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晓雯:为何个别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具体规定为:“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现阶段个别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正当性。一方面,理论上其符合责任主义的基本原理。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水平显著提高,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青少年已经具备对严重暴力犯罪之恶的辨认能力,同时具备对不实施恶性暴力行为的控制能力。
另一方面,刑法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应当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变化。在现实中,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已成为发生未成年恶性暴力案件较为集中的年龄段,个别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既体现了刑法的时代性与谦抑性,也以审慎的态度回应了民众关切。
姜文来:通过生态振兴促进乡村振兴
我国地域广阔,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农村依然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加快构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是构筑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的重要引擎。
将绿色农业发展作为重点,绿化农业生产过程。无论是农业种植(养殖)还是加工、运输、消费,都将生态保护纳入其中,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建立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双赢体系。
通过生态振兴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就生态论生态,而是将生态振兴与产业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将其贯穿始终,通过促进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结合农村实际,加快投资少、见效快、操作简单、适应性高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一步开展农村垃圾治理,建立美丽新农村。
加大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资金和技术投入力度,要像重视城市那样重视农村,在还历史欠账的同时,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
樊鹏:数字科技逐步赋能乡村振兴
近期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当前,数字科技赋能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着力点。伴随数字科技在乡村地区的广泛应用,数字化在脱贫攻坚、产业振兴和农村基层治理方面正悄然发力,科技正融入乡村发展的各个场景。数字化在改变农村百姓生活点点滴滴的同时,也在推动着乡村发展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当前,数字科技不仅成为城市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正在加速向农业农村广泛渗透,为农村产业数字化建设和产业振兴提供了重要契机。过去两年,乡村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迈出革命性步伐,取得重大成效。《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已经达到36%,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交易总额的比重为10%。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不仅有利于对冲疫情不利影响,还可以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冰启:以专业化师德师风建设回应社会期待
有媒体援引教育部官方消息称,全国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日前成立,作为教育部聘请并领导的、指导全国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专家组织,该委员会属非常设学术机构,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开展师德师风建设领域研究、咨询、指导、服务等工作。
成立委员会的意义不言而喻,不过从我国有关部门设立的各类委员会的具体工作成效来看,确实存在一些委员会沦为“摆设”、搞形式主义等问题。对于新成立的全国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能否有效发挥作用这一问题,部分社会舆论显示出并不乐观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回应并消除部分质疑,恰是全国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目前师德师风建设存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不是缺建设师德师风的理念,而是缺落实。成立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需要解决的正是师德师风建设如何落地的问题。
杨志成:找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
2021年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开局之年、起步之年,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做好谋划,迈好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步伐。首要任务是找准发力点。
课程与教学改革,将是“十四五”期间学校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学校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主动关注适应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要求,把握课程改革本质,主动求变,科学应变,为实现学校高质量发展找到突破口和增长点。
学校德育与实践活动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学校必须关注的重要发力点。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学校治理与文化建设,是学校高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发力点。学校要善于从未来学校文化建构上下功夫,把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办学理念、治理体系、课程与教学、德育与实践、教师和学生等办学要素整体打造成高质量发展的学校文化。
