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王萌

　　摘要：村冈典嗣是近代“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创立者与重要先驱，在同时代史家中尤为重视思想史学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设。近年，伴随着日本学界反思近代学术的潮流、村冈遗稿的整理公开、相关西方理论著作的翻译引进，长期沉寂的村冈研究不断升温。村冈借鉴伯克文献学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哲学，试图将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打造为一门近代科学。村冈深受近代德国人文学风，特别是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对前人理论的继承、扬弃乃至误用中，他形成了自身具有本质论、性格论特色的治史路径和历史认识方式。其思路与方法是20世纪乃至今日日本思想史学的重要源泉。

　　村冈典嗣（1884-1946）是与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齐名的日本思想史学三大先驱之一。其思想史学研究以江户时代的国学、神道为重点，对上古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皆有涉猎，也兼从事古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德国历史哲学研究。相较于同时代其他史家，村冈尤为注重日本思想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与理论方法的探索，做出了诸多开创性贡献。他也由此成长为“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创立者。1911年，村冈出版了自己的首部专著《本居宣长》。该书综合运用德国伯克（A.Boeckh 1785-1867）文献学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学说，被认为是近代第一部日本思想史的“科学的著述”，“向日本思想史学界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1924年，日本东北大学法文学部文化史第一讲座首创“日本思想史”专业，村冈担任第一代教授直至1946年退休。期间他又兼职于东京大学、九州大学等院校，其课程与论著对丸山真男、家永三郎等战后日本思想史学界的领军人物都产生了重要启发。

　　村冈史学在二战后初期尚有较大影响。家永三郎在40年代发表的《日本思想史学的过去与将来》一文将村冈与津田并称为日本思想史学的两大先驱，该论文至今仍是村冈研究的经典。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村冈的研究陷入沉寂长达半个世纪之久。20世纪末，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日本学界展开了对于近代日本学术成立与民族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批判性审视。2003年，日本思想史学两大重要刊物《日本思想史学》与《季刊日本思想史》皆以“津田·村冈·和辻”为主题刊登了特集，重新提起了村冈一代先驱。研究者们旨在指出，尽管出于对战前意识形态的避讳和开辟新研究方向的要求，战后史家试图与村冈一代划清界限，但他们在将“日本思想”视为自明的前提、以西洋近代为基准赋予价值的思考方式上，无疑与村冈一代是一脉相承的。以此为契机，村冈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近十年间，在著作再版、遗稿整理公开、年谱传记编写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村冈及其史学展开全面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有研究者认为“村冈典嗣的”‘文艺复兴’正在到来。”

　　村冈与津田、和辻同样生长于明治时代。以西方学术为模范，将日本传统学问打造为一门近代学科，由此对日本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科学地”研究，从而探求日本自身走向近代化的内在动力，是村冈建设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基本问题意识。具体到村冈思想形成的19、20世纪之交，随着日本政府与学术机构的全面德国化，社会思潮也发生着由启蒙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知识青年的价值观从追求建功立业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远离政治、反对道学说教是村冈从事研究的一贯态度。试图从精神层面入手，探寻个体固有的本质与个性是村冈思想史学的内在思路和研究目的。

　　村冈最显著的学术特色与贡献在于他为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科构建起了最初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法体系。其基本理念在《本居宣长》中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体现，在进入日本东北大学后基本定型。按照他的构想，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建立，是“作为文献学的国学在历史的文化学上的完成”。这是一个借助近代德国人文学说，从日本传统国学出发，由所谓“文献学的阶段”发展为“史学的阶段”的过程。伯克文献学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学说分别为这两个阶段提供着理论支持。两种理论间存在着一定跳跃与矛盾之处，但二者又同样是近代德国学风的产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对其进行继承、扬弃乃至误用的基础上，村冈偏重精神性并具有理想化色彩的理论方法与历史认识得以形成。这不仅为当时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方向，也具有历史研究普遍方法论的意义，亚待进一步考察和辨析。

　　一、“文献学（Philologie）的阶段”

