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创新核算体系推进绿色发展

　　李宏伟：创新核算体系推进绿色发展

　　在我们过去以GDP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一直未能将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尤其是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产品纳入其中，这也是导致人们无法认识自然价值、无限索取自然、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主要原因之一。GEP是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GEP核算可以弥补目前考核评价体系中存在的缺陷，科学核算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并通过政策创新使其转化成经济效益。

　　深圳率先探索GEP核算，建立了“城市GEP”核算制度体系，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通过将GEP作为生态效益评估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深圳建立了城市GEP与GD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工作机制，能够全面监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状况，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科学依据，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提供抓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原文链接：创新核算体系推进绿色发展

　　

　　夏春涛：党的十八大召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

　　十八大至今虽不到十年，但具有特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党的十八大起，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党员构成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骨干，这在党的新老交替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象征性意义。近年来，我们遇到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从国际环境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日趋纷繁复杂。从国内环境看，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艰巨，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持续增大，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战场。总之，国内外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党中央经受住了考验，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二是以党的十八大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党中央攻坚克难，为开辟新时代做了大量开创性、基础性工作，对未来作了全面擘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原文链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领路人

　　

　　张箭：辣椒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

　　辣椒，又叫番椒、大椒、辣子、海椒、秦椒、辣茄等。起源于美洲，欧洲人“发现”并将辣椒传播到非洲、亚洲等地区，印度人、阿拉伯人、马来人等也参与了辣椒的传播。辣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交流、交往的历史。

　　明代万历年间，辣椒传入中国。传入途径一是经丝绸之路，在甘、陕等地栽培；二是经海路，在两广栽培，再传入云南。中国关于辣椒的记载始见于明代高濂著作《草花谱》（约1590年成书），“番椒，丛生，白花，（果）子俨秃头笔，味辣，色红，甚可观，子种”。清初陈淏子所著《花镜》（1688年成书）对辣椒记述翔实：“番椒……丛生白花，深秋结子，俨如秃笔头倒垂，初绿后朱红，悬挂可观，其味最辣。人多采用，研极细，冬月以代胡椒。”由此可见，辣椒刚引进时主要供观赏用，后又由花作蔬，继而由菜兼当调料。在此之前，中国的辛辣调味品主要是生姜、胡椒、花椒等。辣椒传入后，逐渐担当起辛辣味的“主角”，并和原有的辛辣品互补而相得益彰。到19世纪上半叶，辣椒在中国的栽培和食用已经相当普及，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国蔬要品，每顿不离”。今天，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辣椒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是名副其实的辣椒王国。

　　原文链接：辣椒在全球的传播

　　

　　朱海就：功利主义经济学三次飞跃

　　经济学是功利主义的科学，正确理解功利主义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从“效用”到“价值”，这是功利主义的一次飞跃。边际效用确立了主观价值，主观主义在广义上可以归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有两个发展方向。其中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通常说的主流经济学。另一个发展方向是把效用与个体行动的目的性联系起来。个体根据自己对未来将要获得效用的判断来选择目标和手段，所以在这种方法中，效用不是个体已经获得的满足感，而是指个体将要得到的满足感。也就是说，效用本身其实已经不是关注的对象，关注的对象已经切换到个体的选择（行动）上，这是功利主义的第二次飞跃。这两个发展方向的区分，与经济学在何种程度上是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有关。

　　经济学家认识到社会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则，这些法则是被“追求功利”的个体在无数的个体行动中选择出来的。在不存在人为强制的情况下，制度是因为有利于个体幸福的增进才得以存在的，或者说，制度的合法性在于有助于个体的利益。允许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才使那些有助于个体利益的规则得以产生。从行动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到制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的第三次飞跃。

　　原文链接：功利主义经济学三次飞跃

　　

　　刘金祥：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根基

　　法律文化凝聚社会共识、确立法治理想、贯通民族精神、彰显时代主题，是植根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对法治价值的尊崇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需要锻铸法律文化，人民需要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律文化是一个锻造法治内在品质的过程，需要进行坚持不懈的精神积累和持之以恒的人文传承。钱穆先生说：“一切问题由文化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解决”。文化是精神的母体，什么性质的文化就孕育出什么状态的精神。当下要针对我国法律文化孱弱和法治精神缺失这一现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注重加强对法治理论的研究和对现实问题的研判，善于从法治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性认识，积累法治精神赖以产生的文化资源；要主动继承吸收中国法治传统的优质元素，勇于借鉴采撷发达国家的先进法律文化，结合国情加以修正改造，使之民族化、本土化，逐步夯实法律文化赖以滋生的精神土壤。同时，要鼓励支持法律文艺创作，构建法律文化阵地和载体，发挥法律媒体的舆论推介作用，重点倡导和传播规则、契约、公信等基础性法律观念，营造法律文化赖以成长的精神氛围。

　　原文链接：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根基

　　

　　陈赛、王志：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的合理规制

　　财产是公民享有尊严和自由的重要保障，对涉案财物处置予以程序规制具有重要价值。刑事诉讼程序对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等“对人强制措施”均有证据要求，需要收集证据证明达到法定条件才可以执行或解除强制措施。刑事诉讼对物强制措施对于当事人具有同等重要的用意，应当建立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的证据规则：

　　一是明确证明对象。办案机关应当收集证据证明财物与刑事案件是否有关及将要采取强制措施种类、时机、期限等是否具有合理性。对于后者，证据应当足以证实“并无更优强制措施可以替代将要采取的强制措施”。

