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推动经济朝着“大国经济均衡”方向发展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大国效应”越来越鲜明。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从1.8%上升至17%左右。因此,无论是就国内经济还是就国际经济条件变化而言,均要求推动经济朝着“大国经济均衡”方向发展。“大国经济均衡”不同于小国经济的重要之处,在于其“基本内向型”特征。“基本内向型经济”并非指封闭型经济,而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的投入和产出两个基本方面均主要依靠国内经济循环来实现,比如通常所说的两个80%以上,即80%以上的投入和80%以上的产出依靠国内市场循环。
赵昌文:我国供给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上看,供给体系存在不匹配、不安全和质量不高的问题。“不匹配”,是指供给体系仍不完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生产需求、创新需求,人才、技术、金融和制度供给均存在明显短板;与生活需求相关的供给体系仍处于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过程之中,结构性矛盾突出。“不安全”,是指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的供给严重依赖于国外,供给体系的自主性不强。“质量不高”,是指作为主体的国内供给体系,在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方面存在质量安全、多样性、稳定性等方面的短板。从微观上看,许多涉及生产生活领域的需求,比如,衣食行用等生活品供给体系、住房供给体系、金融供给体系、医疗教育养老供给体系等,都存在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
郭硕:制造曹操:现代史学方法影响下的历史人物研究方向
现代史学方法影响下的历史人物研究,已历经百年之久的发展过程。虽然历史上的曹操只有一位,但学界的研究却是千人千面,研究的问题和路径也是各不相同。面对百年来数量庞大、旨趣各异的研究成果,最需要的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如果我们用最简洁的语句总结曹操研究的问题与方向,那么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为的评价与叙述,二是以历史人物为素材对其影响的时代进行分析。这两个层面其实都是一个赋予历史人物意义的过程,第一种是在某种观念体系中赋予个体行为以意义,第二种是将个人行为纳入某种时间或结构体系中赋予意义。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向是群众的作用被凸显,历史人物身上的神秘性正被逐渐揭去,成为群众创造历史的标识物。直到最近的研究中,以政治符号制造英雄光环的逻辑结构也要被解构了。从这个层面来说,历史人物研究从研究事实到研究结构,再到研究意义的路向,正是凸显群众作用的史学观念的产物。
范周:建设文化强国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继承与创新、“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首先是把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建设文化强国,不仅要立足于全球视野,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也要注重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民族分布状况、历史文化渊源等局部差异,促进文化全面发展。其次是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要把握时代需求、适应时代变化、回应时代之问,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提供不竭动力。最后,要处理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的有效途径,坚定文化自信是促进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底气。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当充分研究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有效方式,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引进来”是在批评、借鉴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精华,实现文化融合发展。
孙庆伟:中国特色考古学要有问题意识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中国考古学者第一铲就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考古材料的大量累积,苏秉琦提出中国考古学要聚焦“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重大问题。
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从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治国理政的智慧。考古工作者要立足田野一线,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深入理解,凝练重要问题,做关乎民族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学问,当识大体、陈大义、有关怀、能担当的学者,把考古学建设成视野宽广、格局宏阔的学科。
韩文秀: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环境和条件都有新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从整体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根本宗旨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大局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政治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胡拥军:激活三大动力 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
数字经济开新局重在“吃改革饭”。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性堵点仍然存在。其中,关键的数据产权制度仍在探索之中,数据归谁所有、由谁采集、谁来开发、谁来受益等没有明晰,如何对数据评估定价交易、推动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没有真正破题。
数字经济开新局重在“走开放路”。充分发挥国内数字经济市场的磁场效应,深化对外经贸投资合作与技术交流,积极参与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数字内容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数字经济国际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数字经济开新局重在“打创新牌”。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推动“临门一脚”关键技术产业化,推进自主创新产品应用,完善重大项目牵引的自主创新产品应用政策体系,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和国产化替代,推进自主创新产品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应用生态。
张云飞: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整体性贡献和时代性价值
自然辩证法理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创性贡献。从1873年到1882年,恩格斯创作出了《自然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文献。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构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从自然的盲目必然性支配下解放出来指明了科学方向。时至今日,《自然辩证法》对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卢晓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自主、选择、多元相并举
作为特殊人才的拔尖创新人才需要特殊的培养,包括建立专门的培养机构、特殊的培养机制等,在学生选拔、课程体系及评价制度等方面体现出自主、选择、多元并举的取向:构建综合评价选拔制度,注重考察学生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个人兴趣、课外活动等非智力因素,尤其要强化对学生个人兴趣与动机的评价;构建丰富多样的课程体系,提升学生自主择课的空间和能力,拔尖创新学生培养方案的课程学分要求可以适当地低于非拔尖创新学生的课程学分总量,以便他们有更多时间完成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课程,追求真正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同时,通过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吸引各学科教师向拔尖创新学生提供课程计划,促使课程类型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得到及时更新,确保有课可选。
陈勇:“光明”之喻:古代文论中的修身内涵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内在超越性,文论亦复如是,“光明”之喻往往指向内心世界。不扰于万物的纷纭,保持安定宁静,本心才能生发真正的光明,万物也随之顺化,这当然是圣人的境界。心体至虚至静时,被时空幽阻的物象被照亮,无数妙境宛然现于目前,这正是杰出的作品产生的内在原因。诗境是心境的外化,心体若有空之无碍、相之不滞、水之清澈、镜之明亮,则能应物现形,明照众象,获遇可望而不可即的殊胜境界。王夫之《古诗评选》亦云:“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在流动充溢的天地造化中,“自然之华”是生生不已的,随目之所及,情与之合,思与之偕,得乎心而应乎手,便可创造“华奕照耀”的诗篇。诗人的内在涵养,相当于禅家“除无明去执着”的修行功夫,其心灵既要有纯净而专注的光芒,也须具备随缘应物的敏慧,从而超越功利的束缚,打破言筌的拘执,开显广远而微至的诗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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