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啸：谨防深度伪造技术侵害公众利益
“深度伪造”是随着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语音模拟、人脸合成、视频生成等）的发展而出现的技术，是计算机“深度学习”和“伪造”组合的产物。可以说，在深度伪造技术面前，传统的“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的说法会变得不堪一击，亲眼所见和亲耳所听的东西都可能是完全子虚乌有的。目前我国尚未发生因深度伪造技术而产生侵权纠纷案件，但实践中，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利用深度伪造技术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情形屡见不鲜。从被侵害的民事权益的类型看，这些侵害行为包括以下几种：首先，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实现移花接木，会对他人名誉权构成侵害。其次，深度伪造技术会构成对自然人肖像权的侵害。再次，深度伪造技术为违法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等行为提供了便利。最后，在深度伪造技术利用的过程中，还往往会涉及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总之，当前迫切需要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多个角度对于深度伪造技术进行严格规范，从而充分保护广大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倪鹏飞：以中国方案的治理激发城市群聚散协同发展内在动力
解决城市群的协同与合作不是简单的交给市场或者号召发扬风格或者依靠行政命令。而是应顺应聚散规律，利用制度以及政府有力和高效的优势，明确界定和公平处理参与主体尤其城市政府的责权利关系，搞对激励，这样就可以形成城市群协同的合力，激发自我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此，要在以下方面做好工作。
首先，制定激励行动的顶层政策。从政府到市场、从顶层到基层，抛弃乡村思维转向城市群思维，制定真正能够激励实际行动的顶层政策设计和基层操作规范，主要包括要素、产业尤其公共产品布局的制度安排。
其次，建立治理的组织体系。针对协同事务管理缺位，一是基于政府组织体系借鉴企业治理思路建立城市群治理组织。二是属于组织适宜的权力。三是立目标责任制度。四是建立考核问责制度。
再次，建立竞合的利益机制。针对合作损益处理缺位，一是建立“议价”机制。二是建立协议机制。三是建立抵押担保机制。
最后，健全法律保障体系。
王学男：因地制宜做好后发展地区的教育规划
后发展地区主要包括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城市新增人口集中地区。后发展地区在教育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恶劣、历史文化教育不同等因素，形成了资源供给与配置、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发展极不均衡、不充分的共性问题。后发展地区应立足实际，科学编制“十四五”教育规划，为推动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质量和公平内涵不断提升布局谋篇。
“高质量教育体系”对于后发展地区提出了扎根实践和注重本土差异化的要求。以“缩小差距”“补齐短板”为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和动力，力求系统性、连贯性和适切性，在继承中创新，在稳定中进取。
系统性强调兼顾教育外部性环境和内部性因素，注重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的有效联动，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紧密联系，远景目标与阶段目标的协调统一。
连贯性强调突出巩固教育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
在巩固教育脱贫攻坚的成果、返贫防控和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方面，一方面延续并优化现有的好政策，另一方面构建普惠型政策与专项型政策的协调供给，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需求。
适切性强调因地制宜，适配本地化需求。
杨国荣：在现代，应该如何看待儒学？
对于传统儒学，一方面，应该有必要的情感认同，对儒学要有充分的敬意和尊重；另一方面，需要有理性分析的态度，对儒学可能具有的理论限度，予以充分的认识和把握。
今天发展儒学，同时需要立足现实，注重时代的变迁。从时代的历史变迁看，人类社会已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国际关系的争端所给出的中国回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儒学可以提供多重思想资源。如儒家从二程到王阳明，都肯定“仁者以万物为一体”。“万物一体”涉及两个方面，即人和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万物一体”的观念出发，便应当尊重自然，避免对自然过度掠夺，由此走向人与物（天与人）的统一。同样，基于以上观念，应当注重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建立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孟子提出“仁民爱物”，已概要地阐明了以上二重关系：“仁民”也就是以仁道的原则对待他人，“爱物”则要求进一步将这一原则引入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领域。这种观念对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商志晓：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其一，以丰富政治智慧服务于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为政以德、以民为本、正己正人、选贤任能等，都是古人政治智慧的体现，深刻影响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
其二，以充沛价值思想润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传统文化讲“信”重“诚”，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