　　村冈所构建的日本思想史学理论的第一步，是借助伯克文献学改造国学，充实其研究目的，将其方法科学化。伯克被誉为近代文献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著名的古希腊历史研究家。一般认为，“伯克最大的功绩，是使古典文献学变成历史科学”。相关论说由其学生整理为《文献学诸学问的百科全书及方法论》一书，被奉为文献学的“圣经”。他发扬了近代德国文献学开创者沃尔夫（F. A.Wolf 1759-1824）的研究方法，在思想上则师承哲学家、解释学先驱施莱尔马赫（F. Sehleiermaeher 1768-1834）。其内在思路又对狄尔泰（W.Dilthey 1833-1911）的历史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具有历史性的人类精神进行体验、理解与诊释是他们共有的理念。村冈对伯克文献学的旨趣、概念等也有着深刻认同，自《本居宣长》起，就对其进行了忠实介绍。在村冈看来，日本思想史学的本质，应当首先从以伯克学说为代表的德国文献学中求得。

　　（一）文献学的理念与本质

　　村冈本身在文献学上的造诣并不深厚。据其师波多野精一的回忆：“因为村冈很早就放弃了在西洋古典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一般方面仅有奥格斯特·伯克的‘百科全书’进行了精读。然而他对于19世纪西洋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却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波多野所说的精神，即是作为村冈毕生学术关键词的“爱智慧”的“哲学精神”。村冈也将这种求真精神视为学术乃至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将其与理想、健全的人类精神相联系。在他看来，伯克文献学的根本精神正在于此。

　　伯克意义上的这门学问，即Philologie译为“文献学”并不准确。伯克反对当时盛行的将文献学视为古典学（Alterthumsstudium）或语言学（Sprachstudium）的观点。在他看来，二者都不符合Philologie一词在古希腊的词源Philologos，即“爱logos”。西方古典文献学将logos视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精神，进而是作为‘idea的人类’，即理想的人类形象。”伯克对于自己的Philologie的定义便是“对由人类精神所产出的东西，即对被认识的东西进行认识”。伯克认为这一宏大的目标是由“爱logos”的精神保证的。其与“哲学”的“爱sophia”，即对智慧的不断追求是同样的。村冈对此进行了如实介绍，并也倾向于直接使用“Philologie”而非“文献学”。

　　进一步，伯克文献学的根本理念，是被视为其口号的“对被认识的东西进行认识”（Erkennentniss des Erkannten）。换言之，即“再认识”或“再创造”。伯克表示，与文献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学科是历史学与哲学，从其与二者的区别中可以看出文献学的本质。对此村冈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一方面“Philologie的目的不是描述发生的事，即不是编纂历史。……史学史成为了Philologie的任务。”同理，“历史哲学是哲学，而哲学史是文献学。”由此，村冈对伯克文献学的本质做出了总结：“Philologie在作为再认识的性质上，归根到底与作为主观的‘创造’不同，应当是客观的‘再创造’。”

　　村冈所试图建立的思想史也是一门与史学史、哲学史类似的“再认识”的学问。但通过与伯克著作进行对比可以看到，二者的重心并不相同。伯克将“再创造”上升到终极的层面，认为这是“创造”之上的能力。他将文献学视为理解的源头、所有学问的前提，走上了通往解释学的道路。与之相对，村冈则认为“再创造”以原型为基础，是更为客观的，将文献学描述为一门重在客观真实的学问。

　　（二）批判与解释：思想史的研究法

　　“解释”与“批判”是伯克文献学理论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村冈借用这一理论，论述了从批判、考证到解释、了解的思想史具体研究法。

　　村冈表示，所谓批判、考证“是对所给与的资料作为部分或全体的真伪、时代、场所、著者等问题进行论述，阐明其作为资料的性质，确定其作为资料的意义。”其具体操作又分为“语法的批判”“校订”“证明真伪”“建立顺序”四个阶段。尽管非常重视研究法，但村冈始终反对将方法当作研究目的，认为“特别是在以内容和意义为主题的思想史研究中，单纯的考证可以说几乎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也将日本文史领域的传统学风批判为“训诂注释主义的抬买’、“末梢的倾向”。

　　接着，“研究的第二阶段，是对通过批判确定了性质的材料，进行各个的、联系起来的正确解释”。而解释又分为两个阶段。客观阶段包括根据语法的“释义”，和根据场合的“释事”。而以认识思想为目的的主观阶段被称为“了解”。村冈表示“在思想史的视角上，‘了解’是最为重要的。”然而“了解”给了作者很大主观余地，这需要重新结合客观的释义、释事加以制约。更进一步，就到达了村冈的“史学的阶段”。在村冈看来“文献学的了解最终应当归于历史学的解释。这归根到底是由于文献学在本质上应当是历史的文化学。历史的构成正是了解的扩充和展开。”至此“文献学的阶段”也基本达到了其目的。

