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正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副教授）

　　碑石为学人所宝，可谓尚矣。早在汉代，石刻铭文即为史家留意，《汉书·艺文志》记《奏事》二十篇，纂集“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遂开“中国金石之学有著录之始”。魏晋以下，学者渐据碑志进行职官、地理、人物、年代等的考订。宋代金石学兴起，作为金石重要构成之碑志亦备受瞩目，各种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层出不穷。及至清代朴学大兴，在此激荡之下，学者们更加有意识地利用碑石证经补史，推动古代碑志研究达到顶峰。

　　而在现代历史学传入之后，碑石证史之风相沿不替，碑志仍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中古史研究最为倚重的出土文献之一。特别是近四十年来，随着碑志的大量出土或被重新发现，加之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实证史学的回归，中古史领域的碑志研究更显活跃，不仅新出碑志资料吸引学者密切关注，旧有碑志文献亦在学者的精耕细作之下老树新芽，焕发勃勃生机。学者或据单方碑志考订人物生平，校补史传疏失，或利用墓志群进行婚姻、仕宦、年寿、交游等的大数据式分析，碑志研究已然成为中古史研究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十年的碑志研究中，还浮现一些新的动向，显示出碑志研究出现新的增长点的可能。以下即以对这些新动向的梳理为基础，尝试总结和探讨中古碑志研究丰富多元的发展方向。

　　一、谱系的发现及建构过程之探讨

　　无论中古时期是否构成一个特殊的贵族政治时代，有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即士族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中占据极为显耀的位置。而作为构建士族门第、确认士族身份的婚宦二端，皆详见于各种官私谱牒，故从很早时期开始，刻于碑志的谱系便受到学人瞩目。学者或据以复原某一家族的世系构成，或借之观察士族的婚姻、仕宦。这些研究大多将碑志所记谱系视为史料，致力于探讨其所呈现的政治、社会状况，对于作为一种文本的谱系自身却没有深入分析。

　　譬如对于碑志所刻谱系与中古时期盛行的官私谱牒有什么联系，以往学者即罕有思考。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敏锐地注意到两晋南北朝墓志中大量存在着在特定位置、以特定行款格式书写的文字，这些位置包括志首、志尾（尾记）、志阴、志侧甚至志盖阴面，其行款格式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1.分段提行，前后有留白；2.特定的内容低格书写；3.特定内容之间有空格分开。这些文字也具有统一的书写规范和文本格式，如：1.只叙官爵不述行状；2.叙及母系世系，不仅表述郡望，且追述父祖官爵；3.所有子息全部收录，不厌其详。从这些特殊“志例”入手，陈氏判断这一时期墓志中那些位于特定位置并以特殊行款书写的家族谱系，乃是官私谱牒的直接抄录或经简单改写的节录，而引谱入志，以谱牒与志文互为补充，是中古时期墓志撰写的一种特定体例格式。

　　以上述发现为基础，陈氏进一步尝试推导和复原两晋南北朝谱牒，总结其书写格式、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

　　1.谱牒按行辈分列书写，一人一列；先叙述父祖，再叙同辈，再及子女；同辈先叙男性，后叙女性，女性配偶低一至两格书写。父祖书写格式比较严格，每一辈另行书写；子女书写格式稍显随意；妻子父祖官爵及子女夫婿父祖官爵以双小字形式记注。

