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向阳：对企业的认错纠错行为予以充分肯定
日前，《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推动差异化执法监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正面清单管理重在“正面”，必须加强正面促进、正面引导、正面激励，确保正面效果。
结合实际科学制定正面清单，正面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企业环境治理水平也存在地区性差别。对企业做出全方位的科学评价，既不能放低要求，也不能过于严苛，必须保证有一定数量的企业纳入正面清单，起到好的典型带动作用。
把握好对重点排污企业的评价标准，把企业的环境治理水平放到首位，不能过分强调企业的装备水平。实际工作中，有些装备差的企业环境治理水平很高，污染物排放很少，而装备好的企业也未必排污少。据笔者所知，去年在评定A类企业时，某地级市没有一家焦化钢铁企业入选。其中，某焦化企业通过积极治理和大量投入，不仅完成了当地政府要求的所有治理项目，而且自我加压实施了更深层次的治理项目，有的还实现了技术创新，排污量远低于很多同类企业，成为工业旅游景点，但就因为焦炉装备水平一般，没有被评为A类企业。这样的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企业的治理积极性，制度实施对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正面促进作用可能也会打折扣。
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让守法成为企业的自觉意愿。实行差别化扶持，让环境治理水平高的守法企业“失”而复得，享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政策优惠和社会荣誉。而对于频频违法的排污企业，则要加大执法力度，高限处罚，增加其违法成本，让其感到“得”不偿失。探索建立企业违法主动申报、自证认罚制度，让企业主动认错认罚、积极纠错改错，同时降低执法成本。对企业的认错纠错行为予以充分肯定和大力宣传，让守法成为企业的自愿，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守法的氛围。
周玉渊：创新融资模式，优化中国发展融资结构
中国海外融资主要以官方融资为主，民间和私人资本比重很小。这意味着中国融资在拉动私人资本上的催化作用尚未有效发挥，也使得中国融资具有明显的官方和政府属性，这也是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快速上升感到焦虑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明确政府和市场融资的边界，提升官方在催化私人资本上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融资的整体水平，也有助于降低中国海外融资面临的战略和地缘政治风险。中国融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电力等具有重大经济带动效应的领域和行业，其经济刺激和产业带动潜力巨大。然而，其潜力的释放必须依赖中国融资项目后期的有效管理以及所在国政府、企业和社区的广泛参与。这事实上也正是目前中国融资项目的一个短板。这一关系没有处理好，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国融资的机遇最后变成债务的负担。因此，中国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着力提升中国融资的精品化和可持续性，通过投建营一体化、融资项目包容性规划等的创新，真正使中国优势和经验转化为国际认可的方式和经验。
杨剑飞：实现线上培训与校园教育的通畅对接
要正确认识线上培训机构的功能，推动教育主体多元化发展。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线上教育培训机构虽大多是社会资本驱动下的企业化组织，却是“互联网+教育”战略的重要落实方之一。但目前却处于良莠不齐的状态，只有它们能够提供不同于学校的差异化又优质的教育产品时，才能吸引更多的家长与学生购买服务，实现教育领域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有效互动。就教育产品供给而言，全社会要正确认识线上教育机构的功能和作用，既不能基于某些特殊案例而因噎废食，又要认识到目前无序状态的危害。“互联网+教育”大趋势下，对线上教育培训的监管必不可少，这样才有利于教育产品的多元化供给，这也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
要加大对线上培训机构的源头管理，加强行业发展的前期研究与政策完善。要优化当前教育管理与评价体系，实现线上培训与校园教育的通畅对接。线上教育培训的产生是体制内教育资源不均衡，学生评价权力太集中等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的结果，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要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表现。各级教育部门必须从根源上改善体系内的教育管理和教育评价，让线上培训从过热回归常态，成为教育培训产品多样化的供给者，而不是教育矛盾的引发者。
张小平、蔡惠福：网络舆论场中的情绪传播和社会治理
信息传播不仅仅是事实、意义的传播，还有个体认知、思想、情绪的传播。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个体情绪的社会表达带来充分便利，致使个体情绪可以大规模地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关于情绪传播趋向活跃的社会影响，既有能被明显感觉到的显性表层的，也有不易被觉察的隐性的、深层的。显性表层的影响一般表现为对社会舆论社会心态或建设升华或破坏扰乱，并且多具有阶段性；而隐性的深层的影响则是对精神文化进而对民族精神品格的浸润形塑。在情绪治理时必须将两者统一起来。
由于新传播环境造成了情绪传播的活跃，而负面情绪传播效度更高，它所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在社会成员情感、情绪的表层显在地反应出来，不只是局限于某一时段社会情绪的曲折往复，重要的还在于，它会在焦虑、浮躁、偏执、冷漠以及怨气、戾气等诸多不良情绪的扩散蔓延之中，增加社会对话交流沟通的困难，对良性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科学价值体系的推广和先进文化形态的建设带来干扰冲击，久而久之，使某些不良社会情绪沉淀固化到民族性格之中，因此损害民族的文化风貌和精神气象，在更深层次上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精神品格的培育和优化。
