，称之为中国第一部校雠学专著似不为过。余嘉锡《古书通例》采用了《校雠略》的很多说法。《图谱略》《金石略》不仅指出图谱、金石的重要性，还著录了历代的钟鼎碑刻。《艺文略》分为十二类，每类下又有子目，较以前仅四部分类更加细致。可惜收录虽广，却没有解题，没有著录亡佚情况。这与他的理想有较大距离。《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说：“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古人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但《艺文略》却没有贯彻这一主张。这就不及《隋书·经籍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此有所弥补。

　　3.3 马端临《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分二十四考，即：《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其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嘉定年间。就其体例和内容而言，实为《通典》的扩大和续作。譬如《通典》中的《食货》典,《文献通考》扩充为《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等,《礼》典，扩充为《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等，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乐考》分雅部、胡部、俗部论述历代乐制、乐论、乐歌、乐舞等，很有时代特色。《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类似于史书中《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又多与星占、谶纬相关。《四裔考》类似于《晋书·载记》，为边疆民族专史。《经籍考》对文学史研究参考价值最大。本篇除尽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内容外，还兼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宋中兴志》《通志·艺文略》、高似孙《子略》、诸史列传、群书序跋和一些文集、语录中的有关文字以助证说。每书名下都有解题，每部类前都有小序，各种学术源流，各书内容梗概，都可以考见大略。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点校本，较易参阅。

　　四、《四库全书总目》

　　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最常用的目录是《四库全书总目》。

　　4.1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筹划编纂的大型丛书，也是一部以涵盖所有传世文献为目的的国家工程，初步的编纂在乾隆四十七年（ 1782 ）结束，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部正副本抄写完成。《四库全书》和之前的明代的《永乐大典》不一样，《永乐大典》是一部类书，按照条目抄列文献，而《四库全书》则是一部丛书，按照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来排列著作，分作经、史、子、集四部。因卷帙浩繁，四部采用代表四季的不同颜色书衣来区别，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白色，集部灰黑色。《四库全书》的规模是《永乐大典》的3.5倍，有79000多卷，36000多册，近8亿字。《四库全书总目》记录存书3461种，另有存目书6793种，总计整理10254种图书，汇集了乾隆以前的历代重要著作，基本上囊括了到那时为止的各个领域的优秀典籍。

　　《四库全书》不仅是文献的汇总和整理，也是对历代典籍的一次系统审查。凡是被认定有价值的文献，就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价值不高的书不会被收录，但会列入总目录，并为之撰写提要。还有一部分被认为对清朝有诋毁性质的文献，则会被烧毁。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中，关于女真和满洲历史的记录，往往被删除或修改。《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出版）共311册（含索引），收入书籍634种。其中经部10册收书16种，史部75册收书175种，子部38册收书59种，集部187册收书402种。又有《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共90册，收书290种，其中经部3册12种，史部27册73种，子部12册38种，集部48册167种。

　　《四库全书》由纪晓岚任总纂官，各个学科360多人参加编修，历时十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一套《四库全书》缮竣，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即习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到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又有六套全书相继缮竣，分藏于奉天（沈阳）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目前仍有三套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即文渊阁、文溯阁和文津阁所藏三部，但内容仍有差异。

　　4.2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

　　关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及《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价值，过去一百多年出版了很多著作。1925年，北京慈祥工厂印行《四库全书叙》。1980年，我国台湾省存萃学社将此前相关重要论文收录在《四库全书之纂修研究》（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印行）中，包括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张崟《七阁四库成书之次第及其异同》、王树楷《七阁四库全书之存毁及其行世印本》、叶恭绰《跋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鞠增钰《四库总目索引与四库撰人录》、袁同礼《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陈垣《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岑仲勉《四库提要古器物铭非金石录辨》、叶德禄《四库提要宣室志考证》、蒙文通《四库珍本十先生奥论读后记》、王德毅《四库提要范石湖诗提要书后》、陈乐素《四库提要与宋史艺文志之关系》、庾持《四库琐话》、孟森《字贯案》、黄云眉《从学者作用上估计四库全书之价值》等文章。此外，赵望秦领衔编纂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校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有校记，有案语，是一部高质量的“四库学”研究专著。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则汇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新的进展。“四库学”研究方兴未艾[12]。