　　2.存在谱序。

　　3.世系追溯详近略远，祖辈一般只追溯到曾祖，个别历书有显赫历官的远祖。

　　4.最核心内容为官爵，家族成员、母妻外家及出嫁女子夫婿的父祖官爵都一一列入。

　　5.婚姻关系记载详尽，后娶之妻与再嫁之夫具有同等地位。

　　6.官爵婚姻外，还保留一些家族成员的其他信息，如子女年龄、家族成员卒葬地等。

　　按照这一标准，陈氏从出土墓志中辑存出232份（实为211份）魏晋至隋代的谱牒，使得湮没无闻的中古谱牒重新问世，大大扩充了原本并不丰富的中古史料。

　　针对陈氏的发现，范兆飞《士族谱牒的构造及与碑志关系拾遗——从<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谈起》一方面肯定陈氏从墓志中发现中古谱牒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对书中复原的中古谱牒提出疑义。他认为墓志所见谱牒，应是从士族谱牒中摘录的与志主紧密相关的文字，属“谱牒节录本”，完整的中古谱牒应包括姓氏源流、房支分化、成员官职和婚姻嫁娶等。此外，对于中古墓志“引谱入志”的现象，范氏也倾向于认为，这并非中古凭空出现的独特志例，而是上承汉代谱系入碑，下启唐朝以降谱系重新回到碑上。由此可见，尽管对于碑志所记谱系是否等同于中古谱牒，学者尚有不同意见，但前者与后者存在莫大关联却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碑志所记谱系与中古官私谱牒存在关联并不意味着前者即真实可靠。事实上，对于士族谱系的攀附和假冒，自陈寅恪提出李唐先世乃伪托陇西李氏郡望以来，便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高齐、杨隋、李唐三朝先世，还是弘农杨氏、太原王氏、汝南袁氏以及地位稍低一些的张氏等，其谱系的伪托和冒袭，学者都已有一定程度的揭示。不过，这些研究尚多停留在发现谱系中的抵牾并加以辨伪的层面，对于其具体建构过程，则缺乏深入分析。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于此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以渤海高氏为例，通过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揭示了渤海高氏谱系的制作过程。仇氏借鉴“古史辨”学说，将渤海高氏谱系的形成视为一个层累建构的过程，谱系的纵向延伸和横向叠加为此过程的一体两面。关于前者，他指出这种延伸大致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将其世系攀附到陈留高氏，这一过程当在北魏末年完成，并被魏收载入《魏书》；其次，随着士族之间关于世系长度的竞争愈演愈烈，便进一步将其先世攀附至齐国高氏，这一过程或许开始于隋代，至唐代姓氏书、墓志中更趋完善。关于后者，文章指出，随着渤海高氏郡望的形成，原非此郡望出身的汉人或非汉人高氏纷纷借助皇权力量或通过任官、移居、归葬等手段冒姓渤海高氏，其结果固然造成渤海高氏谱系紊乱，但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强化了渤海高氏这一郡望。显然，仇氏这一研究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渤海高氏，文中对士族谱系存在层累建构的总体判断以及揭橥纵向的“攀附先世”与横向的“伪冒士籍”这一组概念，使得该文超越个案层面，而在理论方法上具有范式意义。

　　这之后，仇氏又将目光投向地位稍低的南阳白水张氏，追踪其兴衰轨迹及与吴郡、清河、范阳、敦煌等张氏郡望的竞争及共生关系。在《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一文中，仇氏指出南阳张氏大约在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北朝隋唐之际成为张姓主流郡望，在墓志中被广泛使用，唐中期以后逐渐衰落。尽管文章的重心在于南阳张氏郡望的兴衰演变，但其中亦有不少笔墨触及南阳张氏谱系的形成及流衍，由此显示出一个来源不明、分布广泛、人物庞杂的二流虚拟郡望的建构过程。不过，或许由于南阳张氏谱系资料过于庞杂，文章所呈现的南阳张氏谱系制作细节似不如渤海高氏清晰。

　　仇氏之外，在中古士族研究中颇多建树的范兆飞亦致力于探寻士族谱系的建构过程。《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注意到中古第一流士族的太原王氏之谱系也有层累形成的过程，指出在太原王氏成立期的魏晋之世，祖先追溯通常仅及汉魏，东汉末年的王柔、王泽兄弟被视为祖先；南朝太原王氏试图与汉末王允建立联系；及北魏孝文帝铨定姓族，太原王氏郡望之尊达到顶峰，对祖先的追溯也为时风所及越来越早，东汉初叶的“王霸为太原王氏始祖”成为共识，神仙人物、春秋时的太子晋也渐被纳入祖先记忆，后者在唐代以降成为主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太原王氏先世攀附至太子晋，同时糅合汉魏时期太原王氏的祖先记录，将原本并无关联的太子晋、秦将王翦王贲王离祖孙、汉代王霸等联系起来，由此形成完整的太原王氏祖先世系。由此可见，在太原王氏谱系形成的过程中，北魏实构成重要阶段。正是在此时期，谱系中的远祖逐渐增多，谱系开端亦大幅提前。唐代在此基础上的延伸、整理，则标志着太原王氏谱系建构的完成。

　　在另一篇对太原郭氏谱系建构过程的考察中，范兆飞也有类似发现。《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指出魏晋时期太原郭氏的祖先记忆通常仅追溯两三代人；北魏时谱系开始向上延伸，西周虢叔、东汉司徒郭丹、名士郭泰等进入祖先记忆；及至隋唐，战国时燕昭王客卿郭隗、西汉武帝时并州刺史郭伋、东汉孝子郭巨、晋上党太守郭容，甚至与太原郭氏无涉的魏晋名士郭嘉、郭象等，也陆续在各种谱系中出现，子虚乌有的汉冯翊太守郭孟儒则被郭子仪家族视为垄断性谱系资源追认为祖先。上述历史或非历史人物在太原郭氏谱系中出现，显示出太原郭氏谱系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郭氏后裔的书写中不断延展、丰富的过程。不过，范氏也意识到太原郭氏迄未形成统一的祖先记忆，认为这正是中古谱系虚实相杂而又乱中有序的双重变奏的体现。范氏的考察基本以时间为序，逐步揭示不同时期士族谱系的动态变化，尤其重视对谱系中新出现人物的清理。经过这一梳理，士族谱系建构过程中的攀附、伪冒、错谬、杂乱等细节，便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随后刊出的《士族谱系的变奏——基于中古太原白氏的个案考察》一文，范氏又以太原白氏为例，再度确认中古士族谱系虚实相杂的变奏属性。文中，作者不再像前文那样瞩目白氏谱系中那些血缘联系可疑的祖先何时出现，而是聚焦于8至9世纪间白氏祖先追溯的诸文本，挖掘其间的异同及变化。作者注意到，和太原王氏、郭氏等的谱系类似，太原白氏的祖先世系亦大致由上古传说祖先、汉魏六朝英雄祖先及近世真实祖先构成，真实祖先与虚拟祖先并存，表现出二元对立的双轨制特征，而白氏远祖构建从南到北、自夷入夏，则使得双轨更为复杂多元。要之，范氏给中古士族谱系贴上的一个基本标签是虚实相杂，并在此标签下区分真实祖先与虚拟祖先，进而追问后者出现的过程和缘由。在作者看来，虚拟祖先的出现源自士族祖先叙述中的攀附，而攀附的出现及攀附范围的扩张、延伸，则与士族阶层的演变和认同密切相关。

