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用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方比较优势
对于缺乏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条件的地区，建议从以下几点寻找发展的比较优势：
首先，在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之下，中国广大的市场上有很多服务于内需的产业。如果没有疫情，中国每年有很多游客去日本北海道旅游。在疫情冲击之下，中国国内最有可能与日本北海道竞争的就是东北，东北完全可能建成夏季避暑看花，而冬季滑雪赏冰的旅游胜地。
第二，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候，有一些产品并不是通过轮船来运输的，适合内陆经济。比如说像电脑芯片这样一些附加值高但是体积很小的产品，是用空运来完成的。这对内陆大城市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
第三，有些中西部和东北城市还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发展优势。比如一些“大国重器”行业，到现在沈阳、哈尔滨等仍然是在中国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地区，这些优势可以进一步保持和发扬光大。
第四，中国中西部一些大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雄厚，这些高等教育资源如果能够借助于产学研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机遇。
原文链接：理性看待南北差距，用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方比较优势
周绍东：准确认识南北经济发展，着力构建区域经济循环
要打破南北方产业“非闭环”对接的局面，应立足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要深化北方区域内产业分工，构建亚欧经济大循环。北方地区可充分发挥能源矿产储备丰富、农产品原材料供应充足、装备制造业基础好的优势条件，积极放大天津、沈阳、西安、郑州、兰州等城市的制造业带动功能，提升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辐射能力，构建从原材料和能源投入到最终消费品的产业链条；其次要推进海陆联动，将南北产业链条嵌入洲际经济循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动发展是把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对接起来的关键之一；最后要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试点推进南北方生态补偿机制。推进南方和北方省际财政转移支付工作，大力实施“南方-北方”对口援建，试点实施南方对北方的生态补偿机制，让南方和北方形成产业和生态双重意义上的区域分工。
耿化敏：党史研究前沿及未来着力点
未来党史研究亟待探讨三个具有全局性、结构性和紧迫性的重大问题。
一是党的领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理论创新成果，不仅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在党史研究中发挥宏观的理论指导作用。
二是创新百年党史叙事体系。首先要确立新的叙事主题，找到具有最高位阶、可以覆盖全部党史的核心话语。其次，要提炼新的标识性概念，形成党领导民族复兴的关键性的历史记忆。最后，进行“大历史”整合，把握全球、民族、国家、政党、社会主义等叙事主题的特质，更立体地书写党的历史。
三是构建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构建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以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对于阐释中国之治、解读中国道路而言，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范例作用。深化党史研究的一大关键，就是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
严飞：“第一学历偏好”还能破除吗
高考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主要桥梁，而学费在中国并不是成绩优秀的寒门学子追求一流大学的阻碍。进一步来说，并不是一纸重点大学或非重点大学的文凭就定性了一个人的前半生，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后半生，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更在于努力和选择。非一流高校的学生依然可以通过实习、社工和社会实践去弥补欠缺之处，一流高校的毕业证书也不可能直接为学生提供一份工作。
“第一学历偏好”能破除吗？这需要就业政策的正确引导，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做深层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近10年来，我们见证了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的巨大革新，那么下一个10年，我们很有可能经历教育体制和文化观念的重要改变，教育会更加强调开放、自信和价值塑造，而社会观念也更加强调多元创造力。这是破解“第一学历偏好”的真正答案，这一过程也必然需要各方作出更多反思。
文君、庄芮：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着力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数字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发展数字经济，微观上可能重塑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宏观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将对现有基于要素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带来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需要把握的重要动向。“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紧紧抓住发展数字经济的机遇，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加快制度构建、激发市场活力，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从而不断提升我国产业链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优势、注入新动能。
吉富星：加快补齐农村数字经济短板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样，数字经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相比城市，农村数字经济仍面临不少“短板”。目前，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普遍存在投入大、回报低、实施难度大等问题。在农业生产领域，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不充分。此外，人才、技术、资金、管理等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村数字红利的实现。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起步之年，要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多措并举补齐短板。第一，加强规划引领和政策支持，夯实数字农业基础、有序推进农村新基建。第二，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强化人才支撑，提升信息素养。第三，推动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和科技服务的改造升级。第四，完善农村流通服务体系，积极发展新业态，促进“三产”融合、线上线下融合。第五，推进“互联网+乡村治理”，提高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精细化和现代化水平。
周密：自由贸易网络为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1月26日，中国与新西兰正式签署了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建成后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网络，将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自由贸易网络覆盖的广泛性。新西兰的奶制品、肉制品、渔产品及林木产品等都是出口的重要商品，旅游、金融、教育等都具备较强竞争力。疫情以来，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为进口商品提供了巨大市场，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进一步释放需求潜力，形成更为强劲、稳定的需求。
二是自由贸易协定内容的高标准。中国与新西兰的自贸协定升级特别侧重于响应双方重点关切，在特定领域扩大开放承诺，甚至就尚未形成共识的规则领域进行探索。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将不仅有助于现有的经贸活动，更可能调动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为创新合作创造更好的环境。
程治强：科学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首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理解“意识形态工作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理解“阵地建设”是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抓手。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能成为流于形式的口号，而是要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每一个意识形态工作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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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彬：三个方面完善正当防卫的刑法立法
第一，删除刑法第20条第1款的“正在进行”表述，扩大不法侵害的时间范围。只要存在不法侵害行为就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同时，对不法侵害行为应当进行整体上的把握，不仅包括不法侵害的实行行为也包括不法侵害的预备行为和实行后行为。
第二，将刑法第20条第2款的“必要限度”改为“合理限度”。“必要限度”侧重行为的法益平衡，且侧重于行为的客观判断。与“必要限度”不同，“合理限度”注重的是合理性判断，不仅强调行为的合理性，而且也可以更好地将行为人因素纳入衡量的范畴，充分兼顾主观与客观因素，合理确定防卫的限度范围。
第三，增加因不法侵害产生的恐慌作为防卫过当的免责事由。刑法第20条第3款从法益平衡的角度向防卫人进行了适度倾斜，即对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进行无限防卫。但该款没有考虑防卫人作为一般人的正常情理，存在缺漏。据此，可以在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增加规定：“因不法侵害引发的巨大恐慌实施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
夏莹：对于被神话化的人工智能不必过度恐惧
人工智能威胁论背后有一种预设：以“深度学习”为标志的算法革命，就是人的理智甚至情感得以产生的内在机制。但实际上，由于人工智能所实现的永远只是人类思维最为表层的知性思维的更新，它所彰显的总是一种更高、更快、更强的计算能力，其所依赖的也不过是对超大数据库的加工，最终实现的也只能是科学技术层面上的进步。而人类复杂的情感、意识之谜却从来都不在知性思维可理解的范围之内。正如我们虽然可以科学地安排一天的行程，但却永远无法把控心血来潮所引发的情感冲动，更无法把控在这一情感冲动之下我们所有的行为。而正是后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真正诠释了人之本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人工智能作为现代人某种神话体系的再造，正在借用人们对它过多的想象重新诠释着一个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人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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