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涛：构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话语体系
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是在解答“中国问题”和“世界性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转型加速期，一个国家确证尊严的最有效方式，除了国家的“硬实力”，就是国家的“软实力”。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和影响力的体现，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在全球化时代，牢牢掌握阐明“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奇迹”的话语权，一是要用“中国道路”阐明“中国奇迹”，“中国道路”是破解“中国奇迹”的关键密码；二是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中国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三是要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中国道路”是“中国话语”的重要支撑。同时，我们还要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处理好中国话语与世界认同的关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能“自言自语”，而要增强国际交流、世界交融和全球认同，让世界认同中国。因此，中国应加强文化、思想、学术、民众交流，寻求全球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不谋求话语霸权，而是真诚追求合作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根本目的是增强中国发展的文明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董彦斌：历史情境中理解刑罚
如果我们把对刑罚的理解置于历史情境当中，当可发现，各古代民族或国家适用不同的刑罚，确乎各有其道理。日耳曼人以游牧为生，不以置不动产为追求，所以在财产方面，其所在乎的便是动产，富人重视财宝，贫者重视生活物品，当此之时，罚以财富，便能对其生活形成威慑性的影响。而对于古日本来说，作为非游牧民族，日本的考量排除了日耳曼的刑罚基本点，作为对非流动的人数不少的农业式居民的处罚，既不十分重视被处罚者的劳动力和战斗力，又更强调对于土著长居者的威慑以求减少犯罪，肉刑便成了重要的选择。
如果说古日耳曼的罚金里不仅在乎威慑，而且在乎正义，而古日本的肉刑则威慑大于正义，则古人对于报复刑的设计，其刑罚方式不同于罚金，又是一种较为原始朴素的融肉刑、威慑和正义于一体的刑罚。报复刑，在孟德斯鸠这里，指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仅要处以肉刑，还要处以相同部位之伤害的肉刑。显然，在威慑方面，报复刑与肉刑有同等的考量，而在正义方面，这是一种最清楚明白的看得见的朴素正义。《十二铜表法》中，孟德斯鸠所讲的肉刑转化为罚金，其中还有赔偿的考量。
赔偿与罚金是不同的，赔偿在于给予被害人以利益补偿，《十二铜表法》于此是有强烈的被害人关怀的。这种关怀，就在威慑和正义之上，又增加了人文、人道和人本的色彩。
罗峰：全过程民主的理论逻辑
全过程民主是对人民民主而不是其他民主制度的一种具体演绎，契合马克思所讲的民主的价值属性。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国家制度”就其存在、现实性来说，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强调民主的现实性与操作性；而全过程民主的“全”与“过程”，则体现了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参与过程的现实性与规范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要论断，既接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真正民主的人民价值属性的判定，又回应了民众在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现实诉求。
在人民民主实践中，这种“完整的参与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的主体“全”，即在把握一定政治标准与原则的前提下，对人民民主中“人民”的界定尽可能广泛，形成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二是参与的内容“全”，即民众的参与应体现在方方面面，以符合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的演进趋势。这意味着全过程民主所要求的民主参与不是局部的、零散的和碎片化的，而是全面的、系统的和整体性的参与。
万喆：“一带一路”铺就绿色底色
中国政府在疫后经济复苏阶段，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等绿色低碳发展举措，呼吁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具体而言，要加强绿色“一带一路”的政策引导和能力建设，进一步突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推进重点绿色投资项目，打造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产业链；顺势调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重，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从以“老基建”为主向以数字经济等“新基建”转型发展，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下，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包括互联网普及计划、数字产业推广、推动有关产业数字化；依托重点绿色投资项目孵化绿色发展共同体，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能力建设，加快实现绿色转型；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供应链合作与示范，深入推进绿色采购、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一体化，打造“一带一路”新型绿色产业链；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供给向高效、清洁、多元化方向加速转型。
张车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以人民为中心
我国所追求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征程实际上就是从优先关注人的发展，并大力投资教育和健康起步的。新中国成立时，文盲人口占80%，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妇女地位低下，流行病和传染病肆虐，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在党的领导下，国家不遗余力地发展教育、改善健康、提高妇女地位，到改革开放时，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粗文盲率降至22.8%，消灭了天花等极大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流行病和传染病。虽然从经济指标衡量，我国当时仍然贫穷落后，但是从人的发展来看，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7.8岁，接近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说，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
李宏伟：不断提升生态总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对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为不断提升生态总价值，充分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社会效益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亟须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良好生态环境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总价值增值优势，引领和推动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文化、康养、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陈东琼：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内容形式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质量
解决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升党组织组织生活质量，要在压实责任、完善机制、丰富内容、创新形式、增强实效上下功夫。
农村基层党组织应立足农村实际，不断丰富和创新党的组织生活形式与内容，提高组织生活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一，丰富组织生活内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要以提高农村党员素质和解决农村实际问题为导向，将政策解答、医疗健康、技能培训等农村党员、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作为组织生活的主要议题，切实提高组织生活的吸引力。
第二，改进组织生活形式。组织生活形式应多样化，可以采取理论灌输、思想汇报、民主生活、节日纪念、典型示范、调查研究、义务劳动、评比竞赛等多种形式。其中，评比竞赛、讨论辩论、专家指导、观看展览等对农村党员来说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还可以根据农村的实际需要，开展“党员连心日”“最美基层党员在身边”等主题实践活动，鼓励党员参加公益性的社会服务和义务劳动等，增强党员主体意识。