　　仇氏和范氏的研究都显示出中古士族谱系建构大体存在从杂乱无章到成熟定型的过程，这一点在吴曼玉、吴洪琳对代北窦氏谱系建构的考察中也有体现。在《中古时期代北窦氏的祖先谱系建构与郡望伪冒》一文中，作者指出，代北胡族窦氏在向华夏名族扶风窦氏攀附的过程中，稍早的《窦泰墓志》《窦兴洛墓志》叙述郡望、祖先张冠李戴，表明彼时谱系建构尚未固定；及北朝末隋唐之际，谱系建构渐趋成熟，“扶风平陵”及两汉窦姓人物稳定的成为谱系叙述中的郡望和祖先；这之后，“窦统北入鲜卑”情节的杜撰，填补了谱系书写中代北与华夏之间的缺环，而在“黄帝后裔”族源传说扩张的影响下，窦氏祖先被进一步追溯至黄帝及其后裔，由此完成了代北窦氏的谱系建构。胡族窦氏的谱系建构显示，不仅真实或名义上的汉人士族汲汲于制作或高尚或显赫的列祖列宗，非汉姓族亦在此谱系建构潮流中“上下其手”，制作同样辉煌长久的祖先世系。事实上，正如学者在北族墓志中所发现的那样，通过伪托望族和冒袭先祖建构家族谱系，在彼时非汉姓族中极为普遍。

　　上述考察均集中于某一士族祖先谱系的建构，而随着碑志材料日益丰富，探讨士族内某一房支谱系的建构过程也变得可能，北魏杨播家族祖先世系的建构便先后引起两位学者关注。得益于弘农杨氏墓志大量出土以及学者对北朝弘农杨氏谱系的综合梳理，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一文得以微观考察杨播家族构建祖先谱系的策略和过程，指出其谱系是以先已存在的杨钧家族及当时其他弘农杨氏对祖先世系的叙述为参照建构出来的，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1.永平五年（公元512年）之前，开始尝试与汉晋名臣杨震、杨瑶建立联系，并明确其间的传承世次；2.永平五年至普泰元年（公元531年）之间，或许由于此前建构的传承世次未获认可，便转而模糊世系；3.普泰元年之后，再次明确其家族与杨震、杨瑶之间的世系，并借鉴杨钧曾祖杨继的官职信息杜撰出杨播高祖中山相杨结。通过三个阶段的梳理，尹文揭示出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的诸多细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指出杨播家族的谱系建构并未严格遵循时代愈新攀附祖先愈古的趋势，而是可能存在曲折与反复，由此呈现出士族谱系建构的另一面向。

　　不过，同样围绕杨播家族的谱系建构，郭伟涛却有完全不同的观察。他的《论北魏杨播、杨钧家族祖先谱系的构建——兼及隋唐弘农杨氏相关问题》通过考释杨恩墓志及对比杨播家族前后期墓志世系，确认杨结并非如尹氏所说为虚构杜撰，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针对尹文提出的杨播家族谱系建构分三阶段且存在曲折与反复的说法，郭氏以墓志仅是家谱世系节录、并非完整誊抄，消解了不同时期杨播家族世系追溯详简不一的矛盾为由，否认其间存在曲折与反复。郭氏又对尹文所论杨播家族谱系建构借鉴杨钧家族谱系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以两个家族内墓志祖先追溯均一致为据，判断二者的谱系建构是各自独立完成的，不存在模仿借鉴，及至西魏北周，杨钧家族谱系建构相反可能受到杨播家族影响。此外，对于中古弘农杨氏谱系建构的整体特点，他认为仅是横向叠加且多次建构的，纵向攀附则未必存在。

　　北魏时杨播家族的谱系建构已如上述，及至隋代，类似建构仍在弘农杨氏各房支下进行。杨奇霖《杨雄墓志疏证——兼论杨氏观王房的谱系建构》一文即发现杨雄观王房的祖先世系亦存在层累构造的连续过程。文章瞩目观王房谱系的不同记载，指出在北朝隋初，杨雄家族所拟家族世系为杨兴—杨国—杨绍，不过在此后数十年，祖先记忆中存在却又无处安放的杨定渐被排在杨国与杨绍之间，由此形成新的祖先世系。亦即在作者看来，观王房谱系的厘定乃是根据传说或记忆对祖先世系不断增补、完善的结果，与他族的竞争并未构成主要动力。