　　4.3 《四库全书总目》及其补正、续编

　　这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撰写提要的作者多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为了解古代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460余种，存目6790余种。这些书，每一种都介绍其大旨及著作源流，同时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订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订文字增删、篇章分合等。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撰写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纲等，都在某方面有所专长，《总目》对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上述学者撰写的提要稿，后来又陆续被发现，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有《〈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等。这些著述，对认识和了解古代各类著作的源流、写作背景及其成就提供不少方便。

　　这样一部包罗一万多种典籍的巨制，其中引书错误、考证疏舛、评论失当、予夺不公，极难避免，故匡谬补阙的著作时有问世。而胡玉缙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续四库提要三种》（《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许庼经籍题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等，或补遗，或匡正，为一时名著。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为集大成之作，是作者一生精力所萃集。以王通《中说》为例，其人其书，历来有质疑，如果不澄清这个问题，则隋代思想史、文学史很难写好。余先生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从作品内容、版本到作者生平都作了翔实的考证，从而论证了隋末确有王通其人，唐初确有《中说》一书。另外，研究汉魏晋南北朝小说，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辨析真伪，而说部历来不为学者重视，作者、版本、年代等问题成堆，稍有不慎，便容易为旧说所误。余先生精熟说部，仅从《余嘉锡论学杂著》《世说新语笺疏》两书中不难看出，他在说部方面有极深的功底。反映在这部《辨证》稿中，便是大量的关于汉魏六朝小说的考证。每一则考证都力求穷本溯源，汇集古学众说，断以已意。其资料之丰富，论断之精确，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公认。

　　《四库全书》仅仅是抄本，单纯从版本的角度说，似乎并不理想。如果读者想要了解《四库全书》所收著作还有哪些版本，最重要的参考书就是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沿《四库全书》之旧编排，标注各种版本。朱学勤批本《四库简明目录》也是同类著作。当年，通学斋书店主人孙殿起收集古籍，凡是《四库全书》未见收录的逐一著录，编成《贩书偶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著录图书11240种。其外甥雷梦水又协助编《贩书偶记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收录6000多种。这两部目录起到《四库全书总目》续编的作用。

　　《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出于政治的需要做了很多删改，仅禁毁的书籍就多达三千种左右（陈乃乾统计：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加之限于当时的条件，很多该收的书没有收录，如《四库全书存目》就有六千余种（陈乃乾统计6739种）。因此，光绪以来，不断有学者和社会名流提出续修。1925年成立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7年又成立“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些机构组织当时在北平的一大批专家学者编写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收录古籍三万余种，其中经部标点本已由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随后，齐鲁书社将全部提要稿影印成37册出版，另附索引一册。1992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列入出版计划，1997年由齐鲁书社出齐，共1200册，共收四库存目书4500种，60000余卷。其中宋刻15种，宋钞1种，元刻20种，明刻2152种，明钞127种，稿本22种，均为世所罕见的重要版本。此后，又出版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100册，收录历代典籍219种。而最大的工程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收书5213种，包括对《四库全书》成书前传世图书的补选，也包括《四库全书》成书后续选，装订成1800册，其中经部260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典籍，大多网罗殆尽。这是无需争辩的事实。