此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这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分析性思维
在中西比较的参照系下,直观感悟已成为概括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与特点的标签之一。其实,古代文学批评既不缺乏也不可能离开分析性思维。这种分析性思维没有采取西方科学—哲学传统的纯智性、纯理论的形式,而是深植于古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传统哲学、文化思维方式整体关联,具有自身的多元探索与表现形态。起源于先秦诸子的“推”“止”结合的分析性思维对古代文学批评有着深远影响。魏晋南朝时期,出现了较为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范畴的体认与提取;骈体文学的繁盛,把横向对待、蔓衍的分析性思维推到极致。唐宋以后散体古文流行,线性贯通、推进的分析性思维也得到发展。分析性思维还参与到文学批评的系统性建构,让系统处于潜在或开放状态,参与到文学情境的想象与悟解,与直观感悟共存共融。
盘和林:“公共户”背后的政策理性与温度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在户籍派出所设立“公共户”的工作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指出,将在北京全局户籍派出所推动设立“公共户”,以解决暂不具备市内迁移条件的本市户籍人员落户问题,并根据“公共户”临时代管户口的特性,实行“双向强制迁移”的管理措施。所谓“公共户”,与本地常住户口一样,在教育、子女落户、房产交易等层面享受同等权利,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公共户”没有户口簿,市民如有使用需求,可凭身份证开具户籍证明。
当前,户口可以看作是享受一个地区社会福利的入场券,即使是长期在某地工作、长期缴税的居民,没有户口仍难享受全部福利。现行户籍制度下,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在社会讨论中长期受到诟病,然而从现实情况看,短时间内取消或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大的改动又是不现实的。由此,一些缓冲的措施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北京推出“公共户”正是这样的尝试。这一公共政策体现了人本原则、服务原则、均衡原则等公共管理原则精神。
涂永红:人民币汇率不宜过快上升
2021年1月4日人民币汇率达6.48,与2020年1月3日的6.9681相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7%;与2020年5月29日汇率年度最高值7.1316相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9.1%。一年之中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绝对值超过11%。
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中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基本面快速恢复,贸易顺差扩大及美元资本流入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即美国总统选举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分裂,国际投资者对美国政局担忧,推动部分避险资金流出。作为SDR货币篮子中币值最稳定、无风险资产收益率最高的人民币,受到这些投资者的青睐,增加了人民币的国际需求。
因此,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近期的人民币升值,并非都是实体经济外汇供求的反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短期避险情绪作用的结果。由于避险资金来去匆匆,而且规模较大,羊群效应明显,容易引发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所以,需高度重视其对货币、债券、股市等金融市场的价格传导和连锁反应,提前做好金融风险管理对策,避免误判、操作不当而蒙受较大的资产损失。
林维:适时运用重刑依法严惩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理解,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我们就必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诛一恶则众恶惧。”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被判处死刑,充分说明了中央惩治腐败毫不手软的坚定决心和雷霆手段,也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运用法治思维严厉惩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
反腐败斗争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持续不断地严厉惩治腐败,从严打击职务犯罪,彻底医治腐败顽症,坚决祛除肌体毒瘤,我们才能巩固、发展这一来之不易的压倒性胜利,才能真正从制度上解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而司法机关在严重职务犯罪中依法科学合理地适用死刑,既体现了死刑适用中的区别对待,反映了我们凡腐必反、除恶务尽的理念,又充分体现了中央反腐的雷霆手段、铁的决心、果敢决定和决策担当。这一刑罚适用对于违法犯罪分子无异于霹雳之声,必将促使那些已经实施了严重职务犯罪的人放弃侥幸之心以求宽大处理,也必将有力推动反腐斗争的深入进行。
李开盛:疫情阴影下,周边外交更加突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同时也使国际格局更趋复杂。在风雨如晦的2020年,国家间关系波澜增多,线下外交不同程度受阻。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依然取得诸多突破。其中处于外交全局首要位置的周边外交,更是呈现不少亮点。
首先,“羊外交”“云外交”等铸就合作抗疫典范。年初新冠疫情刚暴发时,蒙古国就创举性地表示捐赠三万只羊支持中国抗疫。其次,东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反映双方相互依存的现实。最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体现各方风雨同舟的决心。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仍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协定。放眼未来,周边无疑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首要和关键。不管接下来疫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与周边关系仍将在2021年以及更长时间内保持充足动力。疫情只是催化剂,如下方面才是决定周边在中国外交中优先地位的根本因素。
第一,大国关系走向迷离,周边仍是稳定器。第二,在全球化面临重组的今天,地区合作越来越成为优先合作方向。第三,周边是实践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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