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城市治理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李文钊：城市治理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城市治理要打破“一亩三分地”强调超大城市治理需要突破自身行政边界限制，从自身治理转向区域协同治理。因此就需要在交通、产业、环境、公共服务、治理等各方面实现协同治理，提升区域治理协同化和一体化水平；更需要走向内生式自发协同，寻找更多的自下而上的协同基因、元素和文化，让区域协同发展得以自然涌现。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子，未来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雄安新区建设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继续实施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发展、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推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仍然是重点任务和主要工作，还需要发挥各方力量自觉实施和推动。

原文链接：着力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新理念

郝永平、代江波：推动家庭治理更好地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

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家庭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也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支撑点。只有把家庭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才能将每一个个体纳入国家治理的大格局中。在新时代，推动家庭治理更好地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从而实现宏观上的国家治理与微观上的家庭治理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原文链接：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根本遵循

杨蕙宁、王锁明：发挥好新发展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挥棒作用

创新理念作为新发展理念之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基础地位。创新是人的本性，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首要表现，也是人们面对矛盾困境时的积极行为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人的自觉活动的结果，是历史规律性和主体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正是在创新理念的引领下，在创造性活动的展开中，人类历史的总趋势才得以呈现出来，也才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生态环境建设也是如此。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人们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就需要借助创新破解困境来推动发展。

原文链接：发挥好新发展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挥棒作用

高泽敏：努力推进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基于自然环境，并通过消耗资源来增加财富促进发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走的是一条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促进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一方面有助于倒逼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从而克服困难、应对变局；另一方面，通过充分挖掘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能够有效增加就业、提高收入、稳定民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新的活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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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林：推动构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中国主张

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去年中国宣布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

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但要看到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合作并非一帆风顺。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是现实的、深刻的、长远的。要携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责；要持之以恒，不要朝令夕改；要重信守诺，不要言而无信。只要以国际法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以有效行动为导向，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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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达：切实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的本质要求是一切着眼全局，即把全局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全局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当然，注重全局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局部，因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时指出：“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陈云同志则指出：“工作要抓住中心，照顾其他”“不忘记经常工作，但必须抓住中心，防止事务主义，乱无头绪”。

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就可以提纲携领带动全盘，事半而功倍；抓不住主要矛盾，忽视中心工作，就会漫无头绪，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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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爱军：做好中国道路的大众化阐释

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时”，回答“我从哪里来”。中国道路以1978年为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它们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范畴，但是构成中国道路得以开辟的“历史前提”。

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性”，回答“我是谁”。社会主义构成中国道路的“基本色”。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国道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现代化”之路。

对中国道路进行“定位”，回答“我在哪里”。中国道路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取向是实现现代化。

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标”，回答“我去哪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切近目标就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法”，回答“我如何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道路的基本路径规定。此外，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国道路有着不同的阶段性路径。当前，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一个更为具体的路径规定。

对中国道路进行“定力”，回答“我有哪些力量”。中国道路是一条充分依靠人民力量，以实现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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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玮：近年来元史研究新动

改革开放以来，元史作为中国古代史中较为独特的断代史，其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科研力量不断增强。在元史学界长期不懈的努力之下，近年来元史新史料的发掘工作逐渐展现成果，可以分为碑刻、文书、族谱和域外史料四大类。元史发展出现新动向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教研基地数量不断增多。除了几所传统意义上的元史研究“重镇”外，更多高校开始培养元史研究人才。其次，越来越多元史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高校和科研单位工作，已经获得教职的元史青年学者的学术理路逐渐成熟。最后，由于元代在中国古代史演进、中外关系史以及全球化历程等重要问题中的独特地位，其他史学领域研究者对于元史的关注也逐渐增强。这些因素在2016年以后呈现集合效应，学科发展动向随之出现了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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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艺璇：清末北京童谣海外传播情况探析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编写了汉语教科书等读物，这些书籍推动了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及中外文化交流。其中，童谣等通俗易懂的文本受众面广，传播效果较好。意大利外交官威达雷和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分别对清末北京地区的童谣进行了收集与英译，分别出版了出版《北京儿歌》《孺子歌图》，对北京历史民俗文化研究产生一定影响。二者为同一种文体，且均为西人收集整理翻译而成，但其海外传播情况却差异较大。《北京儿歌》在中国国内出版，相较《孺子歌图》而言，需要跨越更远的传播距离。《孺子歌图》的创作目的是向美国儿童展现中国儿童的日常生活，而《北京儿歌》则是一本专为汉语学习者编纂的汉语读物，旨在介绍中华文化，并帮助汉语学习者提高阅读能力和汉语水平。因而，《孺子歌图》的受众范围要比《北京儿歌》更广，也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在选择传播载体时，不仅应选取各类经典文化典籍，还应将童谣、现当代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涵盖其中，选取多种多样的作品进行翻译，以更大程度地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同时更好地展示当代中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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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何时是晚明？何处是晚明？

晚明史是明史学界近二十年间的热点研究领域。对于何时是晚明，学术界历有讨论。在时间断限上，有成化弘治以后、嘉靖末年、万历初年以及天启以后等说法，不一而足。对于什么是晚明，学者们认知差异也不小，不少学者给晚明的概念赋予了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甚至早期工业化、前近代等意义，也有学者将晚明仅看成时间概念。这些不同的说法对研究明代后期的历史问题与方法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样，晚明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了。当晚明的时代特征在明代不同的地域最早呈现时，晚明就应该开始了。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在明王朝全国范围内同时呈现晚明时代特征的一个时间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明应该是一个因明朝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治理差异而在某个局部较早呈现出晚明时代特征的特殊时间概念。因此，讨论这一问题时，关键在于决定明朝步入晚明的时代特征是什么。这个时代特征所昭示的晚明之“晚”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明末之“末”的意义是相关的。否则，明朝之“晚”与“末”在时间意义上就背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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