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百年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变革

　　李滨：百年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变革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如同百年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危机一样，正在酝酿着世界的变革。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变革思潮包括：一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包括西欧的一些极右翼势力），它调动民粹思潮和民族主义冲击着自由主义传统，力图重塑世界秩序；这种秩序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以“美国优先”的特权与其他国家交往。二是一种“再嵌入式自由主义”，它以西方传统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为主要代表。比如戴维·莱克在2017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上所做的有关“再嵌入”的主席演讲就颇具代表性。这一演讲的核心就是在国内重拾罗斯福“新政”精髓，推行一种“新新政”，以应对美国国内严峻的社会分化；在国际上，继续重视 “共享收益”和多边主义，在“新型国际协商”基础上挽救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不断流失的合法性，以应对中国崛起等一系列国际挑战。新当选美国总统的拜登大体上属于这种势力的阵营。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模式供其他国家选择借鉴，但不搞制度输出；并且在照顾世界各类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尊重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基础上，按“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革全球治理方式，推动国际关系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修正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各种弊端。这三种改革势力都代表着一种国内制度，都提出一种国家交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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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鑫焱：将疫情防控与经济民生保障契合起来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疫情防控要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严防死守，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反弹。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责任之弦，我们才能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疫情防控，重点在防，关键在控。社区防控和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防控不断查缺补漏，完善升级防的措施，才能精准、高效地实现防的目标。这需要各地各部门紧盯疫情防控形势新的变化，及时调整更新防的措施，切不可以老办法应对新问题。要进一步研究疫情传播的新问题、新路径，紧紧盯住科研新进展、新突破，充分整合到常态化预防中。从控的角度而言，对于零星、散发疫情，应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时查找出风险点，堵住扩散蔓延可能，提高防控的精准度、有效性。同时也应当有力而有度地开展防控，提升疫情防控效果和水平。

　　在确保疫情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反弹的前提下，防控措施应力求对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百姓生活影响最小，努力实现相对低成本的有效疫情防控。在巩固前期疫情防控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二者政策措施的契合度，我们就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原文链接：将疫情防控与经济民生保障契合起来 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王克修、徐芳：深刻把握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正确理解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科学内涵。政治判断力是前提，政治领悟力是关键，政治执行力是根本，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的成果最终要通过政治执行力的实效来体现。其中，政治判断力主要指各级领导干部在面对问题、开展工作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待问题、评估情况、预测趋势的能力和水平。“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党面临的发展环境深刻复杂，这一客观实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外在抓内涵，善于明辨是非、擅长判别真伪，能够做到以不变应万变。政治领悟力主要指各级领导干部在学习领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的把握能力和吸收能力。准确把握党中央精神要求是确保正确工作方向的前提。领导干部只有强化自身政治修养，才能在领悟党中央精神过程中不偏倚、不出错。政治执行力主要指各级领导干部在执行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和工作效率。领导干部执行力是保证各项决策部署高效落地的决定性因素。好的决策部署要依靠行动转变为实际，否则就只能是镜花水月、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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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萍：论马克思辩证法的具体性

　　卢卡奇的《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写于1919年3月。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分析了当时的庸俗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走向教条主义的方法论缺陷，阐发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具体性。卢卡奇认为，庸俗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方法论有两个根本的缺陷：其一，把方法与现实、思想与存在分离开来，背离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本质：改变世界；其二，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对抗性质，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变成了一门实证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恢复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批判传统，坚持辩证方法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坚持马克思辩证法的具体性。卢卡奇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具体性主要体现在三点上：其一，以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方法论的批判对象；其二，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上来研究实在的具体，建立与之相应的方法论，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其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形态。通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具体性的这三个规定的阐发，卢卡奇建构了他的历史辩证法。他的历史辩证法不仅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而且启示我们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层面上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原文链接：论马克思辩证法的具体性——读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兰梓睿：以绿色智库为支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智库作为专业化智库的一种，致力于解决全球、区域和国家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加快绿色智库发展壮大，着重发挥其支撑作用，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

