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把城市家庭从教育竞争中解放出来

　　陈先哲：把城市家庭从教育竞争中解放出来

　　城市父母对“独苗”子女保持阶层优势费尽心思，独生子女们获得了远超于父辈的教育投入，但多数家庭的教育焦虑与冲突都在于过于放大了教育的功用，教育也因此被赋予了不可承受之重。

　　无论是英国版还是日本版的纪录片《人生七年》中，都发现即使早期都普遍重视教育投入，但绝大多数的孩子长大后还是都成了普通人。荷兰教育家比斯塔写过一本书，叫《教育的美丽风险》。他认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急于让教育变得更强、变得更安全、变得可以更精准预测，变得更没有风险。但是这样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100％安全无风险的教育，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教育可言。教育真正美丽的风景，正是受教育者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程中发现和体会到的。好的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真正高质量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不是所有学校都建成一个模子，而应是各有优长，百花齐放，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可选择性。而城市家庭和学生家长也要转变观念，给孩子在教育中有更多发现自我和内心成长的功能，尤其是主动拒绝教育竞争和内卷的低龄化。

　　原文链接：把城市家庭从教育竞争中解放出来

　　

　　刘厚莲：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对经济影响的利与弊

　　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最基础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系统的、复杂的、动态变化的。人口既是消费的主体，又是生产的主体，通过消费、生产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一方面，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带来消费需求规模下降，如食物、住房需求等，将可能带来消费规模下降。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而可能带来消费规模增长。这意味着总消费规模增长或减少取决于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而引起负向效应、消费结构升级而带来的正向效应的大小。当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正向效应超过人口规模减少的负向效应，此时总消费规模并不会下降。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短期来看，总消费规模将会继续提高；长远来看，人口规模减少幅度足够大，总消费规模将可能下降。

　　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产出，而是通过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等其他要素相互作用来影响经济产出。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将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产出带来负向效应。与此同时，当劳动力供给减少，有利于资本深化，引发技术进步，即存在促使增加其他要素替代劳动力投入的机制，如诱使或倒逼人力资本积累、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带来经济产出的正向效应。短期内，二者效应的大小难以确定。从长远来看，由于科技进步等对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难以无限替代，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对经济产出能力的不利影响将逐渐显现。当然，这种不利影响的显现受到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的幅度和速度的影响。

　　原文链接：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如何实现经济增长

　　

　　陈锡文：民族文化的根脉在乡村

　　看一个特定民族的文化，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必须去乡村。因为城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多元融合的或者说杂交的文化。乡村文化如何体现？大概可以分三个层面去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理念，就是做人的道理，就是接人待物处事的准则。这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积淀成的一种民族品格。比如说天人合一的理念、师法自然的理念，比如说勤俭持家、敬老爱幼、邻里和睦、相互守望等理念，这些重要的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中人们相互之间处理人、事的一些准则。但我们现在到乡村旅游看到的，所谓在文化层面的传承，经常是一种表象的描述或者说表象的临摹。每一种仪式、每一个程式表达了什么含义，没能发掘出来。我们应当发掘乡村文化中很重要的理念层面的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弘扬。

　　第二个层面是知识。知识的传承往往是通过文化这个脉络流传下来的。比如冬至、小寒这些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的老祖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传承下来的东西，现在仍然管用。中国有大量的古农书，民间有大量的古农谚，这些都是关于生产技术的传承，不仅老百姓如此，甚至皇家也是如此，为了“劝农”，才有了北京颐和园里的“耕织图”。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知识的传承，才使我国古代农耕文明达到一种辉煌的程度。

　　第三个层面是制度。制度是对人的行为的强制性、约束性规定。制度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如习惯法，还有很多乡规民约。这些制度实际上构成了对人们的生活以及基本的社会交往、经济交往的约束和规范。如果认真去发掘我国古代的制度，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宝藏。比如在中国古代，政府对于粮食市场的调节主要采取两个手段，一个叫籴，一个叫粜，就是粮价过低时买入、过高时卖出。籴、粜这两个手段运用两千余年来，始终是我国政府保持粮食市场稳定的基本制度，甚至流传到海外，成为世界性的制度。

　　原文链接：民族文化的根脉在乡村

　　

　　瞬雨：人工智能词典里不应有“敌人”

　　人工智能具备强有力的潜质，有能力成为比原子弹更具杀伤力和威胁的武器。今天在棋盘上给人工智能设定对手，它已经有能力战胜人类，达到无敌境界。那么同理可以设想，当人工智能发展到极致之后，只要给它指定一个“敌人”，它就可能动用一切手段去打败甚至消灭对方。它对工具和手段的利用能力会是无敌的。所以人类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不要成为人工智能的敌人。因为人工智能的背后永远是人，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如何才能不成为他人的敌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给出了答案：要避免成为他人的敌人，首先自己就不要以他人为敌。只有把“敌人”这个词从人类的词典中抹去，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才不会把人类当成敌人。

　　原文链接：人工智能词典里不应有“敌人”

　　

