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颖：理论节目怎样才能办好
理论节目的最终目的是凭借先进思想的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的理论解释力，让观众在深刻理解领会之后，观照现实、指导实践。纵观当前引起较大反响的理论节目，无一不是通过深入田间地头，聚焦百姓真实生活，回应社会热点难点，让观众通过镜头走进、伴随、沉浸于具体的人物、案例和场景；同时，节目还“就事论事”设置讨论、问答、点评环节，理以事显、事以理成，从而碰撞出共识和共鸣。正所谓“田间地头拉家常，一问一答谈发展，一边答疑解惑出谋划策，一边趣味盎然融合传播”。为此，在理论节目中，抽象和平面的理论变得具象和立体，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过程变成行进式、交互式，使得为人民群众提供科学方法论的过程更为系统、直观、有力。
吴汉锋：“县中塌陷”是县域整体教育的警示信号
近年来，“县中塌陷”现象引发教育界持续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有政协委员再次提出，在不少省份，许多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起来的历史名校在一些“超级中学”的挤压下，生源、师资流失，质量严重下滑，辉煌多年的“县中模式”整体消解，“县中塌陷”现象亟须重视并得到妥善解决。事实上，那些“县中塌陷”的县域，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也难言可观。
一些县中拼尽全力也就只能维持一定水平，触摸更高的“天花板”，则需要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来共同实现。以县中提升为引领，一体化提升学前阶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的整体质量，通过县管校聘、学区制、集团化办学、“公民同招”等优化办学格局，通过定向培养和精准培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甚至加强地校合作，引入高质量办学集群等有效办法，推动县域教育均衡迈向高位优质均衡，冲抵“掐尖”和流动带来的负面效果。振兴县中的治本之举正在乎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县中塌陷”更应该是县域整体教育的一个警示信号，其治理应对也应标本兼治、整体考量。
秦虹：更好地发挥城市更新作用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到“十四五”期末，力争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如此估算，涉及建筑面积约55亿平方米，投资总额可达5.5万亿元，如改造期为5年，每年可新增投资约1万亿元以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方面能够通过补齐幼儿园、停车场等短缺的服务设施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改造过程中对金融、能源、材料、工程等领域的拉动均见效较快。
城市更新还有望激发商业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旧商业区或存量运营不善的商业业态通过更新改造能够有效实现运营效能的提升、消费规模的扩容。以步行街更新改造为例，从2018年底起，商务部在11个城市开展首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工作，2019年，11条步行街总客流量和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2.6%和17%。城市更新后形成更加浓厚的商务氛围和合理的产业集群，有助于吸引优质商户进一步集聚落户，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商圈名片。
关利欣：增强新型消费发展动能
近年来，我国以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型消费快速发展，为了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新动能，需要不断向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延伸拓展，推动5G、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各类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应用，加快以新技术促进新装备新设备应用。
伴随数字经济深入发展，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为此，要推动以数据赋能生产和流通企业，助力提升产业链协同效力和流通效率。
针对新型消费基础设施不足、服务能力偏弱等问题，应该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大软硬件建设力度，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双千兆”网络，加快补齐发展短板。
更要保障政策创新落实。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打破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经济治理模式，为新型消费发展提供全方位制度和政策支撑。
田永坡：当前劳动力市场七个新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和流动制度改革的深入，劳动者的供需和流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相关地区和行业的调研数据看，有七个方面值得注意。
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日益紧缺、职业培训日益得到流动劳动力的重视、新型城镇化战略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风向标、劳动力在大城市流动呈现出“一升一降”（劳动力流动呈现出高校毕业生规模增长、简单劳动力流入规模缩减的特点）的特点、流动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呈现出增长之势、农民工流动呈现“一增一减”（“一增”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持续增高，“一减”是农民工跨省流动比例降低）的趋势，以及以网络招聘为代表的人力资源服务在劳动力就业和流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我国劳动力市场近几年供需力量对比转变的写照。面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新趋势，公共政策应给予相应关注。一是推进公共服务资源特别是就业、教育、培训等向乡镇和农村下沉；二是发挥各类培训资源的协同作用，突出用人单位在流动人员培训中的主体作用，鼓励企业根据员工工作年限长短实施激励性培训并给予政策支持；三是提高劳动力流动的信息监测和服务水平，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通公共服务平台和大型市场服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形成劳动力市场监测的有机统一体系。
闻效仪：新发展格局对劳动关系的新要求
劳动关系模式是与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我国过去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在国际市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我国劳动力资源充沛的基础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转移到沿海城市从事“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工厂中，并通过比较劳动力成本优势，帮助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环节获取竞争优势。经过40年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在劳动关系方面的弊端开始不断显现，发展动能明显减弱。因此，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和完善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提升劳动关系领域治理水平，显得尤为迫切。构建劳动关系协调新机制有三个重点：
