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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制度优势是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常庆欣:制度优势是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坚持全国一盘棋,站在总的高度上认识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就会理解我国现阶段出现的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是基于效率差别和要素投入及其产出差距产生的必然结果,这不仅是给有条件加快发展的地区以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也能使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的地区暴露出潜在问题,为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提供针对性攻克方向,从这个角度看,南北差距问题只具有暂时性。同时,坚持全国一盘棋,国家能够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实施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实施区域发展援助、对口支援政策,构建以城市群、发展轴、经济区等为支撑的功能清晰、分工合理、各具特色、协同联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从根本意义上解决地区发展差异问题,真正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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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建伟、邓宇:发挥南北比较优势,持续推进协调发展

  展望“十四五”,区域协同和区域平衡发展的任务更为艰巨、更为紧迫。未来,应立足区域特色、市场化改革和营商环境优化,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中补齐短板、发挥比较优势。

  一是尊重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律,强化产业优势互补,紧跟数字经济、新基建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赋能传统制造业、重化工业等产业,进一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二是依托区域产业基础,突出主导产业,形成以东部—创新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西部—能源输出中心+高科技数据中心、中部—制造业中心+消费中心、东北—现代农业+生态旅游区的区域新版图,打造区域特色经济,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三是统筹规划北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以重点城市、省会城市等为据点,以自贸区、经开区为依托,更多依靠产业集群效应,拓宽产业链和经济辐射范围,进一步拓展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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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钢、程晓宇:“回头看”是中国减贫事业的独特经验

  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渐探索出以瞄准贫困人口、找准贫困原因、针对性提供帮扶的精准扶贫方略,形成了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的扶贫思想。2014年,首先对全部贫困人口实施了建档立卡,形成了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但早期建档立卡中存在一些由于标准不清、认识不准、程序不严导致的识别不准现象。为此,党中央多次强调精准识别的重要性。

  在党和国家对精准性的重视与强调下,国务院扶贫办实施了针对初次建档立卡识别不准进行修正的“回头看”工作。“回头看”首先是对初次识别结果的一次全面检查,但仅检查还不足以破解识别难题。为此,“回头看”通过做好“三个坚持”,逐一破解精准识别难题,有效提高了贫困户识别准确度。一是坚持标准先行,破解标准不清难题;二是坚持做好培训,破解认识不准难题;三是坚持主体责任,破解程序不严难题。

  原文链接:中国减贫独特经验:“回头看”破解精准识别难题

  

  雷振华:疫情视域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理据

  当前疫情防控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世界范围疫情仍在肆虐,从我国局部来看依然存在零星散发。为此,笔者认为,一是必须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监管,坚持“人物并防”,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有效性。二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生态风险的预警机制和联防联控机制,提高整体应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能力。三是使排查整治公共卫生环境隐患成为常态,补齐公共卫生预防短板,加强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特别是要加快厕所革命进程。四是要加紧研发和推广新冠肺炎疫苗,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应急机制的建设,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五是要尽快完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维护生态安全的立法问题。六是要加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教育,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中国化和大众化,在学校、社区、乡村采取各种喜闻乐见并容易接受理解的方式,积极科学引导群众认识自然规律,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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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彦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凝聚民族复兴伟力

  知史以涵养为民初心。纵观百年党史,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苦难还是辉煌,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深刻表明,我们党“赶考”至今,从未偏离过“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价值追求。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全党不仅要深刻体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还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践行党的性质宗旨。

  懂史以增强政治能力。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重要方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大党员干部要善于从党史中汲取治政智慧、把握历史规律,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用史以引领奋斗征程。浩瀚的党史虽静默不语,却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催人奋进。这是因为党史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成功密码。对于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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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中元、黄可权:点燃网络强国建设的“价值互联网”引擎

  价值互联网是互联网的新形态,是通过信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基于信任和安全,实现资金、合约、数字商品及服务等的价值在买卖双方之间点对点的交换、交易与转移,省去中间环节,降低价值交换、交易与转移成本,提升价值交换、交易与转移效率。深刻理解价值互联网的内涵,需厘清价值互联网和信息互联网的关系。

  一是两者在功能上存在差异。通常,可把第一代互联网叫做信息互联网,它破解了信息传播与分享的瓶颈,实现了信息互联互通,但没有解决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问题,没有满足社会对价值在互联网上交换、交易与转移的需求。价值互联网则要解决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问题,破解资金、合约和数字商品及服务等的价值在互联网上交换、交易与转移的难题,使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像传递信息一样方便、快捷、安全、高效地传递价值。二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价值互联网必须以信息互联网为依托。价值互联网则是在信息互联网成熟之后、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而出现的一种高级的互联网形态。赋予信息互联网以价值属性,便形成了兼具信息传递和价值传递功能的价值互联网。

  利用好作为互联网高级形态的价值互联网,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刻理解价值互联网的内涵并积极推动价值互联网发展,有助于为网络强国建设拓展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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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玉凯:网络强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网络强国建设要从国家、市场和个人三个层面同时发力。