　　尽管也谈到了整体与部分、主观与客观相互补充和制约的关系，但相对于伯克的“解释学的循环”，村冈所论整体来看仍是一套发展递进的方法。村冈表示“伯克认为解释是关于对象本身的研究，批判是阐明对象与他者的关系，批判必须以解释为前提……然而事实上，对于一个文献的解释，其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被决定了的。在这种意义上，必须先论批判。”与前述对于“再创造”客观性的强调同样，在村冈这里，文献学的意义主要仍在于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它甚至不足以单独形成史学。而在伯克看来，解释学的循环正是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正确方法。由此，人们可以对于所有事物向着一点溯源，为之赋予关系。他表示“为了通过一个理念将所有事物贯通起来，文献学必须在学术上得以形成。”处于同一学风影响下的村冈对于这种向着一个中心溯源的思路本身是深刻认同的。在“史学的阶段”，村冈试图借用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学说，对史实进行所谓本质的选择，由此构建一种朝着某种最终理想行进的思想史。

　　（三）从国学到文献学

　　在村冈看来，宣长国学和伯克文献学是相通的。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村冈认为“宣长学是以形式上的语言学研究为前提，对古典进行内容上的研究。在这种体系上，又特别将创造与再创造、认识与再认识明确区分开来，并将后者彻底化，这最能够与伯克的Philologie相比拟。”在学术态度和精神上，村冈认为宣长不盲从前人学说、力求客观实证“爱真理、追求真理……他的学问在本质上应当是文献学的根本理由正在于此。”由此他表示‘我国的古学或国学在其学术性质上与Philologie完全相同。……日本思想史应当从作为文献学的国学及其补充中求得实际的指向。”

　　不过，宣长学在发展程度上毕竟不及近代学术。如缺乏考古与科学知识、局限于古代、未能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思想等，都是村冈已指出的问题。不仅如此，宣长学还有着崇信古道的一面。村冈指出，“这是将‘被认识的东西’几乎无批判地当作‘被承认的信念’。”由此他提出了宣长学是文献学的“变态（Metamorphose）”的论断。

　　村冈所论归根到底是其自身心目中的国学与文献学。他对于二者进行了何种继承与扬弃，在实际研究中如何处理自己所构建的这种理论成为了需要探讨的问题。家永三郎在将村冈视为宣长的研究者、批判者的同时又指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历史视野的不足等国学的短处，尽管改变了形态，仍然在村冈教授这里残留了下来。”这与村冈史学在历史性与哲学性之间的两难有关，将在后文论述。而这在与伯克文献学进行对比时更显突出。伯克文献学分为偏重理论的“文献学”，和涵盖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古代学”。村冈主要借鉴的是前者。学生古田武彦曾质疑村冈并未研究“人类精神的全部产物”。对此村冈表示：“绘画、建筑物、考古遗物，人类认识的东西全部都是这门学问即Philologie的对象。然而我只处理其中的文献。”伯克对雅典国家的经济社会进行了全面研究，村冈则对这一层面几乎全无关心。他的思想史最终也成为了理念发展的历史。

　　村冈通过对伯克文献学进行客观化的改造，试图将其限制在一种谨慎朴素的研究法范畴内。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研究者对于这一处理方式的意识形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子安宣邦指出：“近代日本正统的学院主义，试图将国学所具有的谈论自身(日本)的问题性，和促使对自身(日本)进行认识的感情置于近代学术成立的对面加以忘却，将它们作为文献学的剩余残留下来。”在这里他批判的是以村冈为代表的思想史家将宣长学分为文献学即科学的一面，和崇尚古道的意识形态的一面的所谓二分法。对此，烟中健二进一步指出：“这也不是通过将西洋文献学直接适用于国学而进行的，而是通过无视文献学本身的某个侧面进行的。”然而，综观村冈的史学整体可以看到，尽管进行了有意无视，近代德国学风所内含的思维方式已然支配了村冈的学术思路，深刻地影响着其史学的走向。

　　二、“史学的阶段”

