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正平、麦景琦：进一步完善竞争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早期在产业政策方面积极借鉴国际经验，以此逐步推进国内的经济制度改革，并在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的“竞争”与“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体制。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增长，国内经济发展模型转型压力增大，要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效率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国内廉价生产要素带来的竞争优势逐步消退。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内资本输出，还是引入国外生产要素，都必须通过进一步完善竞争政策，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使我国成为推动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力量；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整体安全；才能通过市场机制更好地整合国内市场优势和生产要素，长久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陈明明：中国政治学里的中国经验
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叙事”特征的知识生产方式，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发展动力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是具有超大规模、悠久历史、世俗文化、变法图强、治理优先等鲜明特点的中国历史过程的反映，是中国经验及其凝聚而成的中国观念的产物。中国经验的独特性隐含了人类政治实践的普遍性因素。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人和自然关系的政治性质是影响国体、制度性质和国民性的潜在的决定性因素，为解决人和自然关系而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共同体形成的第一动力。中国政治学对这一基本原理的政治阐述，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超越时代、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夏建国、成一川：以校史文化产品构建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
校史文化产品形成于大学校园，其创作的方式、过程及内容均具有很强的校园属性，在推动大中小学德育乃至美育一体化实践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大学要依托校史文化产品，构建大中小学文化育人共同体，是深入推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一方面，以大学为中心，联合附属学校、周边学校和文化特色学校，成立校史文化大中小一体化育人开放协作平台，共享育人资源、健全育人机制，让大中小学生在实践互动中一起体验校史文化、感悟大学精神、丰富艺术实践，实现共同成长。另一方面，推动大学校史文化产品进中小学“德育+美育”课堂，通过课程优化设计、学生社团联建、德育活动联办等多种方式，让校史文化产品逐步融入中小学课程建设和课外活动策划，进而构建以校史文化为主线的文化育人共同体，为完善大中小学德育、美育一体化建设渠道和机制提供经验。
柳海民、郑星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质量是一个事实与价值耦合的概念，不同主体所理解、认可的质量都是事物自身属性与个体合意性的函数。如今，质量概念已从符合性质量、适用性质量上升到满意性质量。“高质量发展”是对发展状态的一种事实与价值判断，意味着教育在“质”与“量”两个维度上达到优质状态，表现为教育享用价值与质量合意性的提升。它既涉及教育增长方式和路径的转变，也是一个教育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过程。
童天：以多元联合模式打造高质量职教师资队伍
要解决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的问题，关键是要紧扣国家经济产业发展战略和人才开发规律，探索符合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的多元联合师资培养模式，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关键领域的调控作用，促进人才制度建设和人才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
一，完善制度。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建立联合办学制度，整合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职业培训机构等各方搭建“职业教育联合体”，变“各自为战”为“集团作战”和“协同作战”。二，衔接标准。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紧扣前沿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建立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评定制度，培养大规模高素质的职业教育师资，更好支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三，盘活机制。采用多样化的人才选用方式，多渠道拓宽“双师型”师资来源，全面激发教师队伍活力。
鲍传健：智库国际交流赋能中国故事海外传播
新型智库是开展公共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主体，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思想库智囊团，智库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交流，塑造国际上的中国叙事，推动中国故事海外传播和中国话语国际认同。在赋能讲好中国故事、找准中外“最大公约数”上，智库与国际同行的互动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主要包括三重作用：作为思想经纪人供给中国学界和政策界的研究成果，作为知识共同体与海外同行进行竞争性接触与战略性互动，作为叙事形塑者校准海外精英与公众的中国认知。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割裂开的，不同组织背景、专业背景的智库可能各有侧重。
曾铮：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持续释放三大潜力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最为直接的目的就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国内市场潜力。为解决目前存在的总量、结构、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在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上下功夫，不断释放总量、结构和体制三个方面的系统性潜力，从而拓展超大规模市场的广度、宽度和深度。总的来说，要从投资和消费两个层面入手，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发力，通过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扩增市场容量，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市场结构，通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市场体制，最终解决总量非效率、结构非均质、体制非对称三个方面的矛盾，以立体化的政策体系释放总量、结构和体制三个系统性潜力，从而拓展超大规模市场的广度、宽度和深度，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沈文凡：朝鲜半岛诗人对唐诗的接受与传播
中国与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始于唐代。两国使者频繁往来，礼仪互通，肇开了唐诗之路。中国与朝鲜半岛诗路不仅在宏观上贯穿了朝鲜半岛史中世、近世、近代时期，于微观层面上，多数文人对唐诗的接受是延续其一生的。不少文人雅士自幼即接受唐诗教育，文化阶层以唐诗“课小儿”“训小儿”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其教育中已成为较为正式而普及的启蒙教学内容。唐诗名篇名句所传达的厚人伦、成孝敬等美好品质给予了朝鲜半岛文人精神指引。
明代以来，文人致力于品评诗歌，编纂了大量唐诗选本。此时朝鲜半岛先后处于高丽时期、李氏时期，中国明清的唐诗选本亦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唐诗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半岛的唐诗接受方式和途径，还包括借阅、购买、手抄等形式。
王学斌：三星堆文物为何再度引发高度关注
公众纷纷讨论三星堆遗址，彰显了三星堆的独特魅力和深沉内涵，强化的是文化自信的力量。申言之，一个拥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民族，其文明必定是持久、厚重、包容的，其自身主体性一定是鲜明、强烈、稳固的，三星堆遗址正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如上特质。
三星堆遗址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因此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陈民镇：《治政之道》为研究《治邦之道》提供新思路
《治政之道》(以下简称《治政》)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九辑新公布的文献，从形制的关联，以及用字(词)习惯、思想内容的一致性看，与第八辑所见《治邦之道》(以下简称《治邦》)当属同一篇文献。《治邦》的整理者认为该篇是与墨学有关的佚文，笔者另曾指出《治邦》的思想应更接近儒家。该篇与墨家思想的相近之处，如所谓的“尚贤”“节用”“兼爱”“节葬”等观念，亦多见于其他学派的论著，并不能成为判定该篇性质的依据。而且，该篇的一些观念，如对“礼”与“命”的认识，又明显与墨家不合，而更接近儒家的旨趣。因此，将其简单定位为墨家佚书并不适宜。《治政》的公布，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治邦》思想性质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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