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容海：教育惩戒须明辨“孤立”与“隔离”
物理上或者空间上的隔离，正是常见的一种教育惩戒。教育方式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从大里说，最常见的停学、劝退，从小里说，调个座位、分开座、叫到办公室谈话，都是隔离的一种。只要隔离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不影响学生的正当权利和基本需要，在一定的时限范围内，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不违背教育性和教育原则，是属于教育惩戒的基本范畴的。
而“孤立”就是刻意伤害儿童心理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教师自己甚至怂恿学生对某位同学通过刺激性的语言、对立性的行为或者所谓“冷暴力”，在学习、游戏等各种活动上进行排斥，忽视、剥夺其基本权利，从而达到将其从心理上驱逐出本团队和本群体的目的。“孤立”不需要物理或者空间上隔离就可以实现，其身心伤害和正常的教育隔离已是天渊之别，事实上已经属于“校园欺凌”的范畴。
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好“隔离”的时、度、效，避免“隔离”滑向“孤立”或者引发个体被孤立的感受。这既要靠原则的明晰和制度性的底线规定，更要发扬教师和学校灵活的育人艺术。
刘志军：别一听单身潮就喊“狼来了”
最近有关“中国超2亿人单身”“我国家庭呈单身化趋势”的报道，再次引发国人对人口和生育问题的担忧。笔者认为，单身率攀升、生育意愿低企是经历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充分发展的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在当前中国房价高企、学位紧缺、教育内卷的客观社会背景下也是必然趋势。
一方面，与单身率攀升相伴随的生育率下降甚至人口负增长并非大问题，更非社会灾难。笔者一直秉持这样的观点，即无论政府养老还是社会养老，都是在一个人年轻年老之间或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进行不同形式的财富转移支付。因此，我们只需反思现有养老金制度等社会设计能否适应这种转移支付。
另一方面，人类本身具有强大的自然调节机制，政府和社会可以介入这一自我调节过程以缓解其阵痛，但并不能逆转其趋势。不过，人类的自我调节会具有一定滞后性，其间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转型阵痛，也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政府和社会的人为介入也就具有其必要性。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口不必然是负担也不必然是资源，人口质量才是关键。社会在变，观念也在更新，面对生育率的兴衰浮沉，动辄惊呼“狼来了”并不可取。
刘元春：超大城市治理战略
超大城市作为政产学研集中的核心体系，不仅应当成为科技创新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要成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新发展格局要求超大城市的治理不仅仅要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应当成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排头兵，要成为扩大内需的一个枢纽。中国城乡的消费比重差异很大，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消费强度差异很大，因此消费潜力的挖掘，特别是中产阶层、中高收入阶层的中高端消费潜力的释放，超大城市承载着很重要的核心作用。超大城市要成为数字社会、数字时代的引领者，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何忠国：坚定不移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客观上有利于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从国内国际两个经济循环体系看，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国内大循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为载体，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补充和支持，以国民经济循环顺畅、国内分工不断深化、国家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为内生动力。国际大循环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基础，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依托，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为主要表现形式，各经济体基于比较优势相互竞争、相互依存。
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对外开放，也不意味着要挤压或放弃国际大循环，而是在更高水平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体系的同时，从我国国情出发，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郑晓云：亟待被重视的水卫生研究
在中文学术语境中，水卫生是一个尚未被系统提及的概念，与国际学术界有较大的差距。水卫生涵盖的领域十分宽泛，综合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可将其内涵概括为清洁水的供应、污水处理、沐浴和水冲厕所等三个核心层面。截至目前，全球仍然有18亿人口使用未经任何处理的饮用水，对与水相关的疾病没有任何防范。全球所产生的污水有80%尚未进行任何处理或者再利用，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加强水卫生体系建设，提高水卫生发展水平，依然任重道远。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获得启迪，这不仅是学术建设的需要，更是现实发展的需要。
敬文东：莫言是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杰出讲述者