　　关于北周重臣于谨家族的谱系建构，陈鹏曾有详细探索。在《嫁接世系与望托东海——北周隋唐虏姓于氏谱系建构之考察》一文中，作者通过细致梳理于谨家族包括碑志在内记有祖先世系的诸文本之间的差异，判断于谨家族谱系建构先后经历了嫁接世系和望托东海两个阶段：西魏北周改复胡姓之际，将世系嫁接到北魏勋臣于栗之后；北周末年恢复汉姓，为维持家族地位、声望，仍维系这一嫁接成果，但在汉化背景下，另编造出虏姓于氏源出汉代东海于氏的故事，由此建构出本族与东海于氏的亲缘传承。

　　要知，与探讨北朝隋唐某一士族谱系建构相比，围绕某一家族谱系建构过程的探讨，更显具体而微。观察对象的单一与讨论时段的集中，使得这样的工作能够揭示谱系建构更为细致生动的一面。不过另一方面，正如尹、郭二文分歧所显示的那样，一方碑志的利用与否以及对碑志所记谱系认识的不同，均直接影响最后结论。而这两者恰恰又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谱系建构的考察越是细致入微，其结论的不确定性或许也越大。

　　碑志所呈现的中古士族谱系建构，在宋代以降的族谱中同样存在，学者亦很早就对后者中的谱系建构进行了研究。得益于族谱对祖先世系丰富细致的记载，学者得以更为贴近宋代以降谱系建构的细节，不仅观察出彼时祖先建构的诸多方式、类型，对于祖先建构的政治社会背景及现实意义亦多有发覆。与族谱中的祖先世系相比，碑志所见祖先世系不免零散，书写也显散漫。不过，二者既同样以祖先世系为记载对象，则其中的谱系建构当也存在共通之处。因此，对于碑志所见谱系建构过程的考察，能否在积累更多个案研究的同时，借鉴学者对族谱中谱系建构的研讨，进而揭示中古士族谱系建构过程的更多细节、方式，挖掘不止于标榜门第高贵、世胄绵长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或许是接下来应该思考和推进的方向。

　　二、“异刻”与历史书写研究

　　对于中古士族谱系建构过程的探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历史书写或史料批判研究。不过，后者关注的内容显然更多，不仅谱系，碑志中其他记载甚至文本整体，都或被视为刻意书写的产物。亦即在致力于此的学者看来，碑志文献绝非天然可供信赖的史料，而是和传世文献一样可能基于某种背景、意图被创作出来，具有和传世文献一样的史料性。

　　对碑志史料性的留意并不始于今。东汉末蔡邕为名士郭林宗撰写碑文，云“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已然意识到碑铭多溢美之词。成书于元魏末年的《洛阳伽蓝记》“杜子休宅”条引隐士赵逸语：“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同样指出碑文墓志的“妄言”“华辞”之处。及宋代以降金石学兴起，金石学家或有“过信石刻”之弊，但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等，在以碑志校史、补史之余也曾对碑志的史料性有所指摘。不过，这些文字大抵限于指出碑志记载不可信，对于碑志文本的具体生成过程则缺乏充分探讨。

　　而在现代历史学视域下，碑志文本的生成过程得到学者较多关注。譬如对于著名的《平淮西碑》——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淮西吴元济之乱被平定，志在中兴的宪宗大喜过望，先命韩愈撰写碑文，但不久又下诏磨平，命段文昌重撰《平淮西碑》。围绕此桩公案，学者多从党争角度解释，认为韩碑抑李愬而扬裴度，及李逢吉、皇甫镈一党排斥裴度，韩碑遂被废。针对这一见解，黄楼《<平淮西碑>再探讨》提出疑义，认为韩、段二碑废立实际与政局变化及宪宗对武臣的态度相关——淮西之乱平定后，宪宗君相恐李愬等居功难制，对其有所戒备，故韩碑体现出抑制武臣的策略；及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朝廷东讨淄清，为安抚并激励李愬等前线将领，故废弃韩碑，改立行文中大幅提高李愬、李光颜等武臣功业的段碑。不仅如此，黄氏还将目光延及唐宋时期对二碑的评价，指出中晚唐藩镇跋扈，时人推崇李愬武功，故对韩碑较多争议；北宋以降文人官僚体制确立和中央集权强化，加之道学日盛，韩碑遂重新取代段碑。可以看到，尽管对于韩、段二碑兴废缘由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但学者们的目光已更多汇聚到碑文制作、流传的语境，关注政治局势、社会氛围对文本生成、评价的影响。而伴随此一视角转换，围绕《平淮西碑》的探讨不再是单纯依据碑文考订平淮西一役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转入致力于探讨文本生成、流衍过程的历史书写研究。