王争亚、李长看：地方政府应及时制定新的动物保护规划和措施
今年2月5日，国家正式公布了最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这是32年来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的首次系统性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野生动物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之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划和措施。因此，各地应适时启动保护规划的制定或对原有规划的修订、补充和完善，尤其要对一些列入重点保护的濒危物种制定拯救性措施。此外，还应指导督促职能部门根据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变化情况对自然保护区范围进行必要的调整。
吴凯杰：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应拓展预防功能
环境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为此，2014年修改的现行环境保护法第5条已规定“预防为主”原则，要求在环境治理中优先采用防患于未然的方式。此后制定或修改的许多环境法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实施风险预防，但目前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具有事后救济特征，未能充分考虑在生态环境损害结果发生之前，就对具有环境风险的行为提起“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因此，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是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重要方向。
拓展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诉讼模式的选择。目前社会组织已提起“绿孔雀案”“五小叶槭案”等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但民事公益诉讼在预防环境风险上面临难以克服的固有局限，亟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加入。
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
国际关系研究长期以来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指涉对象的跨学科交织中摸索前行，国际关系三大理论、国际与国内研究的通约问题一度触及国际关系本体争论的核心命题，但由于缺乏实践导向的理论反馈，并没有深入下去。而区域国别具有国际关系本体论上的“实践性”价值，区域国别研究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策的对接，在实践意义上提供了国际关系研究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广阔空间，将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乔治忠：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早期发展考析
中国历史学产生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行政”之际,与确切纪年的起始时间同步。实际上,在中国上古历法缺乏准确纪年方法的状况下,之所以会产生确切的连续纪年,就是得自官方连续性地记录史事。西周初期“殷鉴”的历史意识,是中国最早的理性思维方式,促使官方编存一些文书、文献,影响中国文化发展十分长远,但并未直接促成史学的产生。甲骨文、金文也与史学产生没有直接的关系,神话远离历史的真实,更不能成为史学兴起的源头。但史学产生之后,殷鉴意识下编存的文献如《尚书》,融入史学系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历史记录向下延续的同时,上古先人又从史学产生的原点向往古追溯,而对殷商之前的历史,只能通过修饰神话、传说的方式来构建,这自然形成如顾颉刚所云“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在远古时期,中国只有“神话的历史化”,而不存在相反的现象。
金书秦：大力引导农业向绿色生态转型
推进绿色发展的本质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农业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就是种粮食就会产秸秆，养猪就会排粪。针对农业生产产出的秸秆、粪便等副产品，在政策措施上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找到合理利用出路。此外，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阶段性，可划分为“去污、提质、增效”3个阶段：去污就是生产生活过程的清洁化，实现增产增收不增污；提质就是实现产地绿色化和产品优质化，通过完善市场实现优质优价；增效就是绿色成为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逐步凸显，成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绿色和发展相得益彰。
娄伟：农村生态环保工作需补短板
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生态环保意识仍较差。一些农民对环境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治污措施也仅停留在卫生意识的层面上，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够了解。二是缺乏资金。农村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投融资渠道单一，各级财政的农村环保资金投入不足。三是监管难。农村居民居住分散，空间广阔，本身就难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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