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罗：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制度的根本属性
教育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国家民族未来。“教育公益性原则”和“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都指向教育公平。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教育公平也有较多的论述。在我国，教育的公益属性在任何时候都处于首要位置，不能丢开公平谈效率，更不能为了效率而伤及公平。所以说，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制度的根本属性，更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工作的价值底线。当前，我们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期。在部分教育欠发达地区，返贫防控的任务依然艰巨，这就更需要在返贫防控中进一步发挥教育持续稳定长期的作用。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大力振兴乡村教育，在招生等方面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以乡村教育的振兴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
林雅华：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与解放。它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对于人类命运的普遍关切。这种光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化思想遥相呼应，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想主义形成了强烈共鸣。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基因、文化诉求、文化心理上的共通，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并在革命实践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所以，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看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积极有为的价值观。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成为了诠释中国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与方法，使得中国文化古老的道德生命焕发出了现代光辉，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得到了延续、发展与创造性转化。
许纪霖：从疑到信：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虚无主义是五四时期特殊而又普遍的精神现象。为了超越虚无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精神的纵欲、物质的纵欲、逃遁的虚无与另类的虚无。老师辈的苦闷，是彷徨在新与旧之间，而学生辈的痛苦，则是在各种新思想面前无所适从。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让年轻知识分子暂时获得了以行动解决虚无的机会，然而运动落潮之后，又陷入了理想破灭之后的第二轮苦闷。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了寻找主义与组织的激进道路。从1915年到1925年，是广义上的五四时期。在这十年当中，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何以发生？到五四后期，为什么知识分子告别了启蒙，一步步走向了“主义”和“组织”，最后终结了五四时期，开始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国民大革命？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有多种角度和途径，然而，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角度来说，有一个之前的研究相对忽略了的问题，即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虚无与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摆脱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境，五四知识分子先是投身于爱国的行动，运动落潮之后，新的苦闷随之而来，而对“主义”的信仰和从个人走向“组织”，成为五四知识分子重新寻找救国路径和个人生命意义的不二法门。
黄恩华：深刻认识和把握“政治三力”的三个维度
从理论维度看，“讲政治”是“政治三力”的鲜明特征。提高“政治三力”，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突出强调要增强政治意识、保持政治定力、把握政治方向、承担政治责任、提高政治能力，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党的政治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彰显。
从历史维度看，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一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党的政治建设贯穿始终。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我们党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
从现实维度看，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种工作方法和精神境界，更是一种党性原则和政治品质。“政治三力”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必然结果，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琚晓燕：四种不健康的家庭三角关系