　　进入2010年以后，学者对中古碑志中历史书写的关注更趋突出。室山留美子较早对北魏墓志的史料性进行探究，强调应关注墓志书写背后的政治意涵。在《北魏墓志的史料性——以追赠和改葬为线索》一文中，室山以与一般赠官有别的追赠（因各种原因死亡时没有得到和其身份相应的赠官，后来因某种变化重新给予赠官，或者曾经给予赠官，后来又因某种原因赠给更高官位的赠官）以及与追赠相伴的改葬为线索，指出墓志与其制作时期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后者的变化深刻体现在墓志制作的背景中。因此，墓志绝非“一手资料”，而是和史传一样具有“史料性”，对于墓志也应展开史料批判研究。在随后的《出土刻字资料研究中的新可能——以北魏墓志为中心》一文中，室山又以北魏墓志大部分产生于政权更迭频繁的宣武帝以降为据，判断通过墓志对志主的书写可以窥视执政集团的意图，进而发现墓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局势。她按制作时间将墓志分为三类：所属集团执政时期制作的墓志，政权更迭、接受追赠后制作的墓志，反对派执政时期制作的墓志，分别观察不同政治背景下墓志对志主的书写。要之，在室山看来，墓志乃是政治的产物，其制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因此在不少墓志中，都不难发现政治元素。

　　同样关注北魏墓志中政治元素的还有徐冲。与室山瞩目于志文表述不同，徐氏将目光投向墓志中更为醒目的种种“异刻”亦即非正常刻写，注重发掘“异刻”所蕴藏的政治意涵。在《从“异刻”现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一文中，徐氏归纳出八种“异刻”现象：（1）左方留白，（2）志尾挤刻，（3）志题挤刻，（4）志题省刻，（5）志题记历官、志文记赠官，（6）志题记历官、后补刻赠官，（7）谥号空位，（8）谥号补刻，提出“异刻”的出现表明墓志在北魏后期的洛阳社会中绝非一种“私密性”文本，其生产过程充满了各种权力关系的参与和介入，故一方墓志的诞生，是包括丧家、朝廷等多种要素共同参与和互动的结果，而“异刻”则为观察这类参与和互动提供了线索。

　　循着这样的思路，徐氏《元渊之死与北魏末年政局——以新出元渊墓志为线索》瞩目身死葛荣之手的广阳王元渊墓志中缺乏赠官褒赏的“异刻”，追究该方墓志形成的政治环境。徐氏通过对比墓志与《北史·太武五王传》记载的差异，指出《元渊墓志》隐晦叙述元渊降敌，表明墓志刻写正值胡太后朝廷认定元渊“有异志”且降附葛荣叛军，对广阳王家实行褫夺王爵的严厉处罚之际，而带有若干“异刻”特征的《元渊墓志》，就是广阳王家在此不名誉的官方结论下努力书写的一种纪念。与之相反，河阴之变后广阳王家恢复名誉，重返政治舞台，故史传对元渊多有讳言。这样，以对《元渊墓志》中“异刻”的确认为基础，徐氏探赜索隐，挖掘该方墓志生成的政治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下丧家的屈服与挣扎。

　　至于隋唐碑志中的历史书写，唐雯则有多篇论文论及。《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作》注意到令狐峘撰《颜真卿神道碑》中关于颜真卿殉国日期出现两个不同记载，推测这一龃龉乃是王朝官方的政治化书写与作者个人情感之间矛盾的产物。《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在梳理墓志与史传记载差异的基础上，检讨作为私人化文体的墓志叙述和评价志主时的虚美与隐恶。针对以往学者对位于今河南堰师缑山之巅的《升仙太子碑》树立缘由的种种误读，《女皇的纠结——<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政治内涵重探》通过细致辨析碑阴题刻各部分的刊刻时间，指出此碑的生成实际经历了三个阶段：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武则天撰写碑文，主导立碑；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武则天返回洛阳时取道缑山，在碑阴上部刻《游仙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相王李旦再次奉敕刻碑。而圣历二年立碑，乃是武则天在将朝廷返归李唐之际，试图借碑文表达她对李弘逝世迟来的哀痛和惋惜，同时向天下表明她对储君的重视。在这些研究中，皇帝的心愿、大臣的意图、丧家的立场、撰者的情感，都被视为引导和制约碑志书写的元素，深浅不一地影响着碑志文本的形成。

　　除此之外，唐氏《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一文，则透露出碑志文本生成的另一景象。文章注意到《葛福顺墓志》墓石左侧极为罕见的挤刻二三百字，发现其原因在于志文中存在一段长达229字且相重复的衍文。以此为线索，唐氏推测该方墓志上石时可能存在文稿错简情况，即书丹者依据的文稿原是录有200余字的散纸，今录文中第二段，原系文稿第三页，录文第三段，原是第二页，上石时二、三两页偶然颠倒，书丹者抄写顺序遂变成一、三、二页，直到抄完第二页，才发现错误，如继续抄第四页，则全文错乱，索性重抄第三页，于是造成墓志奇特的挤刻现象。这一研究虽不涉及历史书写，但却向读者展示了古代墓志在物质生产过程中颇为有趣的一面。

