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教育还应该继续扮演社会分层的角色吗
“没有人告诉家长，教育是社会分层的工具。”近来，网上流传的这个说法引发讨论。听起来，这个说法颇有独自发现“惊天秘密”之感。真如此吗？
客观而言，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有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高，教育确实扮演社会分层的作用。1993年我国实行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之前，每个考入大学的学生，都获得国家干部的身份，毕业时是包分配的。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如果还让教育扮演社会分层的功能，就会制造严重的教育浪费、人才浪费，刺激内卷化竞争。分层竞争导致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所有学生不得已去读硕、读博，以成为所谓的高层次人才。可以说，这种苗头已经初显。这是必须正视的教育问题。国家层面提出破“五唯”，其实就是要降低教育的分层功能，但还需要各方更进一步的实际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校、重点班；治理高中阶段的超级高中现象，逐步推进高中均衡发展；推进高校在各自定位上办出特色和高质量；扭转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唯名校、唯学历导向，建立以能力为基础评价人才的新体系。
宋映泉：回流儿童的群体困境亟待全社会关注
“回流儿童”是介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曾经的流动儿童，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学习，但由于多种政策和制度原因，不得不最终回到“老家”继续学习和生活。而所谓“老家”，很多时候也只是孩子父母的老家，因为这些儿童中相当一部分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回到老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留守儿童，成为有过城市生活学习经历的“另类”。
长期以来，对于回流儿童这个群体，学术界关注不多，研究也不够深入，政策文件和教育新闻中也甚少提及。在为数不多的调研中，研究者发现，受访的回流儿童在学习与生活中出现严重适应不良，他们在城市积累的教育人力资本并没有在农村学校得以成功转化。这些儿童在流动与留守之间不断艰难地转换身份，他们对“家乡”没有归属感，在城市中也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这个急需得到关注的群体规模有多大？目前暂无权威统计，不过通过多个口径粗略估计，或在1000万人左右。
如何解决回流儿童问题？首先，这个群体急需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回流，将对儿童个人、家庭及社会分别产生怎样的中长期负面影响？回流儿童遭遇的成长挑战与困境何解？有太多诸如此类的严肃问题，需要研究者投以关注，并作出描述和回答。对于地方各级决策者和治理者来说，也应坚定不移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切实落实好义务教育法，保障儿童在父母或监护人工作或居住地享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此外，减轻回流儿童之痛，有赖于继续推进户籍制度及中高考制度改革，停止“以学控人”的人口管控措施。
桑玉成：挖掘制度资源“富矿”获得更多的制度红利
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我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经济落后、物资短缺的社会获得了连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一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是得益于我国特定条件下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具体来说，主要利用了政策资源、土地资源、人口资源这三大资源，分别产生了政策红利、土地红利、人口红利这三大红利。除了一系列的政策资源被挖掘并利用之外，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最大的政策资源，因而也是最大的政策红利。在当前国际国内背景下，能够起到甚至超越以上三大资源作用的，莫过于制度资源。因此，尽快挖掘制度资源以获得更多的制度红利，恰逢良好时机。
那么，所谓的制度资源究竟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在这座“富矿”里究竟能够发现什么？制度资源主要还是来源于制度本身，来源于制度的成长空间。具体来说，在这方面可以有以下基本思考。
制度的价值资源。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成功地领导了改革开放的事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基于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但是也必须看到，近些年来，国际国内的情势所发生的变化，使得我们这个制度所承载的价值文化资源有被淡忘、被沉淀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资源远远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这是推动发展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制度的效力资源。在我们的制度建设方面，有时候我们发现，当建构了一定的制度之后，在还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制度发挥其规范化作用的时候，这个制度就遭到了忽视乃至冷落。表面上看，我们的问题常常被描述成“制度缺失”“无章可循”等等，但是实际上，关键在于制度的权威性没有能够得到切实的尊重，有意或无意超越制度、破坏制度的问题还较为严重。这就给我们充分挖掘制度的效力资源提供了足够的基础。
制度的运行资源。在我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那种“理念有余而制度建设不足、目标有余而具体规划不足、口号有余而实际行动不足”的情况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理念、目标、口号缺乏必要的运行规划和可控的操作性。因此，在制度成长方面，切实需要有关于制度的运行规则，使得制度能够很好地运转起来。
制度的类型资源。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同时又存在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大国，南北东西，沿海内陆，自然的、人文的环境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同。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不同的组织系统也千差万别。在这样的重要国情基础上，有必要充分考虑制度成长的类型空间问题。要给予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以不同的制度形态及其成长空间，这是制度得以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础。
申卫星：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
今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民法典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作出明确翔实的规定，并规定侵权责任，明确权利受到削弱、减损、侵害时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等，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
