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华、韩丽：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大风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打击了几千年来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但围绕这一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思想认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如何认识当时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与指导。
为了支持迅速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回答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和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前后历时32天，行程七百公里，在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2月16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应立即实行的问题，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报告了自己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对于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在今天看来一些说法未必周全，但在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他在信的末尾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指中共中央）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随后几天，毛泽东开始撰写考察报告，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两万多字。
3月12日《向导》周刊发表了《报告》的部分内容，但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不准继续刊登。中央局委员瞿秋白说：“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他们之所以不让连载，无非是“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接着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把毛泽东的报告全文交给秘书送汉口长江书店。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瞿秋白专门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肯定毛泽东这篇光辉的著作：“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同时，瞿秋白还将毛泽东和彭湃称为“农民运动的王”。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不久，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湖南农民运动（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正是《报告》的发表，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了解。
原文链接：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
陈桐生：再论《乐经》不是文字典籍
“乐经”源出于《庄子·天运》等文献中的“六经”。大约在春秋中叶，“《诗》、《书》、礼、乐”已成为代表“遗训”“故实”的固定结构。其中《诗》《书》是文字典籍，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礼”在赵衰时代仍以口传身授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文字典籍。“乐”是指礼仪中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通过乐工教习演肄而世代相传。在没有记谱技术的历史条件下，“乐”当然不可能载之简帛。所以，赵衰时代的“礼”“乐”均属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庄子·天运》时代，“礼乐”是不是已经成书了呢？今本《仪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都不清楚，但大体可以推断为孔子所授、孔门后学所记录整理，因此在《庄子·天运》写作的战国中后期，《仪礼》成书的概率比较大，完成了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变。“乐”则因其缺乏记谱技术而始终未能成书。这样，“六经”就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的《诗》《书》《礼》《易》《春秋》；二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乐”。无法成书的“乐”，夹在五本已经成书的经典之中，遂使后人误认为“乐”也是文字典籍，误解由此而来。今人在整理《郭店楚墓竹简·六德》《庄子·天地》《庄子·天下》《礼记·经解》《荀子·劝学》时，无一例外地给“六经”中的“乐”也加上书名号。不过，即使后人给“乐经”加上书名号，也改变不了它无法成书的事实，更不能认定它是一部文字典籍。
范子烨：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原因辨析
在六朝时代姹紫嫣红的文学景观中，刘义庆主编的《世说新语》无疑是一部人文价值极高的文学宝典。但是，在这部文学宝典由六百多位人物组成的画廊中，人们竟然找不到陶渊明的踪影。一些学者试图揭开这个“缺席”之谜。南京大学卞东波教授在《大隐的缺席：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新释》（《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4期）一文中曾经援引台湾学者李栖的观点：“渊明之所以没有出现在《世说新语》的理由是：第一，当他年轻时，由于籍隶南方寒族，官司阶又低，与贵人高门没有来往，不合本书选人的原则。第二，等他隐居柴桑，声名大噪时，时间又已经超出本书所包的时代之后了。”也就是说，陶渊明属于寒族出身，而作为隐士成名又晚，所以就不能进入《世说》了。但细细推究，这两条没有一条能够成立。
事实上，《世说》是一部纂辑旧文之作，其成书自然是以世间流传的已有文献为基础的。换言之，在《世说》编纂之时，陶渊明尚未进入历史文献，虽然编纂者对其人其诗比较了解，也无法让他进入《世说》，因为没有可资选用的文献，而《陶渊明集》中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则为名士孟嘉进入《世说》提供了文献依据。因此，东波君提出“刘义庆在编纂《世说》时还没有见到这些记载陶渊明事迹的资料，可能当时关于陶渊明的文献还没有成书”，这一观点是目前对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这一现象的最合理解释。
侯迎华：刘勰的公文辨体观
刘勰《文心雕龙》对公文文体颇为重视。出于指导写作的目的，刘勰重视辨体。随着公文文体理论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文体分类过多过细，文体功能交叉、互渗、衍生、转移、缩小，导致了一体多用或多体一用的现象。刘勰以文体诞生之初的基本传统功能为主，提倡“宗经”，对后世出现的文体功能的扩大、缩小或转移，不予评价或加以批判，以批评实践来规范、强化公文文体的传统功用，以此达到文体辨析的目的。
刘勰辨析公文文体的功能与写作规范时，是以传统功用为标准的。《文心雕龙·宗经》篇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刘勰认为公文中的“论”“说”“序”体起源于《易》，“诏”“策”“章”“奏”起源于《书》，“铭”“诔”“箴”“祝”起源于《礼》，“盟”“檄”起源于《春秋》，认为公文中的大部分体裁是起源于五经的。刘勰认为要“禀经以制式”，将公文文体的功能，规范为以传统功能为主。
刘明：集部研究的范围及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近些年，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以集部为研究对象的趋势，从具体实践到理论提炼，集部成为拓展古代文学研究边界的重要视角。