　　2013年，身处武则天、中宗时代宫廷政治漩涡的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吸引了数位学者关注墓志对上官婉儿的书写与形塑。陆扬《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以墓志与张说撰《昭容上官氏碑铭》及《中宗上官昭容集序》所见上官婉儿的形象差异为线索，认为墓志以婉儿谏阻立安乐公主为储为叙述重点，将婉儿形容成一位有先见之德却又只能被动接受政治命运的无辜者，乃是有意为婉儿开脱。仇鹿鸣《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也发现墓志这一书写策略，推测这与墓志制作于上官婉儿被杀不久、太平公主权势犹存相关。不过，他提出志文未叙及婉儿草遗诏引相王辅政，且葬礼规格受限，又透露出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角力。二人都意识到上官婉儿墓志存在刻意书写成分，仇氏还揭示出更为微妙复杂的一面。不过，一方墓志能否同时容纳敌对双方的意图，却也令人生疑。无论如何，上官婉儿与权力核心密切关联的生命历程使得其身后书写难以摆脱政治影响，而不同撰者在不同时间、不同政治背景下完成的各种文本的并存，则为探讨其中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契机。

　　当然，即便与政治权力无涉，历史书写在碑志中亦不乏用武之地。按照学者界定，历史书写即是人们试图通过历史将其行动正当化，以此而言，但凡与此意图相关的历史表述，均可被视为历史书写。前举唐雯《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已经揭示代表私人立场的墓志在塑造志主形象时的“艺术处理”，夏炎《文本中的灾害史：<泗州大水记>与贞元八年水患的别样图景》则显示出同样远离政治的吕周任撰《泗州大水记》在历史记述中的选择与加工。作者注意到，记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泗州水患的《大水记》并未聚焦水灾本身，而是重点描述泗州刺史张坯的应灾行为；对刺史应灾行为的书写也未将行为一一列举，而是重点表彰并不普遍的刺史亲力亲为。在作者看来，《大水记》叙述重点的“偏离”源自撰者的主观选择，这样的选择或许并未改变叙事的可信度，但对叙事性质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待赘言，碑志中的历史书写，相当一部分乃是被制造的历史虚像，故对历史研究而言，原本是一种妨碍。不过，虚像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撰者基于特定背景、特定意图的产物，明乎此，则虚像也可构成线索，引导学者探求历史实像。碑志的历史书写研究，就是循此虚像出发，追寻影响虚像生成的政治、社会背景。而经过这一视角转换，碑志研究某种意义上变为“碑志取径”的研究，碑志文本不再构成封闭自足的研究对象，其内容真伪的确认也不再是研究终点，而是变成新研究的起点。要之，对碑志历史书写的研究，不仅可以扩充考察范畴，碑志研究的意义亦因此放大。不过，正如史料批判研究存在诸如推测成分较多、“破”有余而“立”不足、质疑文本或有过度之虞等一样，碑志历史书写的研究同样存在这些隐忧，需要学者警惕。

　　三、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

　　以往对碑志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其上的文字表达，偶尔触及纹饰，在此之外，历史学人往往很难措手。不过，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文字置身的物质载体及外在环境，由此揭示碑志作为景观，尤其是政治景观的意义。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徽宗的石刻碑铭》注意到北宋徽宗在全国各地的学校、道观广立御笔碑铭，且多以瘦金体写成，推测这是徽宗有意以独具一格的书法帮助他向臣民传道布政，而瘦金体之所以具备此功能，乃是因为瘦金体使得徽宗御笔碑铭更为个人化，由此碑铭关联的不只是王朝或官府，而是徽宗本人。在作者看来，徽宗的御笔碑铭不仅是一种艺术装置，还是一种政治装置，徽宗独擅的瘦金体则强化了碑铭作为政治景观的意义。

　　如果说徽宗御笔碑铭的景观效应源自其独特的书法，那么暴露于天地之间的摩崖石刻，其景观效应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对地貌的改变及与环境的融合。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即瞩目此类摩崖石刻，留意文本背后的“风景”意义。在《文字的风景：早期以及中古中国的石刻》中，韩氏强调不应只关注石刻文本内容，而是要将文本放回原来的环境，从视觉体验视角理解摩崖石刻的景观意义。为此，他详细检讨了包括陕西石门颂、山东云峰山郑道昭石刻、铁山石刻佛经、泰山唐玄宗《纪泰山铭》等在内的多种摩崖石刻，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将文本还原到石刻现场去发掘其景观效应。尽管书中所讨论的摩崖石刻大都与政治无涉，不过立于泰山之巅的《纪泰山铭》却被视为“帝国书写”之一环，具有鲜明的象征唐帝国荣光的政治景观意义。在韩氏看来，唐玄宗的御笔书写同样是《纪泰山铭》得以化身政治景观的重要原因之一。

　　又，唐玄宗为诸妹御书神道碑，朱玉麒《鄎国长公主碑——御书刻石与文本流传》指出其亦具政治景观意义。文中，朱氏以玄宗御书睿宗女鄎国长公主之神道碑为例，推测玄宗为陪葬睿宗桥陵的诸妹书写陪葬碑，乃是为表达其宣扬兄弟姊妹同气连枝的政治理念而营造的景观，即将桥陵渲染为玄宗个人统治的纪念丰碑。亦即朱氏眼中立于桥陵的玄宗诸妹之陪葬碑，系和玄宗赐宅诸王、为兴庆宫楼阁题名“花萼相辉”类似，具有展示玄宗个人意愿的景观效应。而前者之所以具备此效应，关键则在诸碑为玄宗亲笔御书。

