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推进乡村遗产价值重塑

　　麻国庆 陶慧：推进乡村遗产价值重塑

　　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延续中华历史根脉的宝贵财富。乡村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同样重在“活起来”。乡村遗产内容丰富，包括文物、古遗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农业文化景观、村志等，要分门别类、运用各种方式进行保护和重塑。比如，对于一些富有价值的村落和濒危老宅，仅靠政府部门保护远远不够，必须激发村民保护的自觉性，提高其主动性和参与度。随着一些文化遗产酒店、文化遗产项目等新业态的出现，许多外出务工经商的乡村居民重新回到乡村，可推动其成为传承和延续乡村传统习俗以及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此外，还应积极倡导社会各界参与乡村遗产保护，鼓励吸引涉农企业、文化企事业单位参与乡村遗产价值重塑工作，通过创设农耕文化体验园等推动传统技艺活态呈现。

　　原文链接：推进乡村遗产价值重塑

　　

　　张雅光：完善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

　　一是做好精准选派。农业高校要寻找农业科技特派员与农户或农民的契合点，实现农业技术服务供需内容的无缝对接，既能保证农业科技特派员发挥自己的专业技术特长，又能保证农户得到最想要的技术服务。

　　二是拓宽服务领域。把人文社科领域科研人员充实到科技特派员队伍中，加强对乡村产业规划、休闲旅游、农产品物流等研究领域的技术力量投入，实现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拓宽农业科技特派员服务领域。

　　三是创新组织模式。农业高校通过创新科技特派员组织形式，根据乡村主导产业发展技术需求，按照“学科链对接产业链、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思路，跨学院、跨部门、跨学科组建“由一名首席科技特派员+若干名骨干科技特派员组成”的科技特派员团队，构筑一张科技帮扶大网，形成网格化的服务模式，实现科技特派员扎根乡村，从需求中来、到需求中去，更好地发挥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功能。

　　原文链接：发挥农业高校优势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李怀杰：疫情防控,运用大数据实施濡化治理

　　濡化治理是一种“软治理”，是一种以道德与价值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治理，是一种道德意识、社会制度规范和主流价值观转化为个体责任意识、使命意识的个体社会化过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既需要大数据技术支持，也需要新时代公民的大局意识与担当意识。为此，对当前疫情防控而言，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伦理蕴涵着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价值，另一方面，网络是一张 “晴雨表”。疫情防控期间，各类谣言、片面看法在网络空间出现，运用大数据能够动态感知各类谣言或虚假信息的传播与关注度，以及不同群体或个人社交网络媒体的问题与诉求，以此为基础，政府需要及时作出互动性回应和正面性价值引导，使每位公民都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团结一心，战胜疫情。

　　原文链接：运用大数据加强疫情防控“五大治理”

　　

　　王祥明：坚持创新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突出要求

　　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将成为贯穿“十四五”时期的一条主线。“创新”在规划《建议》中出现了47次，坚持创新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突出要求。从“十四五”“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创新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增进人民福祉，同样要坚持改革创新，提升全社会的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华润集团一方面将抓住国家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契机，不断开辟新业务、培育新增长点。另一方面将深入推进业务转型升级。对于落后产能坚决彻底地“去”，加快“腾笼换鸟”；借助新技术有力地“转”，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瞄准高端前沿精准地“育”，突破性培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原文链接：驰而不息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贡献力量

　　

　　张卓元：深刻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应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中。这就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政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更加完善、成熟、坚实的制度保障。

　　原文链接：深刻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霍雨慧：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建设是政治文明的“指路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坚实保障，先进社会主义文化为我国政治文明提供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二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面临各种低俗文化和不良思潮带来的严峻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眼前放眼未来，准确把握当前文化建设工作面临的难题怪题，有效解决当务之急的同时彻底根绝隐患，做到短期效益和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实现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三是实与虚的关系。要重视文化内在蕴含的不可触摸、不可或缺的力量，将文化工作落到实处，避免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形式主义，杜绝“文化形象工程”泛滥现象，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人心、化入心田，秉持实干精神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切实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

　　原文链接：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黄蕙：三个维度加强多层次文明对话

　　首先要加快构建多层次文明对话的对外话语体系。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对外阐释能力。中国实践正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我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亟需在洞悉最前沿的实践基础上，实现第一时间准确转译，第一时间权威发声，加强在全球性问题上的议题引领能力。

　　其次要充分发挥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多层次文明对话功能。民间外交能够发挥各类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宽领域、多渠道地展开国际对话与合作，以“民心相通”厚植国际关系的民意基础。人文交流则偏重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多种行为体在广泛的“人文”领域进行交流，注重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人文价值的发现与共鸣以及不同文明体之间的互鉴。

　　最后要积极加强全球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中国应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平台和交流机制建设，提高全球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彰显对全球文化治理的贡献。

　　原文链接：三个维度加强多层次文明对话

　　

　　李志明：扎实推进新时代减贫工作转型

　　2020年以后，我们的减贫理念、战略和工作体系需要做出转变。总体上来讲，我们要从以往的扶贫逐渐转向到防贫和助贫。在防贫方面，我们要建立关口前移的防贫战略，要尽量减少贫困现象的发生，特别是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这就要求我们建立相应的预防性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这些社会政策要求我们将更多资源和政策的注意力放在前端，即从之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逐渐转移到更加强调预分配；在助贫方面，我们要形成以综合援助体系为核心的助贫机制。在2020年以后，我们可以通过城乡统一、标准动态调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剩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兜底保障起来，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达到未来的贫困标准线以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面向那些有能力自立谋生但面对意外和风险时会存在收入脆弱性问题的低收入人口的助贫机制，帮助他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原文链接：扎实推进新时代减贫工作转型

　　

　　张锦鹏 陈琳玲：南宋“富民”涉讼案件类型与特点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涉及“富民”的诉讼案例不少，为认识“富民”负面形象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其涉诉案件集中在三个方面：因为逃避赋役被地方官追究法律责任；因为家庭或家族内部财产分割而产生矛盾；因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而诉诸法律。从案件收录的数量来看，因逃避赋役被追责的案例最少，官方相对温和的处理，也表明官府与“富民”阶层的矛盾较为缓和。“富民”家庭纠纷案例主要发生在财产分割方面，反映了“富民”经济状况改善之后所产生的家庭张力。乡邻诉讼是富民涉讼案件最多的一类，说明南宋乡村社会中“富民”相互之间、“富民”与小民之间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地方官员对“豪横”的严惩，客观上保护了大多数富民利益，创造了有利于“富民”阶层成长的社会环境。

　　原文链接：南宋“富民”涉讼案件类型与特点--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研究对象

　　

　　陈秀红：马来西亚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之一，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在1957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独立之后的马来西亚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排名靠前，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1970年，政府制定实施新经济政策，将经济增长动力从依赖初级产品转向制造业。1977年，从低收入国家跨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至40年后的2017年，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010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高位而未达到高收入国家人均12055美元的下限。马来西亚到底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什么因素制约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究其根本，首先，马来西亚高端技术人力资源短缺，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次，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转型内生动力不足。再次，过快的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阻碍了工业化进程。最后，腐败问题和族群政治文化凸显，不利于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原文链接：马来西亚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