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敏 王贤斌：亟须从“人口适应制度”向“制度适应人口”转换
从本质上讲，老龄化问题主要源自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现行社会治理架构之间的不契合。因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首要的是跳出“在旧框架内解决新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路径依赖，从局部的、静态的管理转向全局的、动态的治理，尽快实现老龄社会治理方式转型。
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但过分强调人口因素对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并由此衍生出人口变革适应制度的思维逻辑，试图通过增加或减少人口数量来实现制度目标，则有违人口发展规律。例如，寄望于仅仅通过变革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以达到遏制老龄化发展的目的，就是出自此逻辑。事实上，人口发展与社会系统互融互通、共促共进，远非线性因果逻辑关系，人口不是解释一切社会变革的“万能钥匙”，不能脱离特定的制度环境抽象地考察人口现象。
由于出生率持续走低和就业形式日趋复杂，传统正规就业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而科技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不断变化也正在缩短人们的工作时长，采用改变人口要素的方式来适应传统制度的安排已愈加困难。面对人口老龄化态势，现有的“人口适应制度”模式的实质是迫使一个老年人已成为主体之一的社会，在一套以年轻人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中硬性运行，无疑是“削足适履”。在新的时代境遇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亟须从“人口适应制度”向“制度适应人口”思路转换，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实现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
从聚焦“老年人群”向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历程”转变。老龄化暗含老年人口增多的数量性因素，老龄化的挑战亦通常被视为是老年人口增多所引发的，老龄化的应对问题也往往被当作只是解决老年人的问题甚至仅为养老问题，这违背了代际公平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老龄社会的老年人口比例尽管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依然是一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共存共生的社会。就个体而言，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一个彼此关联的自然过程，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往往是其年轻时各种行为的体现。因而“老龄化问题”绝不仅是“老年人的问题”，切不可将老龄化议题过度聚焦于老年群体，应覆盖全部人群的全部生命历程。
“全人群全生命历程”思维方式，强调对全体人民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全方位正常需求进行综合考虑。未来老年人的养老金短缺，需要通过提高青年人的劳动技能与成效以及鼓励老年人的经济活动参与加以弥补；老年人的卫生与健康支出压力，需要通过对当前青年人的健康投资与行为方式的改进来缓解；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诉求，需要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等多方投入和协作才能得到有效应对。在思考和设计老龄社会的应对方略时，应统筹考量个体发展在各个阶段的全方位需求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经济社会的发展境况等因素。
李长安：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需求侧改革的关键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渡到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结合，是贯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而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则是需求侧改革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要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要求，这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努力保持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另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措施，扫除影响居民收入提高的各种障碍，按照“提低、扩中、限高”的基本原则，尽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此外，加强劳动执法监督检查，杜绝拖欠工资、人为压低工资等违反劳动法、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发生。只有如此，需求侧改革才能取得实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尽快形成。
易会满：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经济金融全局的高度加强统筹谋划，有效发挥市场主体、监管机构、宏观管理部门、新闻媒体等各方合力。一是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要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提高金融资产定价有效性，增加直接融资吸引力。二是进一步完善直接融资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鼓励长期投资的会计、审计、财税等基础制度和关键政策。推进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宽境外投资者进入股票、债券市场的渠道，增强外资参与便利度。完善统计制度，构建分层、分类、具有可扩展性的直接融资统计指标体系，更好反映社会融资的真实构成和发展趋势。三是构建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良好市场生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导向，以全面贯彻新证券法为契机，落实“零容忍”要求，加强立法、行政、司法的协同配合，健全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相互衔接、互相支持的立体、有机体系，切实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市场良性循环。
