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华盛：我国“人才红利”可观
人才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我国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人才红利”可观。
截至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80.08万人，按照从事的研究类型来看，基础研究39.20万人，应用研究61.54万人，试验发展379.37万人。可见，我国从事技术转化工作的人才储备充足，而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人才正在逐步积累。
在“人才红利”当中，我国的“工程师红利”尤其显著。2020年中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110.7万人，其中理工科研究生中，博士占79%，硕士占57%。2020年中国研究生毕业人数达72.9万人。从1978年到2018年的四十年间，研究生数量增加了约80倍。
此外，中国早年出国留学出去多、回来少，人才流失严重。但是，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国内就业环境优化，留学生回国浪潮正在兴起。另外，虽然我国近些年普通劳动力用工成本上升，但是我国的高技能人才如工程师的用工成本相对于欧美国家仍然低不少，使得我国发展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人力成本比较优势。
赖德胜:职业技术教育怎样适应劳动力市场
一是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推进职普融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学徒制，完善与职业教育发展相适应的学位授予标准和评价机制，建立起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二是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对劳动力市场适应性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德国等职业教育强国的重要经验。
三是结合区域产业布局突出人才培养特色。
四是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培养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毛涛：应适时开征碳税
近年来，国家开始运用碳排放、用能权、节能量交易等手段促进温室气体减排，但现有的市场化手段尚不完善，笔者建议，应适时开征碳税。
条件成熟时，应将碳税作为碳排放交易的必要补充，形成以“碳排放交易+碳税”为主要减排手段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碳税，推动碳减排交易机制之外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关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当我国同时适用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制度时，可以按照以下思路协调二者的关系：按照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对企业进行分类，达到特定排放量要求的企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其他企业征收碳税。同时，为了减少制度设计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也可以考虑给予企业一定的选择权，即在某个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区间的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加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或是缴纳碳税。
汪育文：社会力量在教育扶贫中的新作为
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具有资源汇集效应。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可能会导致家庭贫困学生失去教育机会。行业、企业、非政府组织、校友会、理事会、智库等社会力量利用筹资、捐赠、资助等手段，以设立奖助学金、提供志愿服务、援助法律事务、建设教学场馆、建立就业创业基地、招聘勤工助学岗位和赞助校园文化活动等形式进行教育援助。
社会力量特别是一些带有行业协会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内部人员大多是由一群有名望、有情怀、有担当的专业人士和一批饱含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组成，他们参与教育扶贫，不仅能够在资金上给予援助，更能够为资助对象带来创新思维和活力。
社会组织既有平台优势和资源优势，又有组织优势，他们参与教育扶贫，已经从注重学费援助、设施捐助等“硬公益”转向对贫困地区学生成长成才的“软服务”，逐渐从“扶教育之贫”发展到“依教育扶贫”，此类造血式教育扶贫可以激发受助群体的内生动力，使部分贫困家庭减贫脱贫。
赵畅：切实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要把革命文物保护好，必须加大投入。要通过必要的调查摸底，从整合优化资源出发，有针对性地加大分级投入保护的力度。尤其对那些红色元素浓、文物价值高但年代久远、原本保护不力的革命文物，则必须实行抢救性保护，舍得投入，立马抢救，运用非常手段而尽可能将其恢复到原来状态。对于其他现状尚可的革命文物，也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加强日常性的维护，并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确保革命文物处于“安全、可控，放心、可用”的状态。在有条件的革命文物场馆内，应力求通过内容引擎、体验空间、传播媒体和合作枢纽功能，把革命文物内在的精神能量真正激发出来，把革命文物应有的价值作用积极发挥出来。
要加强载体设计，视革命文物的特点、内容，考虑党史学习教育的需要，精心设计相匹配的多种形式的生动载体，吸引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其中，自觉接受教育。
王光鑫、陈坚：怎样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与启示
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导致工人阶级比重很小，绝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很多知识分子，还有非劳动者阶层革命分子。同时，党还长期处于农村根据地的斗争环境。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成为迫切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党通过经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探索出总结历史经验和整党整风的有效手段，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右倾错误，逐渐走向成熟。党还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培育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这些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李兆杰：崇尚共产党人的大德公德私德