研究发现，父母不和或教养方式的不一致，比一方不恰当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更大。有学者提炼出四种类型的不健康的家庭三角关系，第一种是“迂回支持型”，即孩子出现病弱、无能的状态或制造事端，让父母忙于照顾自己，以缓解或转移父母间的关系冲突。第二种是“跨代联盟”，即孩子成为父母一方的情绪配偶。第三种是“代罪羔羊”，孩子成为夫妻冲突的牺牲品。第四种是“父母化的孩子”，即面对父母的冲突，子女尽力做乖小孩，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甚至承担起父母的功能。这些关系状态中，孩子往往会出现情绪问题，难以健康快乐地成长。如何避免这些不健康的三角关系？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保持界限。夫妻间的冲突和不一致，要尽量内部解决，不要溢出到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等其他关系中。
李禹阶：史前传说中的颛顼宗教改革
史前社会的发展，是神权与世俗权力结合的结果。古史传说中的史前“帝”“王”世系的崇拜对象，其祭祀主神大都是当时统治部族的先公先祖，兼具血缘祖先神和护佑神性质，是集神圣性、世俗性、社会性品格的最高神祇。而巫、王合一的演变，在上古有一个重要转变，这就是史前传说中颛顼的宗教改革。颛顼宗教改革使王者被定格为与上天交通的最高巫者，是“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言人。而各级附属的部落政治体只能在自己的属地中举行祭祀、封禅等仪式。这种情形在商周时可以清晰看出。应该看到，颛顼的宗教改革虽然断绝了虞夏先民与最高天神的交往通道，改变了民间祭祀的主神等次，却使原始先民与最高神祇的沟通转化为民间更加广泛的以家族、宗族为单位的对自然山川的泛灵禁忌、山川崇拜的宗教建构，并转化为不同等次的各级官、吏、民对自己家族、宗族祖先神的“家祭”“宗祭”“族祭”仪式，由此形成自上而下的“宗自为祀”“家自为祀”“各宗其主”的现象。
成长春：“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头重头在“三农”，基础和潜力也在“三农”。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板。我国农业物质技术基础总体上依然薄弱，中低等耕地占比超过七成，农业科技贡献率显著低于农业发达国家，农业规模小，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业竞争力不强，农业资源环境压力较大，耕地退化和污染问题突出，城乡差距明显，201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2.64:1。必须清醒认识到，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基础不牢，严重制约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必须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从而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葛永海：论明清小说中的“双城记”及其文学史意义
明清小说在对发生于某一重要城市中的故事情节展开细致描绘时，经常会有另一重要城市的空间叙事与之对应和参照，从而形成彼此关联、相互映照的“双城叙事”现象。明清小说中多有此类“双城记”，并形成了轮替演进、前后接续的序列。特择取三个阶段的六组“双城”即明代至清中期的汴梁与杭州、北京与南京、苏州与扬州，晚清的扬州与上海、上海与广州，清末民初的北京与上海为主要对象，分析“双城记”的主要意涵与表现形态，进而将之视为整体，从归类视角、文学走廊和演进机制的角度探究其形成机理，最后就文学史之演进、小说地图之建构、古今文学之嬗变、中外文学史之互鉴等方面揭示其文学史意义。
可以发现，在文学波澜壮阔的演进历史中，城市与城市之间总有亲切的对谈与交流时刻，绚丽而深沉的城市历史与文化图景因而交集融通，相互敞亮并彼此成就。由此，我们应和着城市的生动脉搏，抵达了城市的心灵深处，得以品察与感悟天人相合、传承不息的城市文学精神。
王钦：提升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创新加速推进的战略机遇期。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一些新的技术领域处于革命性突破的前夜，世界各国都在着力探索未来颠覆性技术，掀起以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为目标的技术创新浪潮。这些新形势新动向要求我们超越单一技术创新的视角，更加重视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的建设，抢抓在5G、新能源、量子技术等领域的新机遇，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特别是要正视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科技创新、核心技术、高端制造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差距，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在积极解决应急问题的同时，着眼长远，加大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建立国内外创新资源长期合作的机制，创新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治理和运营机制。
分析内部条件，我国正处于提升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关键期。我国已进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时期。高投入、高消耗、大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工业附加值水平下降，核心技术领域受限，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杜家骥：清代直隶总督的职掌及其作用
直隶，是直接隶属于中央之义，清代的直隶地区，实际是一个省区，也称直隶省。清代的直隶省有诸多特殊之处：全国政治中心的京城中央位于顺天府，而顺天府在直隶省内，其州县“兼属于直隶总督”，直隶因而又有“畿辅”之称，中央、顺天府的一些事务也由直隶总督办理或协助办理；承德及秋狝围场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其选址在直隶省；漕粮的北端运程在其境内；皇家之陵寝地东陵、西陵在其辖区；皇家贵族庄园及旗人旗地散布畿辅，旗民杂处；直隶北连蒙古，东接关外，乃清朝发祥地、清入关后的大后方，东部邻海。以上这些特殊因素，直接关系到清代直隶总督的职权范围及其职掌的重要性。由于直隶地区的特殊性，直隶总督又被赋予多方面特殊职掌，而且均非常重要。例如，屏卫京师、守护陵寝；整肃京畿统治秩序；直隶与漠南蒙古、东北交接地区民族杂居地之管理；皇帝出京时的沿途事务；河务与漕运；配合中央行政事务。咸同以后，督抚尤其是总督之职权普遍扩增，总督中又以直隶总督为最，其比一般督抚增加的最重要的特殊职掌，就是同治九年以后例兼的北洋大臣，所办职事也超出其直隶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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