　　4.4 散见于各地的古籍尚待开发利用

　　就现存古籍而言，还有很多散见于各地图书馆中尚待开发利用。特别是其中的稿本、孤本、稀见本等，其价值虽有不同，但是作为祖国的文化遗产，应当想方设法保存下来，毕竟流传稀少，放任自流，很容易散失，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其一。第二，由于《续修四库全书》严格恪守《四库全书》规范，对于大量的宗谱、家乘、兵书、宗教类书籍收录甚少。佛、道类书籍，佛教收录还比较多，而道教书籍几乎还是个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陷。第三，域外藏书虽有收录（如《文选集注》存录二十四卷、《文馆词林》存录二十三卷。此外，还有唐人的《雕玉集》，宋人的《姓解》等），但是，这方面的新资料尚有极为广阔的收录余地。清末以来编辑出版的《古逸丛书》《续古逸丛书》就有很多没有收录。这是比较有名的书，尚且如此。我国的台湾省、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越南、美国以及欧洲各国还有很多珍贵的藏书尚待开掘。值此盛世，应当把这些国之瑰宝引进回来。第四，域外学人编撰的与中国有关的重要著作，如日本空海法师的名著《文镜秘府论》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篆隶万象名义》也应当补入。而类似这样的著作在韩国、日本等还有不少，也应择要选录。第五，《续修四库全书》对于敦煌遗书只收录成编者，对于零篇断简概不收录。这也留下许多遗憾。敦煌文献中大量的是零篇断简，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第六，出土文献，包括金文、简帛、石刻等，更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宝贵资料。而《续修四库全书》恪守《四库全书》体例，只能收录极小的一部分（如经部收录《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子部术数类收录《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多数失之眉睫（如遗失千年的郑玄《论语注》等），非常遗憾。第七，谶纬之学作为两汉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早就应当引起关注。但是，《四库全书》遵从传统经学观念，对于这类书概不收录。事实上，清人作了不少辑录工作，《纬书集成》就应当补编进来。第八,《续修四库全书》中已经收录的古籍，还有更多、更好的版本可供选择，如陶渊明的集子，郭绍虞先生《陶集叙录》多有考辨，然尚多遗失。又如袁宏道的《珊瑚林》《花事录》等。前者见于《贩书偶记》子部杂家类著录，无刊刻年代，孙耀卿（殿起）先生推断为明末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刻本一函一册，分上下卷。每半叶八行，行十九字，四周单边，无鱼尾，版心下刻“清响斋藏板”字样。前有华亭陈继儒题序，手写上版；末有无咎居士冯贲识跋。卷端题：“古郢门人张五教编，钱塘后学冯贲校。”冯跋云：“先生自择其可与世语者，为《德山暑谭》，梓行矣，兹其全也。”按《德山暑谭》今收在《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四《潇碧堂集》中，作《德山塵谭》。据自序，作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游历德山之塔，纵横议论，门生张明教因而编次。中郎仅“拣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知通行者仅为节录本，与全本相较，不过占四分之一。就是这四分之一的篇幅，也存在着许多异文，可据以校改者不下数十处。在编排方面亦有较大出入，如“曾子所谓格物”条，在《德山塵谭》中列在第四条，而在《珊瑚林》中列在首条。至于佚文就更值得我们关注。《德山塵谭》收录仅八十余条，而《珊瑚林》上卷就一百四十六条，约七万多字，下卷一百八十条，约八万多字，总计三百二十六条，约十五六万字。《花事录》未见著录，一函二册，分上下卷。每半叶九行，行十九字，无行线，四周单边，手写上版，字体拙朴，似是明末刻本。卷首有“且以永日”朱文印。卷端题“公安袁宏道集，绣水陈诗教、许宗海雠”。卷首有袁宏道自叙。自叙下有“望绿阴斋”及“会稽周氏凤凰専斋藏”二印。此书以花分类，上卷收录各种花卉名目二十种，下卷收录二十五种。在叙述各种花卉名目时，采录历代与该花有关的人物故事、掌故趣闻，以为谈助。又如清人蒋清翊《王子安集注》第二卷的《释迦如来成道记》，传世刻本均没有注，而其手稿尚存，虽然仅仅辑录旧注，理应表而彰之。类似这样的著作，仅就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藏书来看，就可以举出很多。

　　鉴于上述情况，建议编纂《续修四库全书补编》，有限度地跳出《四库全书》的规范，对于今人整理的古籍文献有选择地加以辑录。《续修四库全书》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如收录马王堆文献，就是今人校释本。问题是该如何取舍，必须慎重讨论，否则，易失于宽，流于滥。

　　五、藏书机构的古籍目录

　　现存古籍，主要收藏在公共图书馆中。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收藏最为丰富。这些图书馆也相应编纂了善本书目，如《北京图书馆善本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三万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还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录古籍462种，近8000卷，精装16开，120册。《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南京图书馆善本目录》《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也为我们查找各馆珍藏的古籍善本提供了资料线索。譬如浙江图书馆不仅收藏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并以丁丙八千卷楼藏书为基始，收藏了大量的江浙文人的手稿，如朱骏声、朱孔彰、朱师辙三代学者的大量手稿就汇总于此。上世纪八十年代，郭在贻先生、许嘉璐先生曾组织编辑“三隐庐丛书”（朱骏声号石隐、朱孔彰号半隐、朱师辙号允隐）。为此，我曾撰写《朱骏声著述目录》，多得益于该馆的藏书和目录。

