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李长安：“人才下沉”开拓更大发展空间

　　李长安：“人才下沉”开拓更大发展空间

　　近些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才下沉”趋势日益明显。大批人才开始从过去主要聚集的一线城市逐渐向二三线城市分散。这种变化既是人才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使然，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客观而言，“人才下沉”极大拓展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空间，也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如果说过去是由少数几个一线城市的“点”带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话，现在则在“人才下沉”推动下形成由城市群、经济带这些“面”拉动经济发展的局面。这样经济发展的动力更足，持久性也更强。不仅如此，“人才下沉”对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间更平衡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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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剑葳：如何缓解石窟寺考古人才断档之痛

　　据笔者所在的团队统计，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龟兹、大足石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各大石窟寺保护或相关研究机构的正式在编人员仅有1500余人；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认定的具有石窟寺保护执业资格的“文物保护责任设计师”仅有252人，“文物保护责任工程师”仅有278人。全国各大高校中，石窟寺考古（含石窟寺艺术）研究方向的导师仅有34名，石窟寺保护科技方向的导师仅有19名，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也在培养石窟寺人才，全国每年能够培养的专门人才总量仍非常有限。当下，石窟寺研究与保护事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事业的开展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而人才队伍的建设，笔者认为应在高等教育与行业人才培养两个轨道上协同开展，既要支持引导开展石窟寺考古和保护专业人才的学历学位教育，也要延续基层行业人才培养、进修的有效经验和良好传统，支持有能力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在这两方面都加大投入，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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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叶中：努力引导教师成为教育家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努力引导教师成为教育家，应成为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教书育人不仅是教师责任所在，更是教师使命所系。教师既要教书更要育人，要通过教书实现育人的根本目的。教师不仅应该是学问家、科学家，还应该努力成为教育家。一是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二是勤于钻研，勇于实践。教师的教学不是把所有知识教给学生，而是通过知识传授启发学生思维，使学生提高兴趣，学会方法，提升素养，真正把学生的最大潜能激发出来。教学是基本途径，教育才是真正的目的。教师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认清自我、学会思考、学会学习、释放潜能，教师要从过去的教书匠转变为今天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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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丰生：新时代的耕读教育不能只是一时之谈

　　新时代突出耕读教育，不仅可以作为净化人的心灵、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和提升学生道德素养的重要手段，还可以激励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耕读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了中国农业、文学、教育等领域的发展，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信仰和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学中涉及到农业的词句比比皆是，如“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新时代的耕读教育不是一时之谈，在具体实施中要注重耕读教育的持续性发展，及时构建起完善的教育体制，将耕读文化培育体现在学生的各个发展阶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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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永恒：嘲讽“小镇做题家”流露低俗优越感

　　网络上有一些人把出身贫困家庭，通过努力学习摆脱家庭困境的成功者称为所谓“小镇做题家”，似乎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本事，只是适应了应试教育，相对于原来的处境而言取得了一点成功而已。舆论对“做题家”嘲讽的背后，也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中的“题海战”及考试选拔机制的一种非理性“情绪性反思”。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舆论轻视农村，把农村孩子称为所谓“做题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我优越感流露。其实，城市农村都有“做题家”，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勤奋展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能，在工作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早已摆脱心理上的悲情与压抑，超越了“做题家”，理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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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靖宇、张晨瑶：论中国主权海域经略大安全观的战略推进取向

　　创树与践行中国主权海域经略大安全观。其战略推进取向是：保障国土空间安全，统筹陆海两域国家开发战略；保障海洋权益安全，以区域为对象采取有效对策；保障海洋资源安全，逐步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保障海洋经济安全，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追求目标；保障海洋生态安全，分别解决各大海域污染问题；保障海洋社会安全，创新涉海职能部门管理模式；保障海洋信息安全，抢占海洋信息领域制高点；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大力完善四通八达战略格局；保障海洋军事安全，务实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保障全球海洋安全，加大步伐跨入海洋强国行列。也就是说，通过明确中国主权海域经略大安全观的基本内涵与战略推进取向的目标体系，为国家全面经略海洋、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提供理论上的坐标系和实践上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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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琨、特木钦：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方向。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通过智能化、协同化的新生产方式对实体经济进行改造升级，全面提高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打造数字经济形态下的实体经济，进而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字经济创新活动向生产领域渗透。加强数字人才培养。促进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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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善兵：“同调比勘法”对词学研究的价值

　　将同一词调（即词牌）的词作相互比勘，得出相关研究结论的词学研究方法，可定义为“同调比勘法”。若相互比勘研究的词作韵脚依次全部相同，则又可称为“同调同韵比勘法”。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词作校勘、词谱定格、词艺批评、词创作技巧指导等诸多方面，是词学研究特有的一种批评范式。然而，古今学人虽自觉使用此方法，却一直没有对其作出理论名称上的界定与应用范式层面的总结。故而，有必要正式提出和定义该方法，指出其意义与应用范围，以便更好地指导词学研究与填词实践，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词学研究的批评方法。例如，研究词作的艺术、评价词人的成就，有很多不同的标准，但无论哪一种标准，都离不开对具体词作、词句的精微审视。不同词人同一词牌的词作，比较起来有法可依，既便利，又有说服力。这好比将同一体裁和题材的诗作置于一起进行对比，诗人孰能探骊得珠，高下自可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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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丛林：天津开埠的节点意义

　　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空前巨大。不过，在一定时间内，其影响上的地域不平衡性明显存在。地处北方，与当时通商口岸相距较远的直隶，所受影响远不如东南沿海那样直接而密切，此期直隶的经济可谓在一定新的变化之下而仍基本维持传统。天津开埠之后，直隶经济变迁开始明显加剧，突出表现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趋新等方面，而传统经济形态转型也日益明显。其中，直隶总督特别是“能员”的主观能动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正值清末新政开办期间。他对经济也较为重视，特别是善用行家里手，使新型工、商、金融等业在辖区全面发展。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层级性、系统性经济组织的设立，诸多县份的工艺局（厂、场、所）也纷纷设立，以及官设农事试验场，进行粮、棉、桑、蔬等优良品种的培育或引进，种植、管理新法上的实验和推广等。

　　从价值判断层面来说，这种“转型”具有双重性：一是体现由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过渡发展的时代进步性；二是受制于列强而不能完全自主、难以健康发展的局限性，以致呈现相当程度的“畸形”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其经济“发展”也就显示出复杂而矛盾的状况。多年前，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就曾提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命题，并将其作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对我们审视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问题亦能有所启发。

　　原文链接：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

　　张远新：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贫困治理，使7亿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国的扶贫不仅极大地造福了中国人民，而且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的世界价值和全球意义。第一，从实际出发，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第二，坚持党和政府在扶贫脱贫中的主导地位。第三，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第四，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第五，坚持广泛动员，凝聚强大合力。第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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