　　中国生产力学会创新推进委员会课题组：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便捷高效服务

　　完善银行内部经营机制，细化授信尽职免责和差异化考核机制，营造基层“敢贷、愿贷”良好氛围。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便捷高效的线上金融产品与服务；做好央地政策性信用担保资金联动总体设计，大力发展信用担保公司，完善政策性担保体系。推动商业银行贷款方式变革，强化风险管控，逐步提高信用贷款占比；鼓励引导风险资本加大对初创期中小企业关注和投入，支持设立各类中小企业专项基金，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加快建立符合中小企业创新特点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建立中小企业上市培育机制；健全可进可退上市退市机制。

　　原文链接：尽快让中小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孙佳山、肖涵予：文创领域“港独”病毒必须消杀

　　去年年末，由中国台湾设计研究院主办的金点设计奖，将“视觉传达类别”年度最佳设计奖颁给来自中国香港的海报展览《Yellow Objects》。该海报展览由18名香港设计师匿名发起，去年11月底在香港开幕，主办方印制了1000套免费发放，要求参观者传播粘贴到社区中去。《Yellow Objects》含有大量明显企图分裂国家和颠覆政权的内容，有“Suiside”等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敏感词汇，还有描绘父母为全副武装的未成年子女戴上黄色安全帽、煽动暴力示威的插画。

　　文创制品“夹带私货”作为一种负面的“文化基因”，看起来虽然是不起眼的小东西，却能够利用其隐蔽特征，躲避传统类型监管，大量碎片式传播，像病毒一样附着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迷惑分辨力较弱的人群，扰乱同代人共同的文化经验、身份认同和情感结构，进而对正常的社会和历史认知产生负面影响。文创领域“港独”病毒必须消杀。

　　原文链接：文创领域“港独”病毒必须消杀

　　

　　肖广岭：突破“卡脖子”技术与锻造“杀手锏”技术需要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

　　“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本身都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卡脖子”技术与锻造“杀手锏”技术既有不同的方面，又有密切联系，两者都需要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我国近期应以突破“卡脖子”技术为主，远期应以锻造“杀手锏”技术为主，但根本之道是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主要行业和重点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占领科技的制高点。

　　原文链接：突破“卡脖子”技术与锻造“杀手锏”技术需要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

　　

　　肖汉平：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

　　风险发生之前通常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国家安全不仅是状态、能力，还有感知。安全预警机制的目的是通过识别潜在的风险因素，构建完善的指标体系，建立经济安全预警模型，并进行有效安全风险分级评估，及时向相关部门发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为此，需要国家总体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对外开放实践中，探索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经济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开展动态国家经济安全态势评估，未雨绸缪，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

　　原文链接：高水平对外开放需建立动态和科学的经济安全体系

　　

　　赵万里、阎焱：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叙事

　　教科书是较为系统和被学界认同的合法化知识的承载者。对欧美社会学教科书的内容分析表明，当代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介绍虽存在差别，但也颇多共同之处。批判理论多集中于异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边缘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冲突论则结合资本主义的结构变迁，对马克思的不平等、阶级、冲突思想进行韦伯式改造。教科书总体呈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借鉴、理论修正与综括概述的特征，秉持一种尊敬与挑战并存的态度。教科书趋于一致地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社会学的理论源头之一，却又将其归为社会学之外的思想传统，视其为社会学的同路人和批判者。但也有趋势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社会学想象力的主要来源，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和重视。

　　原文链接：代西方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叙事——基于欧美教科书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王杰：为官不浪费费一针一线

　　勤俭节约是官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早已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说明节俭在持家治国中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强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官员，是否将节俭内化为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廉洁和节俭是亲兄弟，不可须臾分离。清廉的官员往往能做到节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明人徐榜在《宦游日记》里曾说，节俭有四大益处：可以养德、可以养寿、可以养神、可以养气。老子、孔子都把节俭看作是人生的美德之一；司马光在家训中，告诫儿子要崇尚节俭，不要追求奢靡；清雍正帝先后下过两道圣旨，号召节约粮食，反对铺张浪费；林则徐在去广州履任途中，颁布“五不准”，身体力行，把节俭落到了实处。节俭不是吝啬小气，浪费也不是大方，当用则万金不惜，不当用则一文不费。

　　让勤俭节约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历代王朝的更迭兴衰大多都遵循“以俭得之，以奢失之”“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的历史规律。许多明君名相在治国过程中，身居高位仍居安思危。但随着国力增强，贪奢、浪费之风随之而来。为人须节俭、莫贪婪。在日常细枝末节处要谨慎，道德修养要从小处做起，小节放纵，大节必失，许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人，大多是从小节出问题开始的。

　　节俭不是一时之事，而是长久之事。无论何时何地，节俭都不应被抛弃，而是应该被大力提倡。我们应该学会灵活应用节俭的合理因子，不随意浪费一针一线，不仅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还要将其运用到廉政文化建设中来，在全社会形成“不奢侈，善节俭”的社会风气，促进廉政文化建设。

　　原文链接：为官不费一针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