　　全国高校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古籍最为丰富，其中以近代藏书家李盛铎的木犀轩藏书最有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收录15000余种。此外，清华大学的藏书也应在此提及。1982年初我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在阅读校史资料过程中，二十年代清华图书馆主任洪有丰先生撰写的《购买杭州杨氏藏书报告》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报告是这样写的：“浙杭藏书家首推丁丙氏八千卷楼，次之为杨文莹氏。杨氏与丁氏同时，今已历两代。虽宋元之刊不能与丁氏媲美，然特藏亦可称雄。如浙江省各府厅州县志书，非但名目可称无遗而版本咸备。金石之书亦复如是。至诗文集部尤以浙江先哲著述为多，而清代专集亦复不少。非积数十年穷搜极访，何克臻此？兹因无意收藏，愿全部出让。罗校长（指罗家伦：1897—1969——作者注）南行时得此消息，即电知评议会。经评议会决派有丰前往察看。有丰于五月九日抵杭晤杨氏，主人当检交书目六本：（一）现藏书籍目录四本；（二）一部分业已押出书籍目录一本；（三）浙江省志书目一本。略加检阅，有宋元明清刊本、日本刊本、精钞本、稿本、名人批校本，又《四库全书》五册，阁名待考定。总计册数共四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册。”这些以杭州杨文莹、杨复父子“丰华堂”命名的藏书构成了现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基础③。后来，清华大学图书馆编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主事方委托我请姜亮夫先生题签。该书已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修订出版，从所收藏的二万八千余种古籍中，精选四千余种列入善本书目。北京师范大学与辅仁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师范大学，也收藏了很多古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收录3281种。

　　科研单位藏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很有特色，被列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突出的特点是，古籍和民国书刊即新善本在其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古籍收藏以1955年宁波近代藏书家张寿镛（号约园）的后人张芝联（北京大学教授）捐赠的两千多种“约园藏书”为基础，经过不断扩展，目前藏书已达13万册[13]。其中古籍就有一万八千多种，善本近五千种。这批藏书中的不少珍本、孤本和手抄本，大部分收藏在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就版本的时代而言，绝大部分是明清两代刊刻的古籍，以诗文集和地方文献为主。其内容除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图书之外，主要为文学类，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目前馆藏宋元版书十余种，明刊本二千余种，另有数种稀见明版家谱。如宋刊本《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元延祐间刻本《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宋黄履翁撰）及元刊本《古乐府》等，可谓镇馆之宝。所藏明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石林奏议》（宋叶梦得撰）和明抄本《庄子内篇》（庄周撰、明王宠手书），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所收小说，更是多达六百余种，其中包括有重要版本价值的《三国志传通俗演义》《锁海春秋》《五更风》《美人书》《蕉叶帕》《凤凰池》《集咏楼》《闪电窗》等三十多种海内孤本，以及《红楼梦》（程甲本）、《儒林外史》（嘉庆二十一年艺古堂刻本）、《水浒》（容与堂刻本）等一百多种罕见珍本。诗文集方面的收藏最为丰富，例如，有《陶渊明集》六十多种，其中善本就有四十余种；明代诗文集一千多种，其中有善本六百多种；清人诗文集三千多种，其中有善本五百多种。所收藏的弹词有四百多种，宝卷有三百多种，包括明万历年间的刻本《破邪显证钥匙宝卷》和康熙钞本《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就数量及版本价值而言，国内外同类收藏中似无出其右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中国历史研究院包括过去的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也有丰富的藏书。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度重视古籍工作，早在十几年前就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古籍普查登记、人才培训、数字化建设等一系列实施方案，为全院古籍保护、开发、利用等提供制度保障。目前，全院已完成古籍清理核实工作，古籍收藏近111274种，106万册，善本多达一万余种，已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总目备要》初稿工作。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则是汇集了全国781个藏书单位的重要藏书目录。该书从1975年开始筹备编纂，著录6万种，13万部，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各部后附录藏书单位检索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分部出版。1996年出齐。可惜的是，最初的征求意见稿有很多重要的收藏信息，正式出版物则时有删削。2003年齐鲁书社出版《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三册，弥补了该缺憾。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编纂，1992年6月列入出版规划的《中国古籍总目》，历时二十多年，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总目录，旨在全面反映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主要图书馆及部分海外图书馆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品种、版本及收藏现状。在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以经、史、子、集、丛书5部，分类著录各书的书名、卷数、编撰者时代、题名及撰著方式、出版者、出版时地、版本类型及批校题跋等信息，同时标列各书的主要收藏机构名称。《总目》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摸清我国的古籍家底约20万种，为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书局1992年还出版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编的《古籍整理图书目录》，收录1949年至1991年间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六千余种。杨牧之编《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也由岳麓书社2007年出版。