　　在村冈看来，文献学的最终归趋应当是历史学，“特别是对于文化方面历史的研究最终不得不成为Philologie的目的。”为此，村冈引入了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文德尔班（W. Windelhand 1848-1915）、李凯尔特（H.J.Rickert 1863-1936）的学说，试图将自身的思想史学理论推进到“史学的阶段”。伯克文献学与西南学派的学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学术系谱。前者产生于柏林大学的解释学传统中。它以施莱尔马赫为先驱，经过伯克、德罗伊森（J. G. Droysen 1808-1884），在狄尔泰的学说中得到总结。文德尔班与狄尔泰是同时代九“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和韦伯一致认为，一种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客观而合理的研究方法乃是可能的。”与之相对，狄尔泰则认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需要某种将心理分析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的方法。”村冈与狄尔泰有诸多共通之处，但他并未提及狄尔泰。他选择西南学派学说的原因可以举出其师波多野精一的影响、当时日本新康德主义哲学的流行等现实因素。

　　（一）作为“历史的文化学”的思想史

　　与西南学派同样，村冈是基于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看待人文学科而提倡“历史的文化学”的。他表示，“历史所作的综合统一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法则化，而是基于个性的事实。换言之，是在于特殊的价值。而作为个性的事实的意义存在于不能反复的特殊经验中。历史方法的目的最终就在于发挥这种经验的、特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不单单是史实的收集、统计、归纳和抽象，而是以选择、即本质的选择为基础的。诸如上述的观点，是被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所提倡的。……我们讨论国学作为历史学的完成、从作为史学的角度对其性质作出要求，大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一阶段，村冈主要论述了历史学的学科属性与本质、研究对象与处理方式等问题。

　　基于上述立场，村冈认为只有文化研究能够体现历史学的本质意义。与对于文化现象的研究相对，村冈表示，“思想史是文化史的意识的方面，而又在严密的意义上，是学术史、哲学史的前史。”当然，村冈事实上并未实现自己关于“前史”的主张，其研究仍然更倾向于学术史甚至哲学史。村冈还借用文德尔班关于哲学史的任务的论述，阐述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第一是从各个哲学者的传记、精神的发展及其学说所给予的资料进行探求。第二是阐明各个哲学者的学说与先驱、与一般时代，以及与他自身的性质和教养等方面的关系，以此作为首要的事实进行系谱的重建。第三，对于已经明了的学说，从哲学史整体来判断其价值。”村冈基本采用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包含第一、二方面的语言——历史科学比起批判——哲学科学更为有力，在这里存在着思想史的中心。”

　　更进一步，村冈认为历史研究归根到底是对于具有特殊性的个性本质进行研究，“对于这种经验的特殊性进行发挥，才是历史方法的生命。”在这里，村冈引进了文德尔班一派的“价值”概念，认为文化“不是按照自然的原样，而是理想化、价值化了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学的对象。……其价值之所以成为价值的地方，存在于其个性中，个性作为民族、国家以及个人呈现各种形态。”由此，村冈将历史、思想史研究规定为了一种对于个人乃至民族、国家理想化了的个性本质的研究。

　　在“文献学的阶段”，村冈论述了思想史的研究法。接着，史家还要对研究结果进行组织，形成历史叙述。在此村冈引入了李凯尔特“选择”与“发展”的概念。“所谓选择，就是从史家的见地，以一个本质的东西为中心对资料进行取舍。……所谓发展，是价值观念的时间性的展开。尽管未必意味着直线的进步，但是是以最终的理想为目标行进的过程。……对于被选择的资料的这种发展进行阐明，此时，向着在此的种种关系中一贯展开的最高价值、即理想归趋的思想过程就被明确出来。在这里，思想史就成立了。”也就是说，历史中一贯存在着某种理想的最高价值，历史的发展正是向着这种理想行进的过程。依照事物的本质对资料进行选择，由此来阐明这一过程，这就形成了思想史的写作。

　　通过借鉴西南学派的学说，村冈将历史学视为文化的科学，是研究特殊的个性本质的学问。他的思路中明显有着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这在《本居宣长》以来的村冈的全部思想史论著中都发挥着作用，使其思想史成为了天才思想家及其个性组成的历史，又使其思想通史成为了某种理念或理想发展的历史。