　　伊、韩、朱三氏的讨论均瞩目帝王书法，尚未完全脱离石刻文本，仇鹿鸣则更进一步，将注意力径直投向碑石自身。他意识到，与长埋于地下的墓志不同，规模宏大的神道碑、德政碑往往立于碑主墓前或通衢要道，为往来行人瞩目，因此可视为一种公开性的政治宣示，具有显著的景观效应。基于此，他把目光投向唐后期河朔藩镇树立巨碑的风习，试图诠释立碑行动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表演功能。在《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一文中，仇氏指出在唐制规定中，碑文的书写、碑石的刻立均被置于朝廷权威的严密控制之下，因此立碑并不单是一个礼仪性行为，而是意味着特定政治秩序的建立，具体而言，即君臣关系的重新确认。执掌魏博不满一年的罗弘信为其父罗让立碑，固然有朝廷追赠罗让工部尚书为直接缘由，但更深层次的政治意涵则是罗弘信试图借立碑这一活动建立对唐廷中央的尊奉和效忠，由此获得政治合法性。河朔藩镇其他巨碑的树立，同样应在此脉络上进行理解。在仇氏看来，树立巨碑乃是河朔藩镇政治宣传与权威塑造的重要方式，藩帅需借立碑完成对君臣关系的确认，建构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对罗让碑的探讨奠定了仇氏对碑志政治景观的基本认识，即碑石树立或毁弃具有强烈的政治表演功能。随后在《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中，仇氏将上述认识推广至德政（纪功）碑整体，试图在这一公共性较强的纪念碑中追索碑铭兴造、磨灭、重刻背后的政治角逐，探究石刻安置场域中的权力关系。作者注意到，德政碑多立于通衢要路之侧，或重要衙署门旁，易为百姓观睹；若碑石立于偏远之地，则可通过空间转移或拓本传布扩大其流传范围。此外，德政碑往往建有楼台亭阁，并伴有盛大的迎碑仪式，这些都将凸显其景观功能。而从德政碑的树立过程看，其颁赐大抵遵循“去任请碑”的程序，在此过程中，朝廷牢牢掌握主导权，故得以构筑理想化的中央—地方关系。安史乱后，德政碑运作在藩镇中的“顺地”与“强藩”出现差异，“顺地”基本沿袭前制，“强藩”则唐廷中央已不能完全主导德政碑颁授，中央与强藩之间出现更多博弈。但无论“顺地”还是“强藩”，德政碑的政治景观功能都变得更为突出——对于藩镇，德政碑乃是国家政治权威的象征，标志其对地方的正当统治；对于中央，朝廷可以通过对德政碑颁赐时机、过程的选择，调整其与藩镇的关系，从而达成或抑制或笼络的政治意图。在作者看来，德政碑在古代并非只是单纯的对碑主政绩的褒扬，而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景观，象征着秩序与权力。其兴废背后，往往纠缠着复杂的权力游戏。

　　在《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中，仇氏又以田氏魏博时期一系列立碑（包括德政碑、神道碑、祠堂碑、门楼碑等）事件为例，援引“表达—实践”一组概念，进一步申述前文见解。所谓表达，即构筑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政治话语；实践即政治行动。后者虽是权力的真正来源，却不能被公开展示；前者或只是对权力的缘饰，但对权力维系不可或缺。在仇氏看来，田氏魏博时期的立碑，即是表达；与其相应的政治实践则包括田氏对唐廷的反复、魏博内部政治权力的争夺等。如大历中田承嗣打破成例、任内立德政碑，表明魏博与唐廷在藩镇割据之初建立政治关系的试探与博弈；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田承嗣遗爱碑》的颁赐，象征唐廷与魏博关系缓和；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田季安请立《田承嗣神道碑》，则是为剔除田悦影响，强化田绪、田季安父子统治魏博的合法性；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田弘正初归朝廷，重建狄仁杰祠堂，并立碑纪念，寓意魏博重奉王化；穆宗初田弘正移镇成德，唐廷赐德政碑，期待巩固河朔军民向化之心；敬宗初史宪诚上表请为田季安立神道碑，流露魏博重归河朔故事的决心；等等。作者以这些立碑事件为线索，结合史文表述，细致勾勒出田氏主政期间强藩魏博与唐廷中央的向背离合。

　　上述三文，《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聚焦的是一通碑，《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瞩目的是一类碑，《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关注的是某一时期特定区域内的各种碑。三文一脉相承却又各有侧重，由此建构出仇氏对碑志景观的基本认识，即立于公共场合的碑志并非只是对志主的礼遇，而是一种公开性的政治宣示，碑志所附着的国家权威使得其刻立、废弃、重镌都传递出不同的政治信息，故无论立碑还是毁碑，其行动自身即具有强烈的政治表演功能。这之中，仇氏尤其重视立于地方、关涉中央—地方博弈的德政碑，视其为帝国体制下理想政治秩序的象征物，故无论中央、地方，均重视其政治景观效应：中央借以控驭地方，地方则据之获得权力合法性。

