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数字经济下劳动法需与时俱进
在工业社会，机器生产统一、劳资关系简单，《劳动法》（含《劳动合同法》，下同）不分岗位、工种推行8小时工作制等保护制度。然而，平台经济改变了工业时代的劳动模式，如劳动报酬即时提成而非按月发放、劳动者自带生产资料（车辆、手机）而非由平台提供、劳动者自己安排工作场所和时间而非由平台决定。在生产方式多元化的时代，《劳动法》规定的很多保护制度脱离了生产场景；在劳动方式灵活化的年代，《劳动法》的一些强制标准需适应经济形势。
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是硬道理，但机械执行8小时工作制并非最优思路。面对多元、个性、灵活的就业形势，未来《劳动法》修订需本着“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保护为辅”的思路，扩大保护范围，减少强制标准，实现劳动者利益的最大化。
与其强制限定工作时长，不如实现加班的成本与效益最大化。一方面，加班报酬应当采用累进加倍制。按照目前我国法律，平时加班的报酬为1.5倍工资。这种固定计酬模式很难起到抑制加班的效果，实践中更有大量表忠诚的无效加班等荒唐现象。相反，累计加倍计酬制可以实现加班效益最大化，即加班第一个小时的报酬为1.5倍工资，第二个小时为2倍，第三个小时为3倍，加班越长报酬系数越高，对雇主形成“加班是破产之路”的经济压力，对员工形成“加班是发财之路”的补偿机制，实现“以加班抑制加班”的良性机制。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建立制度，确保加班报酬的刚性支付。国家不必干涉加班时间，但应设置严厉的行政处罚，制裁拖欠加班费用的企业，并建立有利于劳动者的监察、仲裁制度，让加班者成为最大受益者。
张纪南：注重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但结构性就业矛盾更为凸显，突出表现为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这一问题正在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
一要实施“技能中国”行动，推动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开展常态化大规模多方式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并建立长效机制。二要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强技能人才培养基础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建立健全技工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支持政策，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渠道。三要积极采取措施使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招生规模保持大体相当，从源头上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比例。四要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举办综合性的全国技能竞赛，形成以全国竞赛为主体、岗位练兵技术比武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竞赛体系，更好发挥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的作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崇尚技能、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詹成付：多措并举，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多措并举，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取得新成效。
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十四五”时期要落实好《建议》提出的“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
千方百计保护好市场主体。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
持续释放新型城镇化巨大潜力。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使之成为扩大内需、聚集产业、增加就业的重要支撑；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使之成为扩大内需、增加群众就业和收入的新生长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大力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要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要求，不断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保持高等教育较高入学率的同时，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
完善为劳动者增加收入、减轻负担的政策和制度。
刘厚莲：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如何实现经济增长
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最基础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系统的、复杂的、动态变化的。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产出，而是通过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等其他要素相互作用来影响经济产出。
从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来看，在对经济增长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多的发展机遇。短期来看，从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积累、科技创新等应对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长期来看，改革完善相适应的人口政策制度，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吸引劳动力流入，稳定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市场。二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三是把握地区人口发展差异的机遇以及人口规模优势。四是积极促进经济系统中的消费与生产均衡发展。五是构建综合的人口配套政策，打造相适应的人口发展环境。
金晓平：个人破产制度制定要把好“三道关”
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个人和法人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理应受到破产法的平等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创新创业越发活跃，债务关系复杂多变，部分个人经营者失败后，面临着资产清盘、债务追讨等问题。同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信用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人过度负债、投资理财失败等现象频发，部分人无力偿还，陷入债务泥沼。由此看，的确有必要引进个人破产制度，让无力偿还债务的个人通过合法途径破产。
需要注意的是，个人破产制度是权利和义务的耦合体，突破了传统稳定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容易使债权债务关系陷入一种形式上的不稳定状态。因而，笔者认为，可设置“三道关”，保障个人破产制度有序运行。首先，要重视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和管理，将个人信用与破产制度挂钩。其次，建立法律惩罚制度，防范借机转移资产、逃废债务。最后，积极采取信息技术手段，实施技术性防范。堵住利用个人破产法实施非法逃债的漏洞。