　　（二）村冈思想史学与西南学派的分歧

　　正如村冈将伯克强调主观性的“再认识”理解为一种客观性一样，他也试图将西南学派学说塑造为一种客观的、历史性的学问。这未必符合文德尔班等人的本意。

　　村冈与西南学派的分歧一方面体现在村冈对于该学派历史任务的认识上。该学派诞生的背景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危机。其主要威胁来自自然科学及其认识方式，其次是哲学自身的相对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历史主义。为了从中拯救哲学，该学派提出了“价值”的概念，强调其普遍绝对有效性。相比之下，村冈一方面在方法上对于自然科学所倡导的客观、实证有着强烈的认同，同时在历史认识上又深受相对主义、历史主义的吸引。在对于国民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研究中，更主张自己是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

　　另一方面，村冈还运用西南学派学说阐述了日本思想史学的学术性质。村冈认为，日本思想史是研究“Sein”（存在）的学问，而非“Sollen”（应当）的学问；是基于事实的“经验学”（或“说明学”）而非价值判断的“规范学”。然而在文德尔班的用法中，规范学是研究法则和规律的，在方法论上正与自然科学相当。文德尔班正是通过历史科学=Sollen，来抵制自然科学=Sein的观念的。同时，文德尔班认为认识的基础是价值的有效性而非现实中的真实性。李凯尔特认为这有将价值局限于伦理道德的倾向，且包含了过多的主观可能性。为此他提出了文化价值的概念，试图为价值提供客观的标准。在强调应避免价值判断累及历史客观性的方面，村冈与李凯尔特更为近似。然而，一贯倡导“求真”的村冈并未论及何谓“客观真实”，他所强调的更多是研究者在“求真精神”意义上的主观自我约束。

　　总的来说，西南学派价值学说的历史任务在于反思和凸显哲学的本质，历史不过是其中的工具。村冈如果试图从中寻找思想史的本质，其结果或者是使思想史成为非历史的哲学，或者为了保全思想史的历史性而与该学派背道而驰。村冈没有对西南学派学说本身的发展变化和内部矛盾进行辨析，也没有实现该学派批判自然科学与历史主义的任务。但他始终在该学派的名义下使用相关的概念，并造成了种种分歧。无论是Sein与Sollen、经验学与规范学、价值关系与价值判断，归根到底，村冈是在一种朴素的理念下运用这些概念的，这就是科学与道学的区别。他意识到思想史本身内含的道学性，因此主张将其建设为一门客观严谨的近代科学。然而在村冈这里，“科学”仍是一个宽泛而理想化的概念。这使得其思想史学既具有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要求，又在概念上与西南学派的历史科学、文化科学相联系，而在实践中又倾向于当时的历史主义思潮，呈现出一种驳杂的面貌。

　　三、村冈的治史方法与历史认识

　　村冈对于思想史学理论方法的论述是较为周全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也相对中立，体现出作为学科开创者和教育者的严谨态度。但同时，其理论也较为理想化且难以实现。前述各种先行学说的矛盾与问题或多或少都在村冈史学中有所体现。这样的理论方法在具体实践中如何体现出来?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探讨。结合其所借鉴的德国人文学说可以看到，村冈的治史方法简而言之，是一种具有本质主义倾向的“性格”研究。他对研究对象不同的性格本质都抱以同情和理解，并将其视为事物形成乃至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认识方式是唯心的，但在当时是富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在日本思想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一）“全面的个人研究”

　　村冈最早期的研究对象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前540-前480）。赫拉克利特有着“一个人的性格即是其命运”的名言，并将“火”视为万物的本原。其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村冈走向本质论、性格论有着重要启发。

　　性格研究是一种本质研究，也是个性研究。文德尔班一派提出的文化科学强调历史的特殊性、不可重复性，这对村冈的着眼点做出了规定。村冈的《本居宣长》受到文德尔班的《柏拉图》一书很大启发。在叙述结构上，村冈借鉴该书，在当时的日本首次采用了传记研究与学说研究相结合的写作方式。进一步，正如文德尔班将柏拉图思想中的矛盾变化归结于其“先知的人格”，村冈也以“敬虔的人格”对宣长科学性与宗教性并重的学术与人生进行了总结。其以“性格”为线索的基本研究路径在此正式形成。他也曾将这种研究模式命名为“全面的个人研究”。

　　首先，村冈认为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是个人研究:“因为思想在原则上是个人的产物，特别是在其发展阶段上，个人的独创性即个性构成了思想的本质意义。”接着，他又将个人研究分为阐述思想家某一侧面的“特殊的个人研究”，与统观的“全面的个人研究”。村冈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后者应当占据基础地位：“这是因为思想是基于个性并作为整体而成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规定个人研究的目的—对个人的思想学问进行全面、同时也是本质地阐明。”最后，村冈指出，“全面的个人研究”的写作方式应当是将传记研究与学说研究结合起来。