第三，以技术赋能党组织组织生活质量提升。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依托信息网络技术的现代远程教育平台已经成为开展党员干部教育的有效载体。为此，要加快农村基层党组织网络活动阵地建设，提升农村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一方面，“把支部建在网上”，可以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方便党组织发布通知、组织活动，还可以保证特殊时期的组织生活和流动党员的组织生活正常开展。另一方面，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监管难的问题，可以探索建立覆盖到村一级的党建天眼网络，在条件具备的农村组织活动场所安装网络摄像头，在县、乡镇建立管理监督平台，充分发挥网络监督所具备的时空自由、迅速及时、直接全面、成本低廉等优势，实现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活动的有效监管。
孙凯：应对全球海洋塑料污染问题需要坚持的原则
全球性的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是典型的“公地悲剧”，为有效减缓和应对这一问题，需要所有参与者的集体行动，避免“搭便车者”，提升所有参与者遵守规则的意识。
其一，源头治理。要缓解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减少塑料制品，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消费和使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限制甚至完全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以及其他相关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措施，这从源头上大大减少了陆地和海洋中的塑料垃圾。需要对陆地上的塑料垃圾等废弃物进行有效的管理，将塑料垃圾等废弃物经过加工处理实现环境无害化。另外，需要加强塑料制品的循环再利用，并且研发可降解的塑料制品。
其二，过程管控。海洋塑料污染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企业生产过程中对化纤物品的洗涤，以及汽车轮胎行驶过程中的磨损，这些微塑料经过陆地的排水系统最终流向了海洋。因此，需要并对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含有微塑料的废水进行妥善处理，对于进入河流与海洋的废水和城市排水系统进行完善，减少进入海洋中的微塑料。
其三，国际合作。许多国家将海洋当成公共的排污场所和“垃圾收容站”，不受管制的海洋倾废加剧了海洋垃圾污染的问题。需要在联合国或者相关国际组织的协调下使各国对海洋塑料垃圾问题形成共识，并在共识的基础上促成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由于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世界各国的塑料制品使用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科威特、德国、荷兰、爱尔兰和美国等，都是人均每天使用塑料制品较多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均塑料使用量是印度、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孟加拉等国家的人均使用量的10倍以上。因此，在坚持国际合作原则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人均塑料使用量与塑料垃圾的产出等指标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和要求。
其四，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危及到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原则，同时也是应对海洋塑料垃圾问题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当代人无论是使用塑料制品还是对塑料垃圾进行处理，都应该坚持在满足目前当代人需求的同时，考虑到后代人的需求和利益的原则。为子孙后代着想，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任何“竭泽而渔”与“因噎废食”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其五，多主体共同参与。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的有效治理，不仅要求主权国家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以及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还要求其他相关行为体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等行为体积极行动起来。联合国以及其他相关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作为国际行动的协调平台，可以推动应对全球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的国际合作；尤其是环保类的非政府组织在监督其他行为体的行为、塑造环境意识与推动国际共识的形成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一些大的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应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在塑料制品的技术创新方面积极探索，推出更为环保的产品以及加强对塑料垃圾处理技术的研发。
蓝红星：尽快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失业救助对象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减贫形式会发生根本变化，其中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值得重视。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呈现“缺口贫困”“结构贫困”和“流动贫困”等特征。对此，应尽快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失业救助对象，加快构建城乡一体救助体系；提升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提高就业韧性；探索解决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增进民生福祉。
流动人口“缺口贫困”的根源是制度缺失与断裂，因此要重视流动人口失业问题，建立城乡一体救助体系。一是要正视和重视流动人口的失业问题，可将流动人口的合理布局问题与就业促进支持政策相结合，统筹考虑。流入地和流出地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就业机会创设、岗位需求信息精准投放等方式进行合作，实现供需有效匹配，引导流动人口有序流动。二是推进就业制度的改革，促进非正式就业的契约化，加强对缴纳社保等劳动权益问题的监督，提高流动人口社保参保率和收入水平。三是继续创新城乡一体救助体系，改革传统以户籍所在地政府扶持为主的帮扶方式，建立以“常住地”为基础的帮扶方式，推动社会保障、福利政策与扶贫政策法规、制度功能等方面跨区域衔接，逐步将流动人口纳入城乡统一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其能享受到无社会差别、无城乡差别、无地域差异、无歧视偏见的社会服务，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
宋学勤：中国共产党探索城市治理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是探索国家治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城市在人类文明演进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城乡对立、城市发展对环境的影响等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人类。中国共产党有关城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使城市治理适应国情、适应时代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的城市治理曾发生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转折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工业化目标、在城市中建构起具有高效整合、动员能力的“单位社会”，使城市治理承担起时代使命，也确立了政府在新中国城市治理演进中的重要地位。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改革开放后，总体性社会逐渐解体，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激发了城市活力，使城市治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第三次转折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城市治理经验，提出并完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思路。这一思路强调在发挥好政府作用的同时，处理好政府、社会、市民之间的关系，形成城市发展的合力，既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又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经验。总之，中国共产党使当代中国的城市治理继往开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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