维护和发展好劳动者权益，大力推动集体协商制度。此外，还需健全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新发展格局中的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将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加强对劳动关系形势的分析研判，建立劳动关系群体性纠纷的经常性排查和动态监测预警制度，及时发现和积极解决劳动关系领域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效防范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也是构建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重要内容。
曾智安：汉乐府中的黄鹄书写
汉乐府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瑰宝。它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却以高超的艺术性，深刻表现了汉代的社会现实与时人的精神生活。神仙世界、芸芸众生、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在汉乐府中均有表现，千姿百态，精彩纷呈，而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鸟类中的黄鹄。
很少有一个对象能像黄鹄那样在汉乐府中享有殊荣。在传世不多的汉乐府曲调中，有三个乐曲直接以黄鹄命名。例如汉高祖刘邦创制的楚歌，其曲辞“鸿鹄高飞，一举千里”实则本自《商君书·画策》“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汉武帝时代的横吹曲《黄鹄》是李延年根据胡乐《摩诃兜勒》改制而成；汉昭帝创制的《黄鹄歌》可谓汉乐府史上的一段佳话。此外，南朝清商曲中还有吴歌《黄鹄曲》。该曲与汉代三首《黄鹄》是否相关不得而知。但汉魏六朝有四个乐曲直接以黄鹄命名，而汉代独居其三，可见黄鹄在汉乐府史上的独特地位。
另外，黄鹄是中国早期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意象，其核心内涵在于黄鹄能高飞远举的生物学特征。汉高祖的《黄鹄》及《乌孙公主歌》《临高台》《雉子斑》《乌生八九子》等乐府诗对黄鹄的书写，都在不同层面表现黄鹄的高飞远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乐府对黄鹄的书写，是对先秦两汉文学中黄鹄意象内涵的回应与总结。
刘海涛：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义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基于“身前身后的欧洲市民社会”提出了一种“共同体”理论。20世纪30～40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引入和消化滕尼斯“共同体”概念的同时，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变迁和经济社会转型，开启了一条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之路，这对于推进当今学界“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亦有重要影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和方向，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场域。事实上，“共同体”已然成为破解当今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重要思路和实践路径。而关于“共同体”的经验研究及理论思考，国外学界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如何将国外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所用”，使之成为我们研究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参照工具，是一个需要深入反思的问题。从学理发展的意义上看，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滕尼斯“共同体”理论早期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为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探索路径。
杜佳玉 鲍展斌：《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着丰富的革命斗争思想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是党的革命精神谱系之“魂”，其核心要义就是共产主义信仰。纵观中国革命精神谱系，虽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均内蕴共产主义信仰这一思想特征。究其根源，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思想源头。
斗争精神是我们党赢得过往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赢得新的伟大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着丰富的革命斗争思想。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必须团结起来，采取革命斗争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在资本主义世界腾空出世，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参与斗争，彰显了彻底的革命斗争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继承并弘扬了这一思想，成为贯穿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特征。在党百年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众多的革命精神，其中均包含了革命斗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王宪昭：神话中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许多民族神话都将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共同拥有一个文化祖先恰如其分地融入丰富多彩的神话叙事中，诸如众所周知的盘古、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不仅在各地汉族神话中非常多见，在许多少数民族神话中同样妇孺皆知。像盘古，无论是北方地区还是南方民族都有他的身影，在不同民族神话中出现了“盘古王”“盘古大王”“盘古真人”“盘果王”“盘古三郎”“盘老大”以及“盘与古兄妹”“盘古盘生兄弟”等不同名称。
像各民族神话中出现的伏羲、女娲，有的神话说二者是夫妻，有的神话说是兄妹，有的神话说是姐弟，有的说是母子或父女。如“伏羲”这个名称，不仅在以往的文献中出现了“牺”“宓羲”“庖牺”“包牺”“炮牺”“牺皇”“皇羲”“虑戏”“虑羲”“太皞”“太昊伏羲”等称谓，反映出其流传的广阔时空，在现当代民间采集的神话中还有“伏依”“伏戏”“牛羲”“伏羲兄妹”“伏义兄妹”“伏哥羲妹”“羲哥和羲妹”“苏哥细妹”等各种变体，同样表明伏羲在各民族神话中已经成为共识。具有女始祖身份的女娲，在我国30多个民族神话中也都有广泛流传。不同民族对共同始祖的认同与信仰，使各民族之间产生了一种基于共同血缘关系的亲和力，是群体归属感和自豪感的文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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