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涛：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十分必要
中国制造业占比的持续下降，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趋稳回升，是一个警示信号，必须高度重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和智能制造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失衡因素，是导致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资金流入放缓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长期来看，由于服务业更多地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和终端延伸，出于国内经济安全稳定的保障，我国不仅必须保持一定的制造业规模以吸收服务业投入，也需要发挥制造业在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方面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在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中，更需要发挥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引领作用。如果任由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比重持续萎缩，中国将无法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抢得先机，失去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地位、锻造产业链和供应链强度和韧性、补齐产业链和供应链断点和短板的机会。
曾铮：释放三大潜力，拓展超大规模国内市场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最为直接的目的就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国内市场潜力。为解决目前存在的总量、结构、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在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上下功夫，不断释放总量、结构和体制三个方面的系统性潜力，从而拓展超大规模市场的广度、宽度和深度。总的来说，要从投资和消费两个层面入手，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发力，通过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扩增市场容量，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市场结构，通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市场体制，最终解决总量非效率、结构非均质、体制非对称三个方面的矛盾，以立体化的政策体系释放总量、结构和体制三个系统性潜力，从而拓展超大规模市场的广度、宽度和深度，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王俊秀：新媒体时代社会情绪的新特征
新媒体时代虽然信息爆炸、传播迅速，但大量的信息在传播中同时被淹没了，当然也有一些信息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信息传播更集中，也比以往更容易实现家喻户晓。新媒体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的传播更具情绪特征，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本身也成为一种传播信息。
新媒体时代社会成员更易产生共同情绪；新媒体时代的情绪是分化的，更易两极化；大强度事件使情绪反应钝化、情感淡漠；传播放大了风险，也提高了社会情绪强度；新媒体时代社会情绪更易相互感染。
原文链接：社会治理也是社会情感治理，实现以社会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凝聚
高帆：城乡融合发展面临新形势，需要解决新问题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我国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但结构特征已发生了变化，城乡融合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面临新的形势，需要解决新的问题。例如：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0美元，并在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均在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深刻转变，2020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9.2%和32.7%；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超过60%、农民工总量超过2.8亿人，城乡商品和要素呈现加速流动态势；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彰显，城乡居民自主开展经济活动的空间在扩展。
条件的变化意味着解决问题方案的调整，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着重推进城乡在主体结构、产业形态、要素流动方式、空间布局、公共产品配置格局等方面实现转变，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
刘余莉：中国伦理文化的特点
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不会凭空出现，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在西方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教会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人的道德品质依靠教会培养，领导者也不例外。
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伦理文化。通过学校教育进行道德教育，是中国治理的一大特色。古代的君王，无不把教化人民作为治国要务，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设立庠序（地方学校）在地方教化人民。在道德教育中，坚持以孝道为本、文化为要、身教为先的原则，通过以礼乐射御书术为内容的教育，把人培养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圣贤，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中，特别重视对官员的品德教育。不仅如此，良好的礼乐教化，还可以“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渺”，甚至还可以达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使人不仅不敢作恶、不能作恶，也耻于作恶，不想、不愿作恶。
张海鹏：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特点的总结
1939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重要著作。在这一重要理论著作中，毛泽东专门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霍巍：观察三星堆的三个重要维度
自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破土发掘以来，世人对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关注热度再度火爆，各种猜测和解释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人们之所以对三星堆感到神秘，正因为我们过去太习惯于用传统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它，用我们已知的“知识图谱”去对照这个未知的世界。观察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个重要维度，从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看，三星堆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第二个重要维度，是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殷周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目前关注度极高的问题之一。第三个维度，是世界古代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
陈朋：发挥大数据巩固脱贫成果作用
大数据为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的威力，认真解决数据孤岛问题。整合条块分割的数据资源，建立一体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和信息处理系统，提升数据信息的整合覆盖、分级管理、统筹利用和互认共享水平，特别是要让医疗救助、义务教育、民生保障等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关的信息资源高效共享。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要提高数据信息共享效率。尤其是要利用推进新基建的契机，加强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物联网、无线网等大数据布局，提高大数据移动交互的便利性，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技术支撑。
蔡之兵：新发展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路径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新发展理念究竟从何处着力？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找到影响现代化进程成败的关键因素。从新发展理念与缩小收入差距的关系分析，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既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又各有职责、各有分工。第一，创新发展是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关键。第二，协调发展是缩小发达区域与后发区域收入差距的关键。第三，绿色发展是缩小不同主体功能区发展差距的关键。第四，开放发展是缩小开放型产业和封闭型产业收入差距的关键。第五，共享发展是缩小居民个体收入差距的关键。
赵硕刚,牛犁：扩大新兴产业投资要优先把好“设计关”
扩大新兴产业投资要优先把好“设计关”，在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落实新兴产业发展“施工图”时，需要首先做好统筹规划，避免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一是要优化规划布局。根据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要素禀赋特点、产业迭代规律，综合行业需求、技术水平、人员团队、资金保障等多方面考虑，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充分评估，科学规划新兴产业项目类型和区域布局，引导企业理性投资。
二是要建立预警机制。加强针对新兴产业项目投资、投产及运行情况的跟踪分析，对行业在建产能增长明显超出实际需求等情况，及时进行预警和项目调整。建立地方政府、银行、投资基金等项目融资方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及时进行风险警示。
三是要完善市场体系。明晰企业和政府权责边界，坚持企业和金融机构自主决策，政府主要负责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发展配套政策，严格行业准入标准，规范市场秩序，加强行业指导和管理，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并完善问责机制，对造成重大损失或引发重大风险的项目通报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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