  从国家层面看,应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领导,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当前,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不仅是摆在国家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所有互联网技术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要将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市场的力量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突破制约网络强国建设的关键技术瓶颈。要在新基建推进过程中,加大与网络强国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网络设备国产化,运用政策工具,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国产设备的市场竞争能力。要完善、建立与网络强国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

  从市场层面看,市场的主体是企业。首先,要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给各类互联网技术企业搭建创新竞争的平台,鼓励创新、鼓励合作,用市场化的方式、手段思考和解决问题。其次,要鼓励互联网技术企业自主创新,以市场化手段实现国家的扶持。在组织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时,各种资源应向有创新能力、有可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的企业倾斜,用市场化手段体现国家的扶持政策。此外,要鼓励有实力的互联网技术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培植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从个人层面看,应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保护个人正常的网络表达权,引导理性表达,打击各种违法的网络犯罪。同时,要注重推动网民素质的提升,规范个人网络参与的行为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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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君:我们应该怎样做好宋代文学研究

  由于宋代社会文化的独特性,再加之宋代文学的文本资料十分庞大,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所有材料未能穷尽,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很有开拓的必要。党争表面上起因于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新君与旧君、皇权与相权、皇权相权与台谏之间、垂帘听政者与当朝者等复杂关系的集中表现。每种力量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上所起的作用不同,作用的程度也千差万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宋代的党争不仅影响政治生态,而且或直接或间接影响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文化层面,而文学与思想、学术、艺术之间的关系又千丝万缕,如果仅仅局限于党争对文学家个体命运的考索,势必把复杂的宏观问题简单化。但如果仅仅宏观概括,则很难解释不同作家在不同阶段的人生轨迹、创作心态与作品风格。

  而今论党争,只强调斗争。许多研究者仍然用保守、改革归类,其实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是积极主张政治革新的。但是在改革的措施、改革的速度、改革的重心上有较大分歧。北宋许多著名作家在党争中沉浮。然而党争形成的关系十分复杂,每个人在党争的不同时期命运之不同,既有必然性更有偶然性。新旧两党除了政治主张不同外,争论的双方不免出现过激甚至人身攻击的言辞。产生这样的结果,并不仅仅是政见不同,有的本来思想观念、学术主张相异,有的在个人升迁过程中曾遭对方反对,有的多年形成积怨。随着新旧两党在朝野的更替变化,以及不同阶段的人生起伏变化,针锋相对的局面也会缓解甚至根本改观。党争既有斗争又有文学来往、才华性格的惺惺相惜。一个时期矛盾斗争是必然性,而另一时期交往关心甚至部分肯定对方也可能成为偶然中的必然。凡此种种,不能用简单化的研究方法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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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汉洋:唐诗中的“浊汴清淮”意象

  自古提及黄河者,多瞩目其水色之浑黄。汴河引黄河水为源,因此也便成为一条浊河。高适天宝三载(744)从宋州东游淮楚,其《东征赋》云:“出东苑而遂行,沿浊河而兹始。”这里所谓的“浊河”,即宋州附近的汴河。浑浊是汴河留给唐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唐人旅居汴河路次,因此常以“浊水”代指汴河,并将其引为诗歌意象。此外,汴水浑浊既是常态,则汴水澄清也便成为一种瑞象。姚合《寄汴州令狐相公》云:“汴水从今不复浑,秋风鼙鼓动城根。梁园台馆关东少,相府旌旗天下尊。诗好四方谁敢和,政成三郡自无冤。”以汴水澄清比喻令狐楚治理汴州的政绩,堪称“浊汴”意象的绝妙反用。

  与提及汴河多关注其水质浑浊不同的是,唐人提及淮河时多称“清淮”。“清淮”原是清水与淮水的并称,原本与“泾渭”“汴泗”等河流的并称一样,并无特殊的内涵。南北朝时期,“清淮”则逐渐演变成为淮河之代称,“清”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容词。至唐代,“清淮”已经成为具有吟咏价值的诗歌意象。《文苑英华》载杨谏《月映清淮流》赋、徐敞及佚名的《月映清淮流》诗,皆唐人的省试作品,乃是用前引何逊诗中的“月映清淮流”一句为题。“清淮”这一意象被引入省试诗赋,说明其文学审美价值已经逐步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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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欢: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建设国家安全交叉学科

  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和重视由来已久,但并不足以建立一级学科,直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开创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才奠定了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基础。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国家安全观,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安全观的新范式。首先,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主体性,阐明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本源和初心。其次,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既体现在国家安全体系的总体性,更体现在思维方法总体性。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藩篱。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植于中国的发展实践,将发展与安全统筹在一起,是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形成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

  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之所以设立在交叉学科门类下,就是强调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综合性。相应,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也只有遵循交叉学科特征,才能够有效完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服务国家安全战略、保障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等重大战略需求的目的。

  原文链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国家安全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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