　　六、私家藏书与专题研究目录

　　6.1 综合性古籍目录

　　中国的古籍，特别是先唐古籍，大多数已经失传。宋代王应麟开始辑佚工作。而清代的辑佚成为一时风气，马国翰、黄奭、王仁俊等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语留存，无不搜罗撮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记既多矣。”《古佚书辑本目录》（孙启治、陈建华编）专收先秦至南北朝佚书辑本及现存书佚文辑本，凡属公元1949年以前的版本都予收录，按照经史子集分部，作者依时代先后排列。附录：一、本书所收丛书版本表、二、书名索引、三、作者名索引。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佚书的总目，切实可用。

　　清代藏书家，旨趣不同，正如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所言：“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14]要想更好地了解现存古籍的来龙去脉，就必须从明清代以来的公私人藏书目录入手。为此，我推荐严佐之的《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对其中重要的古籍目录给予清晰的描述和介绍。

　　近年，中华书局出版推出《书目题跋丛书》《清人题跋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推出《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稿抄本明清藏书目三种》《明代书目题跋丛刊》《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清末民国古籍书目题跋七种》乃至《民国时期公藏书目汇编》《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等。这些书目丛刊，收录了著名藏书家目录以及公藏目录《天禄琳琅书目》及《后编》等，非常重要④。像《天禄琳琅书目》这样的书目，应当说是清代官方目录除《四库全书总目》外最重要的一部目录学著作。此书由于敏中、彭元瑞奉敕编纂，分列宋板、元板、明板、影宋等类，将其作者、刻书地点、收藏情况、所铃印章等，一一记载，详加考证。通过这些目录，不仅可以了解各书的源流，而且还可以据此考察与中国古籍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譬如历代的纸墨字体、人名藏章、刻书机构、刻工情况、雕版源流、活字分类、抄本差异、牌记书价、版权页码、书铺书肆等等⑤。

　　近代有关善本书籍的著录，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及《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也应在此一提。该书收录了作者经眼的古籍善本书目4300余种，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1600种，北京图书馆所藏1600种，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600余种，介绍作者生平，版刻特征、刊刻人名等。此外，施廷镛《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北京图书馆2005年版）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宋本、金本、元本、明本、插图本、写本（抄本、稿本、历代写本知见）。第二部分：非纸质载体文献。甲骨文和金石文、竹木简策和嫌帛卷轴。第三部分：古籍版本鉴别常识。包括鉴定版本的重要性、如何鉴定古籍的真伪优劣及版本形式方面的鉴别。附录有三：《古籍书影图录工具书》《宋代清代帝王避讳简介》和《宋代清代帝王建元名讳字简表》。这些都为我们了解现存古籍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线索。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辑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自2008年以来已经出版五批，除版图外，并附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陆续推出多种书目著述，如《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陆续出版）等。

　　6.2 专题性古籍目录

　　以上所述，均为综合性的古籍目录，而专题目录更是举不胜举。

　　如宗教研究目录，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教目录。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名《开皇三宝录》）十五卷，也是现存较古的佛经目录。僧祐书详于南朝，此书则兼详北朝诸经。吕徵《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年版）、宿白《汉文佛籍目录》（文物出版社2009年）、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国家图书馆藏佛道教书目题跋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等，是研究宗教文化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如中国史研究目录，王毓瑚编《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胡厚宣编《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华书局1952年版），严灵峰编《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华书局1993年版），张传玺编《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共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唐五代传纪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来新夏编《近三百年任务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百年明史论著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黄爱平主编《清史书目（1911—20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详细著录了二十世纪有关古代历史人物、历代典籍研究方面的论著目录，颇便查询。