吴杨：充分认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价值
随着城市产业的不断升级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大量工业企业迁出，众多生产空间与仓储设施闲置，形成了城市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业遗存物和工业遗产地。对这些工业存量用地的合理改造，可以为城市休闲旅游、文化艺术等新业态提供场所，通过将工业生产空间转变为休闲空间、文化空间、创意空间，实现“生产锈带”升级为“生活秀带”。这将减少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遗存资源的浪费，也是城市集约利用存量用地，合理规划城市新产业用地，推进绿色发展，进一步丰富城市功能和升级城市产业结构，构建高质量城市生态系统，为人民群众创造生态城市、健康城市的有效途径。对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以城市文化为根，践行人民城市、宜居城市、生态城市等理念的重要抓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天娇:消解个人主义的最终药方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全新方法论，蕴含着解释乃至改变世界的意愿。因此，唯物史观能够为突破个人主义藩篱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案。首先，唯物史观以历史的视野解读个人主义的观念，而非直接以单纯的道德价值去评估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关系是否冲突，在通常的情况下，取决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个人在处理自身与整体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其次，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作为人类最后一个史前史，客观上为实现真正的解放打下了物质基础。最后，唯物史观关注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不满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唯物史观所关注的“现实的个人”在历史发展中所指向的未来，是真正人类历史的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既不拿利己主义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反对利己主义，而是改变产生这一对立的物质根源，即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改变私有制与片面的分工形式，使得各个阶层的民众都成为劳动者从而解除阶级对立的藩篱，重建社会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当集体成为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个人主义自然消弭于无形。马克思认为，这才是消解个人主义的最终药方。
刘晓红：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法治人才既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治理和涉外法治建设、推进国际法新文科建设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涉外法治领域输送了大批涉外法治人才。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也存在一些突出的短板和问题，现有的涉外法治专业人才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够满足新时代对外开放和涉外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如何培养一大批符合新时代国家需要的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这是新时代赋予法学教育的重大使命。加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既需要宏观层面的整体布局和制度设计，也需要微观层面的教学改革和方法改进，在扩大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质量和能力提升。
张颐武：“Z世代”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变量
“Z世代”，指的是从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的最大特点是与互联网一起诞生。今天，“Z世代”的观念和选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的跨国影响力也开始显现出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关于“Z世代”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影响的文章近日引发关注。这篇文章认为，“Z世代”已经开始影响美国和世界的关系，他们“带着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怀疑，对全球挑战的忧虑，对技术影响力的不安，对美国国内不公正现象的愤慨，对我们正在承袭的这个世界感到烦恼，对美国处理地缘政治乱象的能力感到担忧”。他们对于美国的力量没有那么相信，同时更关注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这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Z世代”是未来影响世界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
可以看到，中国的“Z世代”对于国际问题的整体看法也在逐步浮出水面，他们在社交媒体及各种舆论空间中的发声或认可的观念都在对中国社会的国际观产生深刻影响。他们的国际观更具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平视”意识，摆脱“仰视”或追求“俯视”西方的眼光，以一种更为自信的态度向世界发声。
李禹阶：国家是文明发展的推动力
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历史沉淀而形成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学界，对文明的这一根本性特征是普遍认同的。
文明与国家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应该说，国家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文明也在国家的制度性力量中获得快速发展。汤因比曾对世界范围内已知的31种文明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于文明的起源、成长、衰弱、解体加以描述、阐释，而其中一些文明就与国家并不具有同等关系。但是，也需看到，早期国家的形成又反过来加速了文明发展。由于国家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它成熟、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和上层建筑，以及国家机器对于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为文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制度与组织保障。
另外，从两者关系看，国家属于政治体范畴，而文明作为某个民族或区域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它们具有不同的范畴内涵。例如，现在的中华文明，不仅以当代中国国家作为它发展、演进的基石，也通过华人的迁徙而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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