　　二是明确举证责任主体。当事人享有对涉案财物原有的支配、收益等权能，采取对物强制措施的办案机关，负有举证责任以对抗当事人对物权能。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提出证据对涉案财物处置提出异议后，举证证明该异议不成立的责任亦由办案机关承担。

　　原文链接：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的合理规制

　　

　　赵书峰：中国民族器乐的“主体性”文化表达

　　中国民族器乐当代创作中呈现的“族性音调”特征以及创作美学意蕴中具有的中国风格、中国气质，及其多维度的文化身份表达（族群认同、区域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是典型的“中国性”表征。换言之，中国民族器乐当代创作在旋律素材、旋律创作特征以及作品的审美意蕴方面只有传达出中国文化认同的多层级构建，才能真正凸显“民族性”与“中国性”特征。中国民族器乐当代创作的素材与审美品格必须符合中国大众的听觉审美定式，才是真正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身份表达。因此，中国民乐当代创作思想只有具备“民族性”与“中国性”才能真正表达出其音乐创作理念的“主体性”文化建构。

　　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中国民族器乐当代创作问题的“主体性”表达，即民乐当代创作问题首先要坚持以普通民众的欣赏为审美主体的创作思想，要坚持作品创作的审美的大众性。而中国民族器乐当代创作的“中国性”表达，是基于中国各民族音乐元素基础上的，以某一族群代表性“族性音调”作为创作母体或核心素材，而且审美受众更加符合中国民众的耳朵。比如中国当代青年作曲家王丹红的系列作品音乐会《弦上狂想》，其系列作品之一《玫瑰狂想曲》以新疆哈萨克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为主要创作元素。《弦意岭南》以广东岭南地区的民间音乐《平湖秋月》《落水天》《旱天雷》为创作素材，可以看出，其系列音乐会作品的音乐鲜明地呈现出“民族性”与“中国性”特征，所以这样的作品才真正代表了中国民乐当代创作的“主体性”文化表达。

　　原文链接：民族性与中国性：中国民族器乐当代创作的“主体性”文化表达

　　

　　王玉斌：准确判断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的问题

　　调研发现，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有效实现土地不流转前提下现代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越过土地细碎化陷阱，通过服务的规模化提升生产的规模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击碎“高额地租正在毁掉中国农业”的担忧，化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背负的土地流转成本与承担的较大生产经营风险；实现传统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融合，加速普及现代农业装备和技术手段，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科技贡献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各方积极性发挥和优势互补，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另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测土配方施肥、飞防、大型机具等实现多环节多途径节本，减少了种肥药等用量与支出，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品质与售价，契合了环保要求和绿色发展，并且节本增效幅度更大、生产规模越大，效果越明显。

　　因此，需准确判断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的问题。首先，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起步阶段具有短板弱项：服务主体规模小、实力弱，大型企业占比低；服务对象重大轻小，小农户带动方面需要加强；服务监管相对滞后，服务标准、规范、合同、价格、平台等方面亟需跟进。其次，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不平衡：种养业之间不平衡，种植业发展快，而养殖业、种养结合以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滞后；种植业内部不平衡，大宗作物发展快，其他作物发展慢；地域不平衡，平原地区较丘陵山地发展快。第三，政策层面需要配套对接：传统流动农机大军与补贴政策之间的衔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城乡统筹全方位服务相衔接；城乡互融互通共建共享渠道与平台建设问题；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与制度配套。第四，要适应四个变化：由以大田作物为主向种养全覆盖；由平原地区集中连片为主向全地形推进；土地由撂荒、水土流失严重向高投入集中整治过渡；规模经营实现形式由集中流转向托管占比逐步增加转变。

　　原文链接：科学认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侯猛：法律的经验研究范式：以规范研究为参照

　　作为法律研究的范式之一，法律的经验研究主要围绕法律的运行过程、法律的影响、法律与社会规范三类问题展开，运用宏观社会、微观社会、微观个体三种基本社会科学视角进行观察。法律的经验研究不仅可以解释问题，也可以围绕事实来解决问题：在立法论层面，经验研究可以转化为公共政策分析。在解释论层面，经验研究可以帮助形成证据事实，能够提升利益衡量和后果考量的准确程度。法律的经验研究不可能脱离规范来研究经验事实，因此，需要与规范研究进行分工合作，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教义知识基础上迭代升级，在整体论基础上形成知识体系并追求理论意义。

　　原文链接：法律的经验研究范式：以规范研究为参照

　　

　　颜岩：论赫勒的现代性道德哲学

　　赫勒从社会人类学出发，既反对行为主义无视本能的外部环境决定论，也反对“第三思潮”固化本能的自然主义宿命论，强调社会文化（道德）对人的本性（能）的影响，认为本能理论应关注人的潜能的实现。通过阐释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的境况，赫勒认为现代人拥有双重先验和双重偶然性，注定只能生活在历史性的张力中，只有进行存在的选择，伦理地选择做一个好人，将偶然性转变为自身的命运，才能获得自由。赫勒坚信好人在现代性条件下能够存在，并且能够诉诸个性伦理学成为具有个性的个体。

　　赫勒的现代性道德哲学有助于人们摆脱历史宿命论和经济决定论，彰显伦理道德的当代价值，在文化悲观主义的阴霾下提振人心。其根本缺陷在于未能洞察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资本逻辑，低估了生产关系对文化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影响，带有主观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色彩。

　　原文链接：论赫勒的现代性道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