集部是传统目录学中有关古籍分类的四部体系之一，指涉的是文学古籍的范畴，著录的载体是书册形态的典籍。这意味着集部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文学典籍即作品集，这与文学史关注作家作品有所不同。当然就研究范围而言，文学史较之集部更宽泛，如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要关注《世说新语》《搜神记》，甚至还要涉及《水经注》《颜氏家训》和《金楼子》等，但它们都不属于集部典籍。因此，集部视角实际上“缩窄”了文学史的范围，但集部里的有些文献也是文学史较少关注到的，如尺牍、奏议等，主要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应用文体。简言之，集部与文学史的范围既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
集部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作品集的关注和探讨，所以，开展集部研究可首先在古籍层面进行作品集版本的调查，在单纯的作品集之外还可获得大量一手文献资料，如序跋、批注、评点、资料辑录及其他各类形式的前人研究成果，既可吸收已有学术积累，又能开阔研究视野。
李成晴：承守“集部之学”的固有传统
“集部之学”固有的著述体式是颇为丰富的，但很大一部分在当代的学术环境中已渐销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评价机制对“著作”的界定具有排他性，书名冠以别集、总集的“研究”便是著作，而某一别集、总集的“校注”便不算著作，而被归于古籍整理。
承守传统“集部之学”，还要求研究古代文学的学人，应该能够写出工稳、合规的旧体诗文。这在当下看似门槛很高，实际应是文史学者该有的基本功训练。内具文学感悟力，外具文言驾驭力，大约才可称得上古代文学研究层面的“知行合一”。当下，也有学人在学术写作时延续古法。近百年来，我们对于传统隔膜日甚。在鼓励学术创新的同时，也宜给“集部之学”等“旧传统”以空间，并在承守、延续这些“旧传统”的过程中，努力探寻返本开新的契机和可能，这样才可使传统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吴英：从唯物史观看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
受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转向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开始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并很快掀起了一个小的高潮。经过对历史认识论问题较深入的探讨，历史认识主体必然会受到诸多主体性因素的影响成为常识。如果说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指历史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正确认识也是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的话，那么，经过历史认识论研究和后现代史学研究的两轮冲击之后，史学界已经没有多少人再相信历史认识能够做到客观、科学。无怪乎有学者戏言：“历史认识论研究砸了历史学者的碗，后现代史学研究砸了历史学者的锅。”
对历史认识能够做到客观这一观点的解构不仅使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且使史学理论工作者与实证历史研究者之间产生了分裂。前者放弃了对历史过程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在唱衰历史学合法性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后者则坚持自己的实证研究，不再关注理论工作者的“聒噪”。
唯物史观早就解决了检验和评判历史认识的标准问题，那就是实践标准。虽然历史认识主体受到诸多主体性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无法获得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正确认识。因为，决定历史认识是否正确的关键在于解释历史的理论框架是否正确，是否能够经受历史和现实生活实践的检验。
李林：加强与新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法治政府建设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的目标，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坚持依法行政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点。
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推进依法行政，目标是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应当推广运用编纂《民法典》的成功经验，正式启动行政法法典化的工作，通过法典化立法使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结构更加合理、价值导向更加清晰、运行机制更加科学、治理功能更加强大，在引领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田文广：让理论贴近农民生产生活所需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在实践中，理论要想赢得群众、掌握群众，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应着眼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施推进、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公共法律服务的延伸、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等工作难点和问题，围绕“谁来讲”“怎么讲”“讲什么”，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创新手段，广泛吸纳农村、社区、学校、企业等能人、贤人、热心人参与，将理论贴近农村农民生产生活之需，着眼农村基层群众思想引领和凝聚，积极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使新时代新思想新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林纯洁：德国国名的起源与国号的演变
长期以来，德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形态导致中世纪时期大部分德国国号与自身的地理和民族名称相分离。直到1871年，“德意志”(Deutsch)才成为德国国号的主要部分；1949年，“德国”(Deutschland)才成为国号的组成部分。德国的国号根据历代统治者政治理念的改变而不断变化。通过考察德国国名的起源与国号的演变，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早期与罗马帝国相关的国号体现了德意志统治者试图继承古罗马帝国的传统，同时又通过“神圣”这一称号构建帝国的神圣性，并以此与教皇进行斗争。到了中世纪后期，当民族国家兴起，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增强时，就在国号中加入了“德意志民族”，即“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强调了国家的德意志属性。“德意志(帝)国”(Das Deutsche Reich)用于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三个时期(1871-1945年)，体现了德国历史的延续性。魏玛共和国建立时爆发了国号之争，可以看出，“国名会成为不同政治派别在象征领域的斗争，他们试图将政治理念确定在国号中，以此对国家产生影响”。 1949年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个国号则体现了德国在经历纳粹暴政后的建国理念和历史反思，即通过联邦、共和与民主的途径去改正纳粹的错误，以实现德国人的理想。通过对德国历史上国名与国号的梳理，可以澄清历史的一些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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