行政机关在法律执行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在贯彻落实民法典的过程中，行政机关要注重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通过正确适用、严格遵守民法典，规范各类行政活动，不得违背法律法规随意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以实施民法典为契机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各类权益纠纷通过司法审判实现定分止争，在审判中正确解释和适用民法典，是将民法典落到实处的关键。司法机关应秉持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理念正确适用法律、确保公正司法。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应加强对民法典适用理论的研究，不断提高办案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切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维护民法典权威。
马晓伟: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是保障和维护人民健康的必然要求。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始终是人类健康的大敌，一部人类发展史可以说是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无论是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还是本世纪初的“非典”，都让人类付出了惨痛代价，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警钟。只有切实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织紧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把功夫下在平时，才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防范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项复杂性、关联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必须将有力有序防范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扬优势、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不断完善应对机制，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曾婕：私人数字货币犯罪的立法设想
私人数字货币犯罪属于新型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尤其是会给国家的货币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对私人数字货币犯罪进行刑法规制，及时完善刑法漏洞，是当前治理私人数字货币领域各种问题的首要任务。擅自发行货币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使国家重大利益处于危险和内外威胁的状态。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规制未经允许擅自发行数字货币的行为，应当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增设擅自发行数字货币罪。在具体的法定刑配置上，考虑到擅自发行数字货币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当配置比伪造货币罪更重的法定刑，以便实现罪刑均衡。
田丰、包存宽：充分利用规划力量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虽然我国近年不断推进绿色转型，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传统的消费理念、生活方式等，在未来一段时间依旧存在不小的惯性。面对碳中和这一极具挑战性的目标，需要借助规划这一政策工具，强化顶层设计和综合治理来实现低碳发展。
我国具有长期规划的传统和战略规划的定力。将降碳减排工作全面纳入规划体系和治理体系，一方面，要在各类各级规划中全面贯穿低碳发展要求，特别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把碳减排作为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另一方面，需要将各级低碳发展规划或碳减排、气候变化应对等内容纳入整个规划体系，并有效衔接其他各类各级规划。最终，通过各类各级规划的协同，形成从国家到地方各级部门（行业或领域），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推进低碳发展和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合力。
徐宪平：深刻认识新型基础设施的特征
传统基础设施基本上是物理空间的实体，主要以列车（轨道）、汽车（公路）、飞机（航线）等硬件为依托，以人员、物品为传输对象。新型基础设施则主要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数据、物品为传输对象，既包括高端芯片、传感器、智能终端等硬件设施，又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计算机辅助软件、应用软件等软件设施。因此，新型基础设施是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的有效连接、协同和升级。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数据驱动已经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能极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有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解读，能够使人们形成以往难以想象的洞察力，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吸收、处理和响应信息，全面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推动社会治理变革，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商业模式。
董长瑞：加强乡村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
一是农村居民疫情防控意识相对薄弱。乡村居住分散，地域空间广而稀，村民一度认为农村空气环境好、人口密度小，病毒传播风险低于城市，因此放松了警惕。二是乡村聚集性活动较多，给疫情管控带来一定影响。受传统习俗影响，农村地区多年习惯于走村串户、走亲访友、红白喜事、集市贸易、请客吃饭等聚集性活动较多，特别是临近年终，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多，弱化了农村疫情防控的力度和深度，产生了疫情防控的盲点和“风险点”，增加了农村疫情防控的难度，群体聚集加速病毒传播。三是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强，医疗保障体制存在短板。广大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医务人员、防控检测设施等状况都不够理想，基层医疗机构条件有限，难以实现快速预检分诊，从而增加了感染风险。
打好农村疫情防控保卫战刻不容缓。针对当前疫情严峻形势，结合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应落实“三减少、三加强”，即减少人员流动、减少人员聚集、减少旅途风险，加强个人防护、加强乡村网格化管理和加强定点诊治等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加强物资储备和人员准备，加强督导检查，严防散发病例传播扩散，加快补齐农村疫情防控短板。
王东京：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创新体制
制度创新当然要坚持问题导向，就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财政投入过于分散。无需政府投资的项目，财政投了不少；而应该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却又投入不足。这种局面亟待改变，要及早从制度上明确：今后哪类创新项目由财政投资；哪类创新项目应该面向市场筹资。根据中国的实际，政府投资创新应重点打通“最先一公里”，即核心技术创新。所谓核心技术，是指基础理论研究、“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政府之所以要投资核心技术创新，从经济学角度讲，因为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核心技术成果就是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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