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现代化是一个“离家出走”的过程，故现代社会科学也表现出远离“家”而拥抱个人主义的倾向。但事实上，“家”从未离开西方的学术和实践。在中国，无论是在传统儒家文明还是在近代以来文明重塑进程中，“家”虽时有变动但亦未脱离其在社会和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总体性位置。因此，推进“文化自觉”和社会学中国化，“家”是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家庭首先是经济单位，这不仅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是所有古典社会学家的观点。从积极角度看，以“家”为本的特殊主义伦理内含实质正义和“以义为利”取向，同自由交换经济的“以利为利”相对，形塑出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公平与效率等两难困境。从“家”出发构建中国社会理论，不仅要将“家”当作实体，更要将其作为“方法”：一方面揭示“家庭隐喻”的多重面向，即基于血缘纽带引申出的自然情感、支配和家政，厘定它们在伦理层面的纠缠及其结果；另一方面运用中外比较、理论与实践结合、古今互鉴的方法，在经验研究和历史研究中，透过“家”来探索中国文明的总体性格、变迁及具体实践形态。“家”在不同文明中的意义又有本质性差别：如果说西方社会一直不屈不挠地逃离“家”，故而反思现代性的主题是如何“回家”，那么，走在现代性道路上的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中国，主题就成了如何应对以及应该怎样协调舶来的文明与“家”传统的关系，再造自身文明。
陈履生：乡村博物馆美术馆大有可为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放眼世界，有很多知名博物馆均位于乡村。在我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土资源需要得到更有效的发掘、保护与利用，以进一步激发乡村活力，建立相关博物馆、美术馆是行之久远的方式之一。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域、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发展增添了丰富要素，这些都是建立博物馆、美术馆的基础。有些地域或民族文化资源远离城市，一方面连接着历史和乡土，一方面连接着现实和未来，需要在发掘和保护中得到发展。丰富的乡土资源，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愁和记忆。建设博物馆、美术馆，让后人了解先辈的生活生产方式，有助于汲取创造精神，以新的创造延续乡土文脉。推动乡村博物馆、美术馆专业化发展，既关系到其自身的水平和面貌，也关系到其融入乡村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面向未来，既要指导乡村博物馆、美术馆开展专业化建设，更要引导它们在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尹晓宁：理学“身心合一”的工夫要诀
《近思录》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后人将其视为“性理之祖”。《近思录》的精华在内圣工夫，其中蕴含着理学“身心合一”的工夫要诀：心即是身，身即是心，身心相通，身心相印，修身即修心，心修身亦修。理学主静、持敬、涵养、省克等工夫次第，以及最后产生的圣贤气象，无不融入了这一要诀。它不仅贯穿于工夫的始终，而且也是工夫深浅和真伪的试金石。明代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说，也与这一要诀暗合。
周琳：完善保荐制度护航注册制改革
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发布《证券公司保荐业务规则》，对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其他从事保荐业务的人员提出多项新的严格的自律管理要求。保荐制度和独立财务顾问制度是资本市场中发行上市和重大资产重组过程的重要制度安排。保荐制度推出初衷旨在通过证券公司等市场中介机构勤勉、专业、审慎的核查工作发现欺诈或者阻止、防范欺诈行为的发生，以期中介机构切实担负起证券发行“看门人”的角色。A股市场自2004年引入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制度以来，对规范证券首发和再融资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个别市场中介机构合规意识薄弱，社会责任缺失，片面追求业务规模，淡漠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看门人”初心；有的保荐机构玩忽职守，怠于履责，辜负了广大投资者的信赖，使“看门人”制度安排形同虚设，为欺诈行为发生提供了可乘之机。
胡仙芝：“十四五”时期完善国家行政体系的重点任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的目标。优化和完善国家行政体系，要正确理解和充分把握国家行政体系的内涵，科学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创新政府市场监管形式，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的良性互助关系。同时，还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整体性政府建设，进一步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
完善国家行政体系的过程中要重视跨界治理协同能力建设，就要在行政理念、行政组织、行政职能、行政决策、行政领导、行政信息、行政绩效考核等方面进行沟通机制创新，着力提高跨界治理协同能力。具体而言，一是需要加强跨界治理协同的机制建设。二是行政组织方面需要更多地塑造扁平化结构。三是在职能和岗位设置方面，优化部门权力与资源配置。四是打造纵横上下贯通、内外互动融合的行政信息和职能流程。五是绩效考核方面要打破部门内考核界限。六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
王革 丁明磊：防范化解科技重大风险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是以完善优化体系和增强能力为核心，加强科技创新的战略性部署，系统布局“补短板”和“扬长板”重点方向和路径，打破路径依赖，“聚焦长板补短板”，实现自主创新。二是建立重大科技风险应急处理机制和预案。三是建立健全科技风险评估预警和监测体系。加强战略预警的研究和部署，建立统一高效的科技安全风险报告机制、情报共享机制、研判处置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关键科技领域安全预警和科技攻关的衔接机制，针对我国技术研发和技术进出口，在评估的基础上建立风险分级和预警机制。
钟燕林：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就推行了节省运动，充分调动了苏维埃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节省经济，提出了很多办法。
首先是裁减不必要的人员。机关的冗员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浪费公用经费，中央人民委员会提出“裁减闲员，节省三成行政费用”的号召，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纷纷响应。如国家政治保卫局依照最新的编制裁减了600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减了283人，差不多减少了一半。
其次是节省办公费用。机关工作人员不仅从大的开支上节省，还注重从细节上节约：如减少油灯笔墨纸张，停止印发非必要的文件，用自己制造的油墨、毛边蜡纸和复写纸代替外来昂贵的油墨蜡纸，节省餐费药费、减少旅程费等。为了增加收入，有的机关工作人员还种菜养猪、开煤矿，自制蜡纸、蚊香，熬硝盐，改善了机关人员的生活。
再次是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为充分保障前线红军的物资，193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和粮食部联合发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号召，机关人员或减少饭量、节省菜钱，或自备伙食、减少支出，最大限度节省粮食。在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发动下，群众也积极参与“节省三升米”运动，有粮的捐粮，无粮的捐钱，短时间内捐助了大量的粮食和现金。1933年冬起，家住苏区本地的干部，连伙食费也不要公家发，自己从家中背米去办公，留下“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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