其三，以正心修身理念作用于人的德性养成与素质提升。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丰富道德资源与正心修身理念，教人如何坚守道德底线、追求完美人格、增强责任意识。
其四，以完备人际规范促进社会和谐。传统文化崇正，明确恪守正义规范，促进社会正气弘扬；立信，捍卫人际交往基本底线，确立诚信价值导向；尚仁，秉承仁爱交往理念，力戒社会冷漠和人际隔膜；重礼，营造祥和融洽氛围，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和合，追求和而不同交往守则，推崇尊重差异、和谐包容。
其五，以深厚民族精神凝聚华夏儿女共襄复兴伟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呈现出强烈的报国情怀与无畏的献身精神。
其六，以包容和谐思维推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金紫薇：编制规划要在健全协同育人机制上下功夫
随着“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现实，完善终身教育体系需要打破传统学校教育封闭式的办学模式，这就对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在编制“十四五”教育规划时，应着重在健全协同育人机制上下功夫，以良好的学校环境、家庭氛围、社会风气巩固育人成果，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各级政府在编制教育规划时，应在指导思想中重新明晰家校社协同育人背后的教育价值旨归，画好合作育人的“同心圆”。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启发学生发掘生命的意义，进而培养出富有活力、具有主动性、充满创造性的个体。因此，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首要共识是回归以人的成长为目的的教育初心，纠正教育等于“高分”“名校”“好工作”的功利性、短视性观念，让学生真正回归生活、回归健康、回归常识、回归梦想，做一个有情感、有表达、有温度、有自主性的人。
杨一凡：认识中国古代法制应尊重历史
按照现行法学理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指古代中国各个朝代的全部法律规范，按不同法律形式及其表述的立法成果组合形成的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要正确表述“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须特别注意以下三点。其一，“法律体系”与“中华法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应将二者严格区分，不可混淆。“中华法系”是与世界法律比较的意义上提出的，其内容包括法律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文化等，其地域涉及中国古代及受影响的东亚、东南亚诸国。“法律体系”则是从立法形式、分类和整体法律结构的角度提出的。其二，表述某一朝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法律体系，其内容应涵盖全部法律规范。其三，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萌芽、形成到不断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主要法律形式在宋代以后也有变化，法律体系的表述应充分反映这些变化，并体现各种法律形式及其立法成果之间的有机联系、纲目关系。
王德蓉：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针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跨境经济活动而形成的由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等构成的治理系统。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必须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运行情况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未能适应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演变。二是未能具备足够的抗风险能力。三是未能有效解决全球发展失衡的问题。
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继续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中国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何志鹏：中美人权对局攻守形势正在变化
中美在人权领域的行为方式与结果上，近年来差异相当明显。
从事实层面看，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成就真实、踏实、坚实，经得起人民考核、历史考验。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长期努力，成功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重视人民生活水平与民主权利的提高；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迅速确立政府责任，汲取相关治理经验，迅速、精准、有效地控制住疫情，实现复工复产，使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经济与社会权利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得到有效维护和提升。
中国秉持开放包容的立场，在人权方面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努力为处于困境中的国家提供援助，在国际组织中积极作为，促进协同进步。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及一系列区域、全球性的合作机制，推进合作共赢，改进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人权能力，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对照一下美国，面对疫情，政府无所作为，55万多人殒命，社会秩序荒疏，经济复苏乏力。号称自由民主的政治架构面临着种族歧视、社会分裂的冲击。此间优劣，只要是心存公允的论证，应不难辨别。
“学术卡片”栏目所摘选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系统）、光明日报理论部等主流媒体，希望借此栏目为广大学者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