　　仇氏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碑石立、毁所附着的景观意义，孙英刚则注意到碑志文字改动可能引发景观效应发生改变。其《流动的政治景观——<升仙太子碑>与武周及中宗朝的洛阳政局》一文指出，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立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包括诸王、诸大臣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且张氏兄弟题名位于碑阴上端居中的位置；及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相王李旦率僚佐重新“刊碑立石”，不仅增刻相王集团成员人名，还凿去张氏兄弟和武氏诸王之名；而伴随碑阴题名变动，升仙太子碑的景观意义亦发生改变——最初建立这一景观，是为了鼓吹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李旦的“修正”，则是中宗复辟后对武周政治遗产的否定；相王集团成员题名，还显示出追随相王的僚佐们试图借助这样一个宣誓性仪式，向府主呈上投名状。由此可见，一方碑志的政治景观不仅是流动的，同时还是多义的，时过境迁带来的新历史背景和新的政治干预的影响，可能会使碑志政治景观发生根本性转变。

　　如果不限于石质载体，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似乎还可提及胡鸿对溪州铜柱的考察。在《从马援铜柱到溪州铜柱——文本与物质的交错互动》一文中，对于旨在铭德纪功的溪州铜柱，胡氏指出马援铜柱的“发现”与模仿，唐代流行的立金属柱并刻铭纪功的风尚以及以天枢为最高代表的金属柱铸造和铭刻工艺，分别构成溪州铜柱得以铸造的知识背景和技术背景。在此背景下，作为马楚政权、溪州彭氏、五溪地区旧蛮酋三方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并得益于当地丰富的铜器资源，溪州铜柱被制作出来。由此，其铭文既有昭示马楚功德的记与颂，也刻有保证溪州尤其是彭氏权益的誓文。在胡氏看来，溪州铜柱乃是纪功碑与会盟碑的结合形态，兼具纪功和盟誓两种意义，而铜柱则是这种意义外显、传播的标识之物。

　　从以上讨论可知，对于碑志政治景观的考察，事实上并未完全搁置碑文叙述，但视觉意义突出的文字表现形式及物质载体取代碑志文本成为重心，则毋庸置疑。而随着视角转换，碑志文字的书法及作者，碑石的出现或消失等，成为学者关注之所在，碑文由皇帝以个性化的书法写成以及发生在公共场合的立毁碑石，均被视为特定意图的公开展示，具有显著的景观效应。由于碑志，尤其是公开性较强的御书碑、德政碑、纪功碑在中国古代大多被置于王朝控制之下，与官府乃至皇帝个人关系密切，故碑志背后的政治缘由往往成为学者钩稽的要点，由此揭示的景观效应亦多指向政治。不过，碑志文字的作者及书法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文化的呈现，目前看来仍不无疑问；而立碑或毁碑，其背后是否都有切实的政治意涵推动，至少在那些反复出现甚至业已制度化的立碑场合，似乎也可斟酌。再考虑到碑志规模及所处位置存在差异，则碑志景观效应的性质及大小也可进一步细分——哪些碑志展现的是日常、普遍的政治意涵，哪些又特定指向某一历史事件；哪些碑志辐射广泛，景观效应巨大，哪些又仅针对小范围人群发生作用。此外，在政治景观之外，立于地表、为人所睹的碑志是否还有其他景观效应，如宗教景观、礼仪景观等，也是值得开拓的课题。无论如何，学者基于景观视角对碑志文本表现形式及碑石出现或消失背景的发覆，使得碑志研究得以突破文字限制，呈现许多不为文字所显的历史图景。以此而言，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无疑是对碑志研究方法的一次开拓。

　　四、结语

　　除上述动向外，近十年的中古碑志研究还存在其他取径，考虑到尚未形成群体效应，兹不赘述。而前举三个动向中，如果说第一点围绕的是考察对象，第二、三点毋宁说更关注研究视角，三者侧重并不一致。不过，差异背后存在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不再如传统金石学般执着于依据碑志校史、补史，而是致力于检讨碑志自身——这种检讨又非传统的审核真伪、考订年代或辨析内容之类，而是瞩目于碑志的文本属性与物质属性，探讨碑志文本及承载文本的碑石之形成过程、书写方式、视觉效应等。在此研究取径中，碑志不再犹如被安置在残破古画上的一山一树，依附于传世文献，而是立论行文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据其引发，论述赖其支撑，碑志摆脱了金石学传统下作为史传附庸的地位，显示出成为主体、走向独立的可能。在此视角下的碑志研究，借用陆扬所说，即已从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转向将碑志视为独立而非孤立的考察对象，并对碑志进行细腻周全的史学分析。

　　无待赘言，中古碑志研究中的上述新动向并非突然出现，在此之前，一些碑志研究已然显现类似取向。不过，这种取向在近十年的碑志研究中变得更为突出，且彼此激荡，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新动向的出现显示碑志研究出现新的增长点的可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可取代传统碑志研究。事实上，从新动向能够施展的场合受限且自身尚存“隐忧”来看，后者仍将是碑志研究的主要构成。因此，依据碑志校史、补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与通过检讨碑志自身发覆历史的新动向，二者乃是互为补充的：前者构成碑志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后者则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二者有效结合，方可将中古碑志研究推向更高层次。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