　　在村冈看来，仅仅关注人物的某一角度或学术思想，容易流于片面。尤其是时代交替之际的人物，思想往往复杂多变，应当全面考察其成长背景，捕捉其性格本质。村冈运用这种方法对诸多日本思想家进行了观察。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山崎暗斋。他少时入佛门，青年时还俗成为儒学者，后又成为了垂加神道的开创者。对于这种变化，村冈主张一定要基于其人的性格进行分析。村冈断言，这归根到底是由于暗斋思想的总体特征是一种“狂信的态度”，他的性格是一种“宗教的性格”。试图从性格入手，对研究对象整体进行内在、本质的认识是村冈思想史研究的一贯路径。研究对象的思想行为越是看似杂乱与矛盾，对其本质性格的考察就越能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村冈的时代精神、国民性与国体研究，其思想史也从个别研究逐渐拓展为思想通史。

　　（二）时代精神、国民性与“国家的性格”

　　“时代精神”是伴随着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而流行的概念，认为正如每个人一样，各个时代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与精神内涵，进而每个民族也是如此。正如其先驱赫尔德（J.G.Herder 1744-1803）曾指出的，“每一有机体都有其自身的中心，就个人而言，就是其个性和精神，就民族而言就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正是这一‘中心’规定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历史性理解的核心也就是理解这一‘中心”’。村冈深受该思潮影响，他以“时代精神”为线索，在近代日本首次对日本思想史进行了详细的分期，进而试图以此探寻日本的国民性。

　　按照时代精神的变化，村冈提出了自然的朴素主义的太古、文化的朴素主义的上古、感伤的主情主义的中古、实行的主意主义的中世、反省的主智主义的近世的日本思想史分期方式。作为其背后一贯线索的，是向着最终理想不断发展成熟的日本国民性。村冈少时在其亲戚、国文学者佐佐木信纲之家，受到以《万叶集》为中心的日本古典熏陶，后进入早稻田大学西洋哲学专业，对古希腊哲学尤为推崇。在村冈看来《万叶集》体现出的日本古来国民思想是一种立足现实、朴素、乐天的人类精神，这正与其理想中的古希腊精神相通。这一认识贯穿村冈学术始终“万叶精神”也成为了村冈心目中日本国民应有的本性和日本思想史发展的线索。村冈表示，这种人类精神，作为“健全的人性，即是上代文化的原动力。”它在中世发展为以“正直”为宗旨的武家实践道德，在近世则体现为去伪求真的实证主义学风，即村冈不断强调的“爱智慧”的“哲学精神”，推动了日本思想的近代化。村冈的这一思路贯彻了前述西南学派“选择”与“发展”的理念，无疑是理想化和哲学式的。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崇尚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种本质论、性格论中所内含的对于本民族特殊性、优越性的提倡。

　　接着，村冈还要为日本国家寻找一个自古以来便存在的基本性格。他认为，这是一种“尚未受到什么外来文化影响的、自然朴素的国民精神幼年时期的性格。也就是所谓三岁看老的幼年性格。”一方面，村冈承认日本文化的输入性，但又认为，日本之所以“摄取外国文化而不为之所压倒……其最大理由不得不认为是有着国体俨然的存在。”对村冈来说“国体”一词与其说是政治或法律上的，不如说是伦理的或哲学的。他进一步表示“我国的国体，即国家的性格，正是以天皇为中心的血族国家。”起初，村冈站在远离政治的立场，并未谈论过国家、天皇等问题。但对于事物固有本质个性的追求，使村冈将“国民精神”、“国体”等视为必然存在的自明之物，与战时意识形态的树立者殊途同归。而村冈史学的这一走向，其根抵是他对待历史的乐观态度。