莫言的创作开始于新时期，他从司马迁、蒲松龄等人身上继承并发扬了中国的优秀文化精神，从鲁迅手中接过乡土文学的传统并且进行创新。在由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莫言成为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杰出讲述者。张雪飞的《个体生命视角下的莫言小说研究》一书，从个体生命的视角观照莫言作品人物的命运，确切体会且把握到了莫言对中国传统生命观的用心思考，并将莫言的作品置于一个有关人类动物性的中西文化坐标系中进行考察，从动物性的完整意义出发，来理解莫言作品中的生命。这也意味着，作者将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放在同一个平台打量，更强调生命的整体性与关联性，更倾心于一种大生命观，并指出了莫言作品中蕴含的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也道出了莫言对人类命运问题的思索与担忧。
郑风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两个关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两个关键：一是对已经脱贫的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和近亿脱贫人口如何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做到不返贫；二是全国其他的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脱贫人口如何在乡村振兴中衔接学习脱贫攻坚战中形成的体制机制，加快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也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三农工作的重心转移是解决全国所有农民如何富有的问题，包括未来的农业如何高质高效，未来的乡村如何宜居宜业，未来的农民如何富裕富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差别很大，前者主要涉及1亿人脱贫问题，后者涉及6亿农民问题；前者涉及12.8万个贫困村，后者涉及57万个行政村；前者主要集中在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后者涉及全国2800多个县；前者主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者着重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李慧云：提升京津冀区域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
无论从推动京津冀碳交易协同发展还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衡量，提升京津冀区域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都具有重大意义。提升京津冀区域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是推动京津冀区域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撬动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着力点，也是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提升京津冀区域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从京津冀碳交易协同视角出发，要形成政府监管主导、社会公众监督助力、媒体监督并重与企业自律为本的“四位一体”监管格局。
李晓帆：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新释
“敬鬼神而远之”，该句出自《论语·雍也》篇：“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在这个场景中，弟子樊迟问孔子何为“知”，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务民之义”一句有教导民众以化民成俗之意，对此各家并无明显分歧，但以往遭到忽略的是：在孔子所处历史世界中，寓教于祭是重要的务民之道，正如孔子所言：“合鬼与神，教之至也。”祭礼为民众提供了生动的道德教化场景，长幼尊卑之序得以在其中反复修习，又可唤起民众庄敬顺孝之心，体现了寓教于祭并以之务民的过程。
在“樊迟问知”的对话中，实则有两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其一，祭礼愈敬则愈远于人情，其二，祭礼是重要的务民方式。由此看来，孔子在答何以为“知”时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或可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孔子寓教于祭，以“敬鬼神”为务民的重要方式；第二，孔子承袭周之祭礼愈敬则愈远人情的祭祀理念，“远之”实乃远于人情所好，这是“敬鬼神”的必然要求，背后蕴含着彰天神之尊、念古之先贤、使与祭者更加集中于祭祀的制礼观念；第三，孔子以“敬鬼神而远之”为“知”，实则是肯定了“因敬而远”的祭礼作为务民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实践意义。因此“敬鬼神而远之”或为孔子承袭周之旧制，对远人情祭祀原则的肯定与重申。
林宏鸣：以演出为中心，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
演出是文艺院团存在的基本价值。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国有文艺院团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任务。院团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使命，最终都需要通过演出来体现。
院团的演出不是静止的、孤立的，仅体现在表演这一个方面，它是一个集各要素——即围绕表演所进行的创作、推广、营销、受众等——为一体的动态过程，因此，推动国有文艺院团发展，突破点就是构建以演出为中心的院团运营机制，只有如此，才有助于解决院团发展普遍存在的“四个脱节”问题，即创作和演出脱节、演出和受众脱节、传承和传播脱节、艺术和市场脱节。
建立以演出为中心的院团运营机制，关键是处理好五种关系。
一是处理好演出与受众的关系，实现受众导向具象化。二是处理好演出与创作的关系，实现创作演出一体化。三是处理好演出与人才的关系，实现人才锤炼实战化。四是处理好演出与市场的关系，实现艺术营销专业化。五是处理好演出与品牌的关系，实现品牌建设系列化。
“学术卡片”栏目所摘选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系统）、光明日报理论部等主流媒体，希望借此栏目为广大学者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