　　如方志研究目录，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1958年出版增订本）收录全国41家图书馆藏方志目录而成。按省编排，以表格的方式详列书名、卷数、纂修人、版本、藏书者等。附录：国民党劫运台湾的稀见方志目录232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我国稀见方志目录80种，增订本著录现存方志7413种，较初版本多1581种。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集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0个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及国外图书馆所收地方志8264种，收录下限为194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联合出版《中国地方志集成》，拟收录地方志2000余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等28种收录稀见方志1400多种。天津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珍本方志丛刊》收录国家图书馆藏珍稀方志727种等等。此外，还有《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200余种，共50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2014年版），收录明代方志107种，大多海内孤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将其所有方志515种汇编为《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2017年）。

　　如西域研究目录，较早的是罗振玉的《鸣沙石室佚书》于1913年编成，收录十八种，涉及历代典籍、地方类文献等。书前有罗振玉撰写的提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敦煌书目题跋辑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出版），属于目录学范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四川人民出版社《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则为文献汇辑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从1989年开始组织《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工作，主体为俄罗斯、法国收藏的敦煌西域文献。而综合论著提要则以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纂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年1989版）为代表，选辑了二十世纪有关丝绸之路方面研究论著764篇，作了比较详尽的内容提要。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巴蜀书社2012年版）则是近年出版的有关敦煌、吐鲁番古籍新编目录与词典代表著。

　　如域外汉籍研究目录，较早的有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时改名《汉籍善本考》）、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陆续推出《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等。文化部正在组织学术力量，开展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项目，试图将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籍珍本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出版了相关著作，如《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2019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丛刊》（2011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稀见方志丛刊》，大英博物馆等十三家收藏《永乐大典》69册以及正在组织编纂的《大英藏中文古籍总目》《日本藏中文古籍总目》《韩国藏中文古籍总目》等。目前，这类出版物已成一时热点。胡健次、邱美琼《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主要文献目录（1900—2007）》（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刘毓庆、张小敏《日本藏先秦两汉文献研究汉籍书目》（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陈广宏、侯荣川编《日本所编明人诗文选集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韩国汉城大学编《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1982年版），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编《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2012年版），严绍璗编《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沈津编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七、中国文学研究目录

　　就我所比较熟悉的文学专题研究目录而言，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这里只能就其荦荦大者略述一二。

　　《诗经》目录有朱彝尊的《经义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及寇淑慧《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刘毓庆领衔编纂《历代诗经著述考》（中华书局出版），《楚辞》目录以姜亮夫编《〈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最为实用。全书分五个部分：一、《楚辞》书目提要。二、《楚辞》图谱提要。三、绍骚隅录。四、《楚辞》札记目录。五、《楚辞》论文目录。崔富章《〈楚辞〉书目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又有续补。洪湛侯主编《〈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周建忠《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等，都是很实用的工具书。

　　历代诗文集目录，我所知道的主要有胡旭《先唐别集叙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朱祖延《北魏佚书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张忠纲等编《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版）《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等。明清两代的文集，过去重视不够，现在业已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仅清代别集总目就已经出版了好几部。早年，张舜徽编《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来新夏编《清人笔记随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多重在学术方面。李灵年、杨忠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收录近两万名作者所撰写的约四万部诗文集。所收作者，均附编小传，并附录传记资料索弓I。全书正文前有《别集作者姓氏目录》，书末附录《别集书名索引》《别集序跋题咏辑抄校注编选刊行者名号索引》《别集人名书名首字繁简对照索引》等。感到不满足的是，此书多转引自各图书馆卡片，并未逐一核对原书，因此，时有夺误[15]。此外，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蒋寅《清代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张寅彭有《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都是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小说书目以孙楷第先生编纂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为开创性著作，收录宋元至清末通俗小说800种，著录各种小说名称、卷数、回数、版本、作者、存佚等情况。后附《书名索引》、《著作姓名及别号索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新版发行。此外，《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应《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征求而写，出版时厘为六卷，前三卷为小说类书籍，后三卷为戏曲类书籍。《小说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七卷是孙先生的遗作。孙先生从古籍中辑出有关旧话本、三言、二拍及《西湖二集》《石点头》等通俗小说本事来历的资料，汇为一编，附以案语，探讨故事源流，解析名物制度。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虽然是一部笔记性质的著作，其中也涉及到大量的小说叙录文字。程毅中著《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是根据自己阅读所得编成，包括汉魏到五代的小说简目。书后附录《存目辨正》《异闻录考》《书名索引》《作者索引》等。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1997年版）资料详实，考订精审。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分文言卷和白话卷两大部分，另设索引卷，将文言、白话小说勾连在一起，共收录作品2904种，异名582个，总目3486条。有关小说刊刻书铺的索引有韩锡铎、牟仁隆、王清原著《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等。