　　（三）对待历史的乐观态度

　　在村冈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着一种对历史的乐观的“信其有”的态度。这一特点在同倾向于怀疑与批判的津田史学进行对照时尤为明显。作为同时代人，津田与村冈同样以西方近代为参照，着眼于多元的世界文化，试图以实证的方法对思想史进行追根究底的探讨。如前所述，村冈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事物本身如何即Sein，而非道义上应当如何即Sollen。津田也论述过Sein与Sollen的问题，而综合来看，他所关心的又在这二者之上，即审视事物“为何如此”。对此沟口雄三曾指出，津田的方法论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原理主义”。在此基础上，津田史学体现出大胆的疑古意识，其记纪批判也引发了被右翼分子起诉的“津田事件”，被指为“大逆”与“虚无主义”。与之相对，致力于研究Sein的村冈相信必然存在着个人、民族以及国家的本质性格作为历史发展的中心与原动力。他也相信通过建立科学、实证的思想史学能够证明这一点。

　　不仅如此，村冈还相信这些不同的性格本质都有其合理性。家永三郎认为村冈与津田分别代表了日本思想史研究中“同情”与“批判”两种截然相对的思路。他表示，村冈“比起揭露研究对象的缺点，不如说是将重点放在对其特色的发现上。这是事实。在这一点上，他与将重点放在指摘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上，急于进行无宽恕的批判的津田博士有所不同。”的确，研究者可以从村冈的论著中，看到其对不同立场的研究对象的褒扬和认同，进而对村冈史学产生矛盾的评价。村冈一贯反对道学说教，试图通过实证破除对事物的神秘化，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对于所揭示出的事实中的失败、倒退与谎言，他不仅仅是同情，更着眼于其精神上的“敬虔”与纯粹性，对这种非理性进行浪漫化。村冈对于国学家平田笃胤的研究尤为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点，这也为战时意识形态的论客提供了美化历史的材料。

　　从村冈所继承的近代德国学风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认识方式的渊源。作为对启蒙主义的反动，近代德国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思潮在认识方式上不以理性为基础，并且体现出价值上的相对主义。无论是进步还是真理都不再是绝对的，这也使当时德国的主流历史观比相信进步观念的历史乐观主义者更加乐观。无论是浪漫主义者还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学派都相信，在其自身历史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东西即是好的。这一思路在早期有着明显的世界主义与人道意识，认可文化的多元性。然而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这样的观念带来的是自身民族感情的急剧升温。对于这一学风的过于倚重使村冈史学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上述思维方式的危险后果。

　　结 语

　　村冈毕生致力于为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科构建近代的体系与方法，留下了诸多开创性的成果，他作为学界先驱的业绩和地位是公认的。研究者一般认为，从主观立场和客观成果来看，村冈应当被视为一个严谨、实证的学者。其师友、弟子等自不必言，丸山、家永等也持这一观点。即使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者子安宣邦，在为《岩波哲学·思想事典》撰写的词条“村冈典嗣”中也表示，“村冈的著作中所贯穿的这种向着学术的禁欲，正是他的日本思想史相关著作至今仍然没有失去价值的理由。”

　　村冈既重视学术的近代性、科学性，又深受近代德国人文学风，尤其是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思潮影响。其思想史研究注重客观实证，但史观却是唯心的，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与动力。他以移情的方式，试图对所谓人类精神的产物进行“再认识”，迫近了研究对象的心路历程，克服了对于人与思想的物化，在思想史、尤其是思想家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但同时，由于缺乏对社会经济等物质因素的考察，村冈的思想史难以完整反映历史发展的实态。其思想史主要是由天才思想家串联而成的。其所构想的通史也是以所谓理想的人类精神为中心，选择而成的理念的历史。在战争时代，村冈站在史学的立场，强调“天皇”“日本精神”“大和魂”等概念的历史性、原意的朴素性，反对战时体制下以宣传为目的将其神秘化。但在实践中，他未能将疑古意识贯彻到底，而是试图运用思想史研究，探寻日本民族与国家固有的性格，在对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助长上也难辞其咎。

　　在对宣长国学、伯克文献学、西南学派哲学的继承与扬弃中，在抽象理论与具体研究之间，村冈形成了自身的治史路径和历史认识方式。综观其思想史学论著，除本质主义的性格论外，还可看到其思维风格中明显的乐观与无批判性、价值观上的理想主义，以及强烈的宗教情操。这些特色系出同源、相互关联，既是德国学风影响的结果，是村冈人生经历与个性的体现，也是其所身处的时代的产物。其理论方法与内在思路较为典型地体现出从明治向大正过渡时期知识人的思想特征，也为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基调，在村冈研究不断升温的今日，有待于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共同揭示与进一步考察。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