做到学史崇德，可以从理想信念坚定的大德、执政为民的公德、严以律己的私德三个方面来把握。
从党的历史中体悟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坚定的大德。学史崇德，就要通过学习党的政治锻造史，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补足精神之钙，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永葆对党的忠诚之心。
从党的历史中体悟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公德。学史崇德，就要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永葆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从党的历史中体悟共产党人严以律己的私德。学史崇德，就要通过学习党的自身建设史，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始终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黄锦前：“马踏飞燕”应为“马踏飞鹰”抑或“天马逮乌”
前段时间，多家微信平台皆集中报道、转发一个重要发现，即俗称“马踏飞燕”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铜奔马，马蹄所踏之鸟并非燕，而是匈奴王冠上的权力象征之鹰，奔马则是汉代河西地区出产的训练有素的军马。“马踏飞鹰”青铜雕塑的主题与陕西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相同，都是墓主人战胜匈奴的纪念性雕塑。因此，“马踏飞燕”应该改名为“马踏匈奴鹰”。
不过，要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解决该器的年代问题。
“马踏飞燕”出自的武威雷台墓葬，系1969年10月发现并发掘。自发现以来，其年代问题在学术界便有很大的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东汉墓，另一种则主张是较晚的西晋墓，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
何双全、吴荣曾、孙机、郭永利等学者先后以墓葬形制及出土的典型器物如五铢钱等为据，论证其年代为西晋。那么，正如一般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该墓所出随葬品应与墓葬年代相仿，而“马踏飞燕”的年代，显然系西晋而非东汉。回过头来再看，当初以东汉墓葬的时代为背景，将其命名为“马踏飞燕”，抑或现在有人主张更名为“马踏匈奴鹰”，自然也就失去了赖以成立的前提。
“马踏飞燕”的准确寓意，也需结合墓葬和器物的年代及时空背景，重新进行反思。曹定云认为，铜奔马所踏之“鸟”实为“乌”即“乌鸦”，代表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即“太阳”。由浙江龙游石窟“天马行空”图，可证武威雷台奔马铜雕应是“天马逮乌”；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中有“逮乌鸦”，即奔跑速度极快的“千里马”，此马名之产生，实源于天上的“天马”，是用天上的“天马”比喻人间的“千里马”。从器物造型、墓葬年代以及当时的时空与历史背景来看，在现有的各种说法中，似以此说最为符合实际，应是目前最为合理的解释。
夏海龙、吴天龙：实施粮食安全战略需多维发力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一项大的战略工程，不仅需要保障总量的安全，还需要实现结构的安全；不仅需要保障数量的安全，还需要确保质量的安全；不仅需要保障生产的安全，还需要保证供给的安全；不仅需要保障当下的安全，还需要接续长久的安全。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也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形势，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既要确保农业生产资源不减少，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稳定并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又要落实属地责任、突出责任担当，继续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实行党政同责，确保粮食生产政策的落地和落实。
持续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必须在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构建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产得足，还需供得畅。要继续加强政府对粮食产业运行的宏观调控，完善生产、加工、收购、运输、储备、销售供应链，并合理布局区域性农产品应急保供基地，加快培育多元市场购销主体，有序搞好搞活国内粮食购销。
有效减少产后损失和浪费。切实抓好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减损工作，并且积极开展粮食节约行动，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积极营造更安全的国际贸易环境。积极开展重要农产品国际合作，健全农产品进口管理机制，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李澜、王建新：论环境约束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高质量转型
从民族地区生态脆弱性出发，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法对2000-2017年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以不断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扩张发展规模为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此期的经济高速发展贡献不足，客观上导致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过程中面临稳定数量增长与实现绿色效益之间的内在矛盾。基于对此矛盾的理性认识，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一方面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摈弃数量增长的片面追求，摆脱传统发展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重在选择绿色创新之路，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提升绿色技术进步贡献率，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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