　　清代黄文旸等撰、董康校订的《曲海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著录元明清三代戏曲684种，每种剧目注明时代、作者、简述剧情、考证故事源流等，是戏曲目录的代表作。晚清姚燮《今乐考证》、民国王国维《曲录》亦称一时名著[16]。《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收录戏曲目录多种，很多是稀见本或抄本。俞为民、孙蓉蓉主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黄山书社陆续出版）是继《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之后又一部古典戏曲论著的集大成丛书。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主编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计划包括《宋金元杂剧院本全目》《宋元戏曲全目》《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和《清代杂剧全目》《清代传奇全目》等，可惜未出完。文化艺术研究院还编有《中国戏曲研究书目提要》（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古今戏曲研究书目近1600种，每书著录书名、著者、版本、内容提要等。梁淑安、姚可夫《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收录105位戏曲家的270种剧目。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著录较全，计有戏文320余种，杂剧1830余种，传奇2590余种，共4750余种。但是很多是根据书目转引，因此，其准确性或许不足。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年版），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近年戏曲研究文献综录的重要成果。

　　民间文学目录以刘复编《中国俗曲总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贺学军和樱井龙彦编《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李豫等编《中国鼓词总目》（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车锡伦编《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为代表。

　　乔默编《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部综合性的文学研究论著索引，收录1900年至1992年间中国大陆学者研究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民间文学等论著1200种。

　　八、对古籍目录工作的寄望

　　古籍目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古为今用、再创中华文化辉煌的宝贵资源。古籍整理工作，往往先从目录开始，最终要由顶层设计完成。

　　文献与目录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传统目录学经典文献和当代出版的高质量古籍目录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参考依据。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当代学者尤其是重要学者，无不重视古籍整理和古籍目录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先生在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中深感古籍目录的重要性，为此编纂了好几种戏曲小说目录，并在此基础上，主持编纂《古本戏曲丛刊》前四集。遗憾的是，不久他因公去世，离开了钟爱的事业。但他所参与组织的古籍整理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结出丰硕成果。我后来参与了《古本戏曲丛刊》最后四辑的编选工作，所有的工作，还是要从基本目录做起。据我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达成协议，在我方学者的积极参与指导下，历经二十多年完成《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西夏文部分的整理工作，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生活在我国云南一带的纳西族，其东巴文是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被认为是文字的活化石。据统计，目前存世的东巴文经书约三万册，其中一万五千册分别藏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了598册。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洽谈合作，由我方专家对这批珍贵文献进行翻译、诠释、整理和开发，最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这些工作，都离不开传统目录学。

　　图书馆的古籍与古籍目录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也产生重要影响。1982年初，我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不久，就发现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宝藏一那里居然还收藏着那么多的古籍，再看过去的借书卡，多是老清华的名教授的手迹。这使我对这些几乎封存了几十年的古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好那个时候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常常到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核对原书，并作了大量的笔记⑥。我就利用了这个难得的机会，随魏先生对古籍善本“观风望气”，了解到一些基本常识。从此，这些原本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的古籍成为我一时着迷的追求。我大约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泡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书库中，按图索骥，几乎将清华大学所藏的稿本、孤本及稀见本大体翻阅一遍，作了很多读书笔记。我后来撰写的《通行本〈曲品〉校补》《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新发现的一批严羽评李白诗资料摭谈》《一场早该结束的争论——蔡邕所书石经是三种字体吗？》《朱骏声著目述略》《极摹世态炎凉曲尽人情变态——从新发现的〈忧庵集〉窥探戴名世晚年心境》等有关古典文献方面的考订文章，就得益于这段阅读古籍的经历和积累。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在这些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可以说，在清华大学与图书馆古籍、古籍目录的结缘开启了我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跋涉与探索之旅。