　　首先，绿色智库建设符合国家战略，顺应国际形势。其次，绿色智库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第三，绿色智库建设有利于我国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绿色智库科学发展，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明确绿色智库职能定位，发挥其特色优势。借助市场化手段，拓宽绿色智库融资渠道。运用现代化技术，提升绿色智库发展的科学化水平。加强国际合作，提高绿色智库国际竞争力。

　　原文链接：以绿色智库为支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王倩：新发展阶段我国生态环保工作面临的挑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对标对表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生态环境领域仍是短板弱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面临一系列挑战。

　　从国际看，一方面，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国内看，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仍在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尚未根本缓解。二是碳中和、碳达峰任务极其艰巨，新增压力仍将持续高位。三是生态环境尚未根本好转，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四是生态环保参与宏观经济治理手段不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须提升。

　　原文链接：做好新发展阶段生态环保工作的建议

　　

　　马振超：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大安全理念的提出，为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大安全格局的构建奠定了深厚理论基础。从设立中央国安委、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已经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观念，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维护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对国家安全观念的深入和升华，彰显了大安全理念。

　　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推进各领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二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促进国际安全，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稳定安全的外部环境。

　　原文链接：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陈韬、刘礼堂：西南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交融之路

　　汉藏民族交融表现为精神文化成果的互补与共享。这种互补与共享，不仅出现在汉藏民族交汇地带，也深入各自的核心区域。以藏区为例，著名寺庙桑耶寺的中心大殿融合了藏式、唐式、印式三种建筑风格，有些塑像的面貌也仿照汉人；据藏文文献记载，一些建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宗教建筑如噶琼寺等也部分带有内地建筑的风格；而建于清代的拉萨关帝庙则同时供奉关公和文殊菩萨、格萨尔王。以内地为例，深受吐蕃影响的马球运动被铭刻于许多唐代铜镜的背面；而藏传佛教的影响更为深远，不仅在藏区周边有成都石经寺、大邑白岩寺等，在北京有雍和宫等宗教风格建筑，也留下了杭州飞来峰造像、武汉胜像宝塔等宗教遗存。

　　原文链接：西南茶马古道：汉藏交融的千年大通道

　　

　　阮宗泽：时代潮流正冲垮意识形态“茧房”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已经来临。今后大国争夺、博弈不再是自然空间，而将日益进入全新数字空间。面对纷繁复杂的挑战，未来国家之间关系是菜单式的合作，以问题或议题为导向，组成不同的伙伴关系，用意识形态划线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数字时代的来临打破传统的地理空间经纬，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数字时代的安全必须是共同安全，而非单方面的安全。过去国家之间的竞争是自然空间，今后竞争的舞台则是虚拟空间。前者是有限的，后者则是无限的，巨大而浩渺。在一个互联互通的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动员力已经大大缩减，不可能再一呼百应。

　　原文链接：阮宗泽：时代潮流正冲垮意识形态“茧房”

　　

　　刘庆柱：“中”与“中和”理念的考古学阐释

　　长期以来，在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对“中”“中和”的研究大多突出“和”而弱化“中”，更有甚者把“中”与“中和”解释为“中庸”。事实上，考古发现显示，“中”与“中和”理念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其产生与“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国家认同”密切相关，应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中”“中和”的实质是“国家”的“政治认同”。“中”与“中和”理念的形成轨迹是由“中”发展为“中和”，“中和”就是“多元”之“和”于“一体”，“一体”就是“中”，“中”是“核心”，“中”与“中和”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中的文化基因，是国家认同的核心思想。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蕴含的“中和”理念被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所认同。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均佐证这一历史。鲜卑民族从大兴安岭南下，经内蒙古盛乐、晋北大同（平城）建立北魏王朝，最终徙都“天地之中”洛阳，继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布局形制，营建北魏洛阳城，使都城的“中”与“中和”理念更为深化，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的“三城制”，完善了都城“中轴线”，弘扬了先秦、汉魏都城的宫门门阙形制。考古发现的北魏洛阳城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布局形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北方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依次建立的金朝、元朝、清朝，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与“中和”理念，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

　　原文链接：“中”与“中和”理念的考古学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