　　中国古籍种类和卷帙浩繁，现存古籍还有很多散见于各地图书馆中尚待开发利用。特别是其中的稿本、孤本、稀见本等，其价值虽有不同，但是作为祖国的文化遗产，应当想方设法保存下来，毕竟流传稀少，放任自流，很容易散失，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另外，域外古籍、敦煌遗书、新近出土文献等也数目可观。对于这些文献的整理，首先从目录学、目录工作开始。本文第1至6节梳理了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的成就与不足，并指出，《续修四库全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阙失，但收录毕竟有限。依个人观点，应当规划、编制《续修四库全书补编》，就大的方面而言，《补编》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域外善本集成。有选择地收录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美国、日本、韩国、越南、欧洲等国的善本图书，至少应当将其藏书目录汇集起来。

　　第二，敦煌文献集成。包括黄永武《敦煌宝藏》和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收藏的敦煌文献。

　　第三，出土文献集成。包括金文、石刻、简牍、帛书。

　　第四，《续修四库全书》较之《四库全书》进步的地方就是收录了不少戏曲小说。相比较而言，戏曲收录较多，而小说收录依然太少，且编排颇为矛盾。如子部有小说类，是传统的小说观念；而在集部又设小说类，似乎是白话小说，但是又有部分文言小说。这方面应有所考虑。

　　第五，稿本、稀见本及孤本。这类图书相当可观，应有所选择地加以辑录。

　　第六，为过去正统观念所鄙视的大量讲唱作品，如子弟书、弹词、宝卷。这类书再不集中整理，几乎面临着彻底失传的危险。

　　第七，《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已经收录，但是版本方面有可取者。

　　第八,《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未曾收录的重要著作。

　　如果称此书是“补编”，当然应当遵守成例，但是又不能为其所囿，否则，就没有办法拓展。依个人的观点，总目按照四部分类，而子目则可以作较大的调整。这个问题，需要集思广益，要有根据。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学术问题，任何随心所欲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传统目录学思想和方法是历代贤达学士治学智慧的结晶，譬如小序、题解对考证历史人物、事件、物品、作品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挖掘、继承和发展传统目录学的精髓，有助于提升古籍整理工作的水准，有助于编制和出版高质量的古籍目录精品。并且，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和方法亦可为非传统形态文献信息数据化、知识化组织与整理譬如数字人文工作提供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就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又一次强调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我们首先要在细致准确地摸清海内外古籍家底的基础上，组织各行专家做好《中国古籍善本叙录》的撰写工作，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水准，为古籍数字化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注释：

　　①新、旧《五代史》及《辽》《金》《元》三史没有《艺文志》，后人多所辑补，并见于《二十五史补编》。今人雒竹筠辑录前人成果而成《元史艺文志辑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收录较全。

　　②《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所录以明代为主，兼附宋、辽、金、元著述。每条下附录作者爵里、字号、科第等，多可补史传之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由瞿凤起、潘景郑先生校点的本子最为精详。

　　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亦有丰华堂藏书，据范子烨教授推测，很可能是西南联大三校合并时混在一起。

　　④关于藏书家研究，有叶昌炽撰《藏书纪事诗》（中华书局1989年版）、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续补藏书纪事诗》《广东藏书纪事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及杨立诚、金步瀛合编《中国藏书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

　　⑤关于故宫藏书情况，参见齐秀梅、杨玉良编《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天禄琳琅阁藏书情况，参见刘蔷《天禄琳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天禄琳琅知见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⑥魏隐儒先生的古籍叙录，已由李雄飞整理出版，题曰《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与此相关的论著，还有《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M].北京：北京中国书店，1987:1.

　　[2]汉书·艺文志[M].中华书局，1962:1701.

　　[3]任莉莉.七录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

　　[4]隋书·经籍志序[M].中华书局，1973:907,906.

　　[5]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7.

　　[6]刘克庄.后村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84.

　　[7]吴兆宜笺注.玉台新咏[M].中华书局，1985:535.

　　[8]遍照金刚著，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418.

　　[9]刘跃进，《玉海·艺文志》